2021年度英國的女性小說獎（Women’s Prize for Fiction）的結果出爐，得獎作品為英國作家蘇珊娜．克拉克（Susanna Clarke）闊別文壇十七年後的新作《皮拉奈奇》（Piranesi）。無疑，這結果讓人感到有些意外（普遍認為布里特．班尼特（Brit Bennett）的《消失的另一半》（Vanishing Half）是大熱門）。筆者喜歡《皮拉奈奇》，早前亦在微批這裏寫過書評，以法國哲學家列維納斯（Emmanuel Lévinas）的《時間與他者》（Time and the Other）為詮釋依據，說明小說想要帶出的哲理。[1]
《皮拉奈奇》跟去年北愛爾蘭作家瑪姬．奧法瑞爾（Maggie O’Farrell）的《哈姆尼特》（Hamnet）一樣，都是以一位歷史人物的名字為書命名。作為女性主義的作品，《哈姆尼特》以莎士比亞創作《哈姆雷特》的經過為背景，講述其妻子安妮．海瑟薇（Anne Hathaway）和死去的兒子哈姆尼特的故事。而至於克拉克的《皮拉奈奇》，這部小說以男性的角度書寫，故事一直圍繞着幾個男性，要到最後才出現一位重要的女角色，這設定幾乎就跟女性小說獎過往的得獎作品，甚至是大部份的入圍作品不一樣。
《皮拉奈奇》的得獎，會讓人回顧英國女性小說獎之前的得獎作品。從獎項的變革或可以推測，或許再過幾年，讀者就能見證一些重大改革。
女性小說獎首次頒發於1996年，事緣是1991英國布克獎（Man Booker Prize）短名單的六部作品皆由男性作者書寫，便引起文壇對獎項與得獎者性別的反思。到了三十年後的今天，當初受人質疑的布克獎入選名單（包括國際獎）已有了翻天覆地的改變。2020入選名單的十三個個作家當中，有九名是女性；即使獎項最終由蘇格蘭男作家，道格拉斯．斯圖爾特（Douglas Stuart）奪得，外界還是不禁猜測，其得獎原因在於他同性戀者的身份；至於同年的布克獎的國際獎（The International Booker Prize），得獎者亦是非異性戀者。[2]
本年的布克獎的國際獎結果已經出爐，由法藉塞內加爾裔作家，大衛．迪奧普（David Diop）獲得，但在此之前，連續三年皆由女性作者獲獎，其對女性作家的重視彷彿是不言自明。
布克獎評審準則的改變似乎非常明確，就是要盡可能多提名和頒發予女性﹑非白人﹑非異性戀者。在去年的布克獎頒發後不久，該獎項2005年的得主，愛爾蘭小說家約翰．班維爾（John Banville）為此表達意見，說作為一個異性戀的白人男人，在如今的文壇生態下，必然不可能再得布克獎。他甚至說：「我鄙視這種『喚醒』運動（“woke” movement）。他們何以沉睡那麼久？同樣的不公正現像還在繼續，它已成為宗教崇拜。」[3]
事實上，這種趨勢好像亦漸漸地反映於女性小說獎。女性小說獎雖然只頒發給女性，但在女性之中，彷彿有想要頒發給非白人女性的傾向。就像2018和2019的得獎者，分別是黑人作家塔亞里．瓊斯（Tayari Jones）和英藉巴基斯坦裔作家，卡米拉．沙姆西（Kamila Shamsie）。
總覽這幾年的得獎作品，它們好像還有一個共通點，而這個共通點似乎隱含着評審﹑或創作者本身對女性小說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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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2019年的得獎作《美國式婚姻》（An American Marriage），作者瓊斯以一對美國黑人夫妻的角度，講述他們如何遭遇因種族上不公的審判，而導致婚姻出現危機。小說以女主人公為敘事的中心，以細膩的筆觸，描寫她如何遙遙無期，等待因無辜入獄的丈夫回家，和期間於情感上喜歡上友人的內心掙扎。根據作者本人的說法，她要寫的其實是一種版本的《奧德賽》（Odyssey）── 寫等待奧德修斯（Odysseus）征戰回家的佩內洛普（Penelope）。[4]
身為英藉的巴基斯坦人，沙姆西的《家火》（Home Fire）想要講的是西方世界與自身伊斯蘭世界的衝突。不難想像，作者的身份與她的取材是她獲得了2018年度的獎項的其中原因。而《家火》之所以是一部值得一讀的作品，不多不少是它再現了古希臘經典悲劇《安提戈涅》（Antigone）。《安提戈涅》講述伊底帕斯的女兒安提戈涅不顧當時國王的禁令，誓要安葬背叛了城邦的兄長，結果被國王處死。《家火》中的女主人公阿尼卡（Aneeka）亦一樣，為了把背叛了伊斯蘭國（ISIS）的哥哥帕爾瓦茲（Parvaiz）的遺體送回家，結果死於一場恐怖襲擊。
讀者或會發現，《哈姆尼特》﹑《美國式婚姻》和《家火》都是經典名著的重現。它們分別借用了《哈姆雷特》﹑《奧德賽》和《安提戈涅》，繼而從這些經典中找到女性書寫的切入點。
