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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英國女性小說獎:女性小說的將來或許是一種非性別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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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英國女性小說獎:女性小說的將來或許是一種非性別書寫

  2021年度英國的女性小說獎(Women’s Prize for Fiction)的結果出爐,得獎作品為英國作家蘇珊娜.克拉克(Susanna Clarke)闊別文壇十七年後的新作《皮拉奈奇》(Piranesi)。無疑,這結果讓人感到有些意外(普遍認為布里特.班尼特(Brit Bennett)的《消失的另一半》(Vanishing Half)是大熱門)。筆者喜歡《皮拉奈奇》,早前亦在微批這裏寫過書評,以法國哲學家列維納斯(Emmanuel Lévinas)的《時間與他者》(Time and the Other)為詮釋依據,說明小說想要帶出的哲理。[1]

  《皮拉奈奇》跟去年北愛爾蘭作家瑪姬.奧法瑞爾(Maggie O’Farrell)的《哈姆尼特》(Hamnet)一樣,都是以一位歷史人物的名字為書命名。作為女性主義的作品,《哈姆尼特》以莎士比亞創作《哈姆雷特》的經過為背景,講述其妻子安妮.海瑟薇(Anne Hathaway)和死去的兒子哈姆尼特的故事。而至於克拉克的《皮拉奈奇》,這部小說以男性的角度書寫,故事一直圍繞着幾個男性,要到最後才出現一位重要的女角色,這設定幾乎就跟女性小說獎過往的得獎作品,甚至是大部份的入圍作品不一樣。

  《皮拉奈奇》的得獎,會讓人回顧英國女性小說獎之前的得獎作品。從獎項的變革或可以推測,或許再過幾年,讀者就能見證一些重大改革。

  女性小說獎首次頒發於1996年,事緣是1991英國布克獎(Man Booker Prize)短名單的六部作品皆由男性作者書寫,便引起文壇對獎項與得獎者性別的反思。到了三十年後的今天,當初受人質疑的布克獎入選名單(包括國際獎)已有了翻天覆地的改變。2020入選名單的十三個個作家當中,有九名是女性;即使獎項最終由蘇格蘭男作家,道格拉斯.斯圖爾特(Douglas Stuart)奪得,外界還是不禁猜測,其得獎原因在於他同性戀者的身份;至於同年的布克獎的國際獎(The International Booker Prize),得獎者亦是非異性戀者。[2]

  本年的布克獎的國際獎結果已經出爐,由法藉塞內加爾裔作家,大衛.迪奧普(David Diop)獲得,但在此之前,連續三年皆由女性作者獲獎,其對女性作家的重視彷彿是不言自明。

  布克獎評審準則的改變似乎非常明確,就是要盡可能多提名和頒發予女性﹑非白人﹑非異性戀者。在去年的布克獎頒發後不久,該獎項2005年的得主,愛爾蘭小說家約翰.班維爾(John Banville)為此表達意見,說作為一個異性戀的白人男人,在如今的文壇生態下,必然不可能再得布克獎。他甚至說:「我鄙視這種『喚醒』運動(“woke” movement)。他們何以沉睡那麼久?同樣的不公正現像還在繼續,它已成為宗教崇拜。」[3]

  事實上,這種趨勢好像亦漸漸地反映於女性小說獎。女性小說獎雖然只頒發給女性,但在女性之中,彷彿有想要頒發給非白人女性的傾向。就像2018和2019的得獎者,分別是黑人作家塔亞里.瓊斯(Tayari Jones)和英藉巴基斯坦裔作家,卡米拉.沙姆西(Kamila Shamsie)。

  總覽這幾年的得獎作品,它們好像還有一個共通點,而這個共通點似乎隱含着評審﹑或創作者本身對女性小說的看法。

  先看2019年的得獎作《美國式婚姻》(An American Marriage),作者瓊斯以一對美國黑人夫妻的角度,講述他們如何遭遇因種族上不公的審判,而導致婚姻出現危機。小說以女主人公為敘事的中心,以細膩的筆觸,描寫她如何遙遙無期,等待因無辜入獄的丈夫回家,和期間於情感上喜歡上友人的內心掙扎。根據作者本人的說法,她要寫的其實是一種版本的《奧德賽》(Odyssey)── 寫等待奧德修斯(Odysseus)征戰回家的佩內洛普(Penelope)。[4]

  身為英藉的巴基斯坦人,沙姆西的《家火》(Home Fire)想要講的是西方世界與自身伊斯蘭世界的衝突。不難想像,作者的身份與她的取材是她獲得了2018年度的獎項的其中原因。而《家火》之所以是一部值得一讀的作品,不多不少是它再現了古希臘經典悲劇《安提戈涅》(Antigone)。《安提戈涅》講述伊底帕斯的女兒安提戈涅不顧當時國王的禁令,誓要安葬背叛了城邦的兄長,結果被國王處死。《家火》中的女主人公阿尼卡(Aneeka)亦一樣,為了把背叛了伊斯蘭國(ISIS)的哥哥帕爾瓦茲(Parvaiz)的遺體送回家,結果死於一場恐怖襲擊。

