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愛爾蘭作家瑪姬．奧法瑞爾（Maggie O’Farrell）的新作《哈姆尼特》（Hamnet）在年初出版，剛出版就遇上了疫情，好些宣傳活動都被迫就延期舉行。但其後小說不但入選了英國的女性小說獎（Women’s Prize for Fiction），還在眾多知名的入選作者中脫穎而出，便一時受到了文壇的關注。
不過讀者可能會對書的名字感到疑惑，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我們都聽過，然而這名哈姆尼特究竟是誰呢？是不是哈姆雷特故事的翻版？還是一個借他名字招搖撞騙的人？都不是。哈姆尼特其實是莎士比亞跟他妻子安妮．海瑟薇（Anne Hathaway）所生的兒子，後來這個小孩在十一歲時不幸去世，莎士比亞為了紀念他，便用當時讀音相同﹑卻不同拼法的「Hamlet」，寫下了名重千古的《哈姆雷特》。[1]
作者奧法瑞爾說過，在她十六歲時上的一堂文學課上，老師提起過莎士比亞的這個兒子，此後便對這件事念念不忘，一念便是三十年，直到《哈姆尼特》成書才算是了結了這個情意結。主要是其實是她一直的疑惑：像莎士比亞這種神秘的人，我們對其生活可說是一無所知，但他卻會以創作的方式留下了如此重大的生活足跡。[2]
事實上，在學術界也有不少人研究過哈姆尼特如何成為《哈姆雷特》的創作靈感，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 也在他的《尤利西斯》（Ulysses）中特別提到過此事，當中不少認為這是莎士比亞對亡子的悼念形式。莎士比亞本來就是一個會寫悼念的劇作家：在兒子過身的前兩年，他就曾在歷史劇《約翰王》（The Life and Death of King John）寫過母親對兒子的悼念。哈姆尼特還有一個雙胞胎的妹妹，有學者因應這點而發揮，認為莎士比亞在《哈姆雷特》常提到二這個數字和運用到雙重的修飾字句，目的正是悼念兩個之中死去的一個。[3]
這種對《哈姆雷特》的詮釋方式是否可信，我們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莎士比亞確實以《哈姆雷特》悼念亡子：在劇作中，他的兒子是一位英雄，他像悲劇人物般死去，然後被後人傳頌。這是莎士比亞對亡子的悼念方式。
奧法瑞爾寫《哈姆尼特》之前自然也了解到這點，《哈姆尼特》同是一個關於悼念的故事，但作者想要展現的視覺卻跟四百年前的劇作截然不同。畢竟，哈姆尼特不只是莎士比亞的兒子，他同時更是母親海瑟薇的兒子。小說想要還原這個男孩的生活事，道出一種屬於女性的悼念方式。
要寫哈姆尼特的日常生活，便不能避免寫到莎士比亞的日常生活。這或許是奧法瑞爾寫這部小說時面對的第一個困難。莎士比亞當年居住的房子是怎樣的呢？作者想要執筆書寫，卻馬上忍不住駐筆想：房子的地板是怎樣的？是木搭建成的嗎？她因此跑到去他史特拉福（Stratford）的故居，一探究竟。
奧法瑞爾說過，她用了三十年時間籌備《哈姆尼特》的書寫。[4] 其中一個原因自然是作者對歷史事實的考究和深思，但被問到為甚麼需要這麼長的時間，她的答案竟然因為出於迷信的原因：她害怕自己的兒子會像現實中的哈姆尼特，死於十一歲。因此她要等到兒子過了十一歲才繼續書寫[5]（她過說，《哈姆雷特》完成之際倫敦正經歷著黑死病的大流行，而她的《哈姆尼特》出被之際，世界正經歷著新型官狀病毒的大流行。[6]她彷彿就是害怕這種巧合的事）。
看過大文豪的故居，會發現他也是一個需要生活的普通人，因此另一個問題是：如何把一個人的生活寫得平實卻又不失大體？一些電影都曾展示過莎士比亞的私人生活，但經電影的浪漫化，很多細節可以避重就輕。奧法瑞爾用了一個非常巧妙的技巧：她整本書就不曾用過「莎士比亞」來指稱這位大文豪。被問到為何如此，她便笑說：「一個主要的原因是，我發現幾乎不可能在鍵盤前坐下來寫：『然後，威廉．莎士比亞吃早餐。』這到底是怎麼了？你知道，你不可能寫這種句子。沒有人可以。這樣明顯地很荒唐。」所以，一開始敘事者就決定把他稱為「拉丁文導師」。
這種回答使得當時的觀眾和訪問者都哄堂大笑。不過這種處理手法其實含意很深。一來是她不想莎士比亞真的成為一個普通人，如此似乎會使人難以代入小說；其次是，她想自己和讀者都忘記自身對莎士比亞的既有認知，尤其是對他妻子的既定想像──就如她之後說：「在大多數你讀過關於莎士比亞的傳記，在任何形式，由情景喜劇到非常非常學術的傳記，關於她的傳聞永遠都是一樣的，就是她是這個比較年長，誘惑這個年輕男孩結婚的農村女。」傳聞是莎士比亞當年是奉子成婚，後來也恨這個女人，便隻身跑到倫敦……