這些切入點常跟一種反事實的可能想像有關。例如說，假若在莎士比亞的時代，劇作家以女性的角度書寫，或許傳頌的作品會是《哈姆尼特》，而非現今以悲劇英雄為題的《哈姆雷特》；[5]《奧德賽》不會是關於英雄奧德修斯回家路上的經歷，作品甚至會以等待丈夫回家的佩內洛普命名。[6] 這種書寫進路目的是要與現今世界﹑以男性為主導的作品作一種平衡的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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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相於2017年的得獎作品《權力》（The Power），上述的小說所展現的是一個不同的世界觀。娜奧米．奧爾德曼（Naomi Alderman）的《權力》從一開始就直接展示了一個由女性所主導的世界，在這個世界，女性有一種科技使她們成為主導的性別，結果是，女性可以赤裸裸地成為當權者。這種女權主義的想法看起來大快人心，彷彿讓人有一種錯覺，應該只有女性成為主導的性別，就是女性主義書寫的起步點。然而細想，讀者不難發現，這種女性書寫其實建基於一種世界現有的父權結構。[7]
由《權力》到本年的獲獎作品《皮拉奈奇》，女性小說獎在五年間就有了很大的改變，而這改變似乎亦是對應着布克獎的改變。本年的得獎作沒有女性書寫的意味，看起來可能有點不可思議。
可是，換一個角度看，女性作家就必需要寫帶有女權意識的作品嗎？看布克獎的頒獎傾向，彷彿已經足夠重視女性女義所代表的聲音了，假如女性小說獎成立的原意，是要推翻男性入選者為主導所帶來的不公，此獎項似乎已經完成了它時代的任務了？這裏彷彿是暗示了世界文壇未來的評審品味：在布克獎開始傾向於頒發予女性和其他種族﹑性傾向的作家的同時，為了宣揚最當初的信念和想法，女性小說獎應當要接納一種新的﹑由女性帶起的非性別書寫（或接納作者把自己定義為女性的生理男性？）。
根據女性小說獎主評審伯納丁．埃瓦里斯托（Bernardine Evaristo）的說法，《皮拉奈奇》之所以實至名歸，是因為它以「一種真正原創的、出乎意料的幻想，融合了流派並挑戰了關於書本創作的的先入之見。」[8] 這說法在一方式符合了女性小說的原則，但更重要的是，它所根據的是人類小說創作的理想原則：不帶任何性別和權力的先入之見。
我想，這是女性小說獎真正的精神所在。
注釋
[1] 可參考亞牠於微批的〈《皮拉奈奇》：時間與他者〉。
[2] 關於這兩個獎項的得獎作品，和當中的女性書寫，可參考亞牠於微批的〈〔2020布克獎〕《舒吉．貝恩》：來自貧窮的陽剛閹割〉和〈《暮夜的不安》：孩童的宗教經驗為敘事語言〉。
[3] Reiss Smith, “Booker Prize winner John Banville doesn’t thinks the ‘woke cult’ would let a straight, white man like him win again,” Pink News, Nov 30, 2020, https://www.pinknews.co.uk/2020/11/30/john-banville-booker-prize-winner-straight-white-men-woke/ ；另可參考亞牠於微批的〈思考女性書寫（上）：從今年的文學獎項談起〉和〈《雪》：小說家對自己的謀殺／推理小說的辯證法〉。
[4] Alex Clark, “An American Marriage by Tayari Jones review – packed with ideas and emotion,” The Guardian, 2 Jul, 2019,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9/jul/02/an-american-marriage-tayari-jones-review.
[5] 可參考亞牠於微批的〈《哈姆尼特》：莎士比亞妻子的致哀方式〉。
[6] 相關討論，讀者可參考亞牠於微批的〈吳爾芙：大海裏的女性主義〉。
[7] 更多的討論，可參考亞牠於微批的〈思考女性書寫（下）：女性文學的可能性〉。
[8] “Women’s Prize for Fiction: Susanna Clarke wins for ‘truly original’ comeback”, BBC News, September 9, 2021, https://www.bbc.com/news/entertainment-arts-584888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