  讀者或會發現,《哈姆尼特》﹑《美國式婚姻》和《家火》都是經典名著的重現。它們分別借用了《哈姆雷特》﹑《奧德賽》和《安提戈涅》,繼而從這些經典中找到女性書寫的切入點。

  這些切入點常跟一種反事實的可能想像有關。例如說,假若在莎士比亞的時代,劇作家以女性的角度書寫,或許傳頌的作品會是《哈姆尼特》,而非現今以悲劇英雄為題的《哈姆雷特》;[5]《奧德賽》不會是關於英雄奧德修斯回家路上的經歷,作品甚至會以等待丈夫回家的佩內洛普命名。[6] 這種書寫進路目的是要與現今世界﹑以男性為主導的作品作一種平衡的對照。

  對相於2017年的得獎作品《權力》(The Power),上述的小說所展現的是一個不同的世界觀。娜奧米.奧爾德曼(Naomi Alderman)的《權力》從一開始就直接展示了一個由女性所主導的世界,在這個世界,女性有一種科技使她們成為主導的性別,結果是,女性可以赤裸裸地成為當權者。這種女權主義的想法看起來大快人心,彷彿讓人有一種錯覺,應該只有女性成為主導的性別,就是女性主義書寫的起步點。然而細想,讀者不難發現,這種女性書寫其實建基於一種世界現有的父權結構。[7]

  由《權力》到本年的獲獎作品《皮拉奈奇》,女性小說獎在五年間就有了很大的改變,而這改變似乎亦是對應着布克獎的改變。本年的得獎作沒有女性書寫的意味,看起來可能有點不可思議。

  可是,換一個角度看,女性作家就必需要寫帶有女權意識的作品嗎?看布克獎的頒獎傾向,彷彿已經足夠重視女性女義所代表的聲音了,假如女性小說獎成立的原意,是要推翻男性入選者為主導所帶來的不公,此獎項似乎已經完成了它時代的任務了?這裏彷彿是暗示了世界文壇未來的評審品味:在布克獎開始傾向於頒發予女性和其他種族﹑性傾向的作家的同時,為了宣揚最當初的信念和想法,女性小說獎應當要接納一種新的﹑由女性帶起的非性別書寫(或接納作者把自己定義為女性的生理男性?)。

  根據女性小說獎主評審伯納丁.埃瓦里斯托(Bernardine Evaristo)的說法,《皮拉奈奇》之所以實至名歸,是因為它以「一種真正原創的、出乎意料的幻想,融合了流派並挑戰了關於書本創作的的先入之見。」[8] 這說法在一方式符合了女性小說的原則,但更重要的是,它所根據的是人類小說創作的理想原則:不帶任何性別和權力的先入之見。

我想,這是女性小說獎真正的精神所在。

 

注釋

[1] 可參考亞牠於微批的〈《皮拉奈奇》:時間與他者〉。

[2] 關於這兩個獎項的得獎作品,和當中的女性書寫,可參考亞牠於微批的〈〔2020布克獎〕《舒吉.貝恩》:來自貧窮的陽剛閹割〉和〈《暮夜的不安》:孩童的宗教經驗為敘事語言〉。

[3] Reiss Smith, “Booker Prize winner John Banville doesn’t thinks the ‘woke cult’ would let a straight, white man like him win again,” Pink NewsNov 30, 2020, https://www.pinknews.co.uk/2020/11/30/john-banville-booker-prize-winner-straight-white-men-woke/ ;另可參考亞牠於微批的〈思考女性書寫(上):從今年的文學獎項談起〉和〈《雪》:小說家對自己的謀殺/推理小說的辯證法〉。

[4] Alex Clark, “An American Marriage by Tayari Jones review – packed with ideas and emotion,” The Guardian, 2 Jul, 2019,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9/jul/02/an-american-marriage-tayari-jones-review.

[5] 可參考亞牠於微批的〈《哈姆尼特》:莎士比亞妻子的致哀方式〉。

[6] 相關討論,讀者可參考亞牠於微批的〈吳爾芙:大海裏的女性主義〉。

[7] 更多的討論,可參考亞牠於微批的〈思考女性書寫(下):女性文學的可能性〉。

[8] “Women’s Prize for Fiction: Susanna Clarke wins for ‘truly original’ comeback”, BBC News, September 9, 2021, https://www.bbc.com/news/entertainment-arts-58488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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