奧法瑞爾說她毫不相信這就是事實的全部。實情是莎士比亞一直把賺到的錢寄回家，在淡出劇場界後便回史特拉福跟妻子安享晚年。她甚至不相信莎士比亞的妻子叫安妮．海瑟薇，她認為應該是艾格尼絲．海瑟薇（Agnes Hathaway），原因是，怎麼可能一個父親會把自己的女兒叫作艾格尼絲而她的真正名字是安妮？[7] 奧法瑞爾正是如此一步一步還原生活細節上的真相，先把艾格尼絲還原至原本該有的人格模樣，繼而把敘事推展至一種屬於女性視覺的場域。
故事的第二章便是莎士比亞與艾格尼絲的相遇。青年莎士比亞彷彿早就以一種舞台劇的視覺觀看世界，在他眼裡艾格尼絲的一舉一動都讓讀者為之好奇，作者一方面在這個章節顯露了莎士比亞的才情，但在另一方面是偷偷地為艾格尼絲「平反」：是莎士比亞先對這位成熟的姑娘展開攻勢的。
莎士比亞一開口便說自己在這裡教小孩拉丁文，他想要艾格尼絲知道他屬於受過教育的一群。但艾格尼絲只是輕輕地說了一句：「啊，是拉丁文導師。當然了。」她雖是農民階級，但卻不自覺低人一等。奧法瑞爾甚至認為，以當時的社會階級制度而言，艾格尼絲絕不應下嫁給這位比她年輕八歲的這拉丁文導師。畢竟她有田有地；而反觀莎士比亞，跟班．強生（Ben Jonson） 和克里斯多福．馬羅（Christopher Marlowe）這些受過最高教育的劇作家相比，他只受過文法學校（grammar school）的基本教育。[8]
這裡奧法瑞爾想要展示的是，與其說莎士比亞的才華早在十八歲時已經盡現，倒不如說是比他成熟的妻子有洞悉一切的眼光。有了如此的敘事筆調和節奏，讀者便很容易把哈姆尼特連繫到他的母親。母親因此而比大文豪莎士比亞更為重要。
其實，近年愈來愈多女性作家以這類手法書寫。一方面，這或許是女性的身分很容易驅使他們如此書寫。但在另一方面，這是一種有力量的書寫方式。一個女作家當然可以把女性寫出大文豪的氣質，但這樣難免只會顯得女性只能跟著男性對文學的想像走。奧法瑞爾顯然是走了另一條更有趣的路線。我們可以想像，假如莎士比亞的妻子才是當時的劇作家，她寫出的《哈姆雷特》必然會跟莎士比亞的不一樣。從《哈姆尼特》，我們可以隱約看到另一個可能世界的《哈姆雷特》。
這或許是奧法瑞爾獲女性小說獎的原因。
注釋
[1] 更詳細的資料，讀者可參考：Stephen Greenblatt, “The Death of Hamnet and the Making of Hamlet,” The New York Review (Oct 21, 2004 issue): https://www.nybooks.com/articles/2004/10/21/the-death-of-hamnet-and-the-making-of-hamlet/
[2] Forbidden Planet, “Maggie O’Farrell talks about Hamne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i0KrHN-eYU
[3] Eugene J. Mahon, “The Death of Hamnet: An Essay on Grief and Creativity,” The Psychoanalytic Quarterly Vol. LXXVIII, No. 2 (2009), pp. 425-444.
[4] Stephanie Merritt, “Hamnet by Maggie O’Farrell review – tragic tale of the Latin tutor’s son,” The Guardian (29 Mar 2020):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20/mar/29/hamnet-by-maggie-o-farrell-review
[5] Ibid.
[6] Forbidden Planet, “Maggie O’Farrell talks about Hamne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i0KrHN-eYU
[7] Damian Barr’s Literary Salon, “Maggie O’Farrell on Hamnet, at Damian Barr’s Literary Salon.”: https://youtu.be/2JdskxUM55Y
[8] Ibid.；也參考奧法瑞爾所引用的傳記：Germaine Greer, Shakespeare’s Wife (Harper,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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