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生命是立於一基礎之上，假如它是一個碗，不斷填滿填滿又填滿，那麼毫無疑問，我的碗是立於這個回憶。它是關於在聖艾夫斯的苗圃裡，躺在床上半睡半醒。它是關於聽着海浪的拍打聲，一，二，一，二，和海浪濺落在沙灘之上。」維吉尼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在〈往事草書〉（A sketch of the Past）裡說過，這是她人生的第一個回憶，也是最重要的回憶。[1]
吳爾芙的第一部小說《遠航》（The Voyage Out）寫的正是大海，其後她的兩部著作《海浪》（The Waves）和《燈塔行》（To the Lighthouse）也延續了大海給她的聲音，是現代主義意識流的經典。假如生命確實立於一基礎之上，然後慢慢地填滿，吳爾芙的生命似乎真的離不開她童年時聽到的大海：她小說文字就像海浪的拍打聲，一，二，一，二，來回地絮語着心中的思緒。
吳爾芙有一張照片，是她跟美學家克萊夫．貝爾（Clive Bell）在海邊的合影。兩人的衣着難得不是當時二十世紀初的端莊打扮，使人印象特別深刻。貝爾是吳爾芙的姐夫，也是布盧姆茨伯里派（Bloomsbury Group）的其中一員。貝爾著有《藝術》（Art）一書，是英國形式主義的經典著作；但作為意識流文學的先鋒，吳爾芙反對形式主義。[2]又或許說，並非意識流文學本身帶有反形式主義的意味，而是吳爾芙的女性主義思想挑戰了滲雜父權視覺的形式美。
吳爾芙跟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為同代的意識流文學家，兩人生卒年份相同，但前者常被歸類為現代主義文學家，後者則愈來愈多人認為是後現代主義的先驅。[/3]
喬伊斯的《尤利西斯》（Ulysses）是基於荷馬史詩《奧德賽》（Odyssey）的文學遊戲，小說的其中主要部份刻畫了主人公像奧德西斯一樣的十年海外漂泊生活，雖然內容跟真正的海上奇遇無關，但在都柏林這個海港，故事人物的生命卻彷如奧德西斯遇到的大海一樣，充滿了危機和不安。在《奧德賽》大海也喻意着孤立，還不時出現奪走歸航者性命的海妖。從古以來，大海彷彿是不確定和陌生的，同時又象徵了危機和冒險的意象。把這些特質都加起來，文學裡的大海常於一種待人征服的狀態──征服的成功代表榮耀；失敗顯示的是無力和絕望。
大海或許真的是危機四伏，但吳爾芙的大海並非用來讓人征服。或者說，大海有征服人的意思，人便隨之漂泊，與之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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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往大海的深處一望而下。儘管水面絲毫受到歐芙洛緒涅的微動干擾，下方卻是綠色和暗淡，它逐漸變得越來越暗，直到底部的沙子只剩下一片蒼白的朦朧。人們幾乎看不到失事船隻的黑色肋骨，或巨大鰻魚穴居所築成的螺旋塔，或光滑的綠側怪物如此的閃爍方式。」吳爾芙在《遠航》的初段這樣描述了小說女主人公的視覺。
小說講的主要是女主人公瑞秋在她父親的遠航船上的經歷。小說展示了一場價值觀的改變之旅：遠航是地域與文化上的探險，然後到最後，瑞秋最大的啟示是心靈上的。到最後，瑞秋病重在床，她感受到的正是大海，這彷彿是吳爾芙本人在小時候躺在床上聽着大海的回憶片段：「像玻璃的、涼快的、半透明的海浪，在她面前幾乎清晰可見，它的清涼透心使她在床尾蜷縮着身子，想要將自己的思緒隨之流動〔……〕她全然自我隔絕，無法與世界的其餘部份溝通，與她的身體孤獨為伴。」這時瑞秋的身體便感覺沉到了海底。她並非已經死去，而是躺在海床上，成為了大海的一部份，看着黑暗與光明的交替。[4]
《遠航》這部小說的原名為《Melymbrosia》，初稿完成於1912年，而其後又反覆修改了，才有現今所見的1915年終訂本。根據學者路易絲．德薩爾沃（Louise DeSalvo）的說法，《遠航》的初稿有不少對女性和當時的帝國主義政治有過於前衛的見解，但其後考慮到會惹上麻煩，才把敏感的部份修改掉。[5]
小說一段講到上流社會的達洛維夫婦登上了這艘遠航船（也是後來《達洛維夫人》［Mrs. Dalloway］的主角），瑞秋跟同行的女友人被達洛維夫人的身體秉震撼，認為其女社體態是現在社會的一種典範，兩人因此開始對自己的身體感到自悲。
但吳爾芙的寫作目的自然不是要推崇這種女性的優雅，她說達洛維夫人的身體似是「在嗡嗡作響的油膩機械中心，拋光桿在其滑動，活塞在怦怦打擊」，目的顯然是要把所謂的「女性優雅」加上伴隨工業革命的帝國主義的聯想。吳爾芙把瑞秋的的身體視為大海的一部份，顯然是對帝國主義對女性的價值觀的否定（在《達洛維夫人》更是明確地表達了這種想法）。[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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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往事草書〉，吳爾芙不但提到了大海的聲音如何構成了她的童年回憶，還說過到書寫《燈塔行》為止，她經常會還會聽到去世的母親的聲音。神奇的是，小說完成，這種母親的情結就消失了，母親的聲音也隨之消失。[7]《燈塔行》是吳爾芙的半自傳小說，當中的拉姆齊夫人便是她母親的映照。在現實中，吳爾芙的母親在父權社會下作出了讓步和犧牲，故有女性主義者會把重點放於小說中的母親。[8]
母親的聲音是《燈塔行》的重要元素，她代表了女性的聲音，同時與海浪的拍打聲互相輝映。於小說，拉姆齊夫人是第一個把大海之聲跟其他聲音區運的人，其後便是畫家莉莉；於小說，拉姆齊先生是代表着理性的哲學家，他會在大海前沉思，期望以理性主義的方式獲得靈感，相反畫家莉莉希望從大海裡找到某種「信息」或「視覺」。[9]
其實，早在《燈塔行》完成的前幾年，吳爾芙寫過名為〈沒成文的小說〉（An Unwritten Novel）的短篇，當中的大海有代表了母親和兒子。到了之後的《海浪》，大海的聲音甚至成為了主要的聲音，而且是一種純粹的女性聲音，就如第一章的開首就明確指出：「在地平線之外，天空也漸轉清澈，好像那裡的白色渣滓已經沉澱，又好像有一位隱伏在地平線下的女性用手臂舉起了一盞明燈，使白、青、黃三色相間的朦朧光線於天際展開，恰似鋪展開來的根根扇骨。」這裡所說的「地平線下的女性」，指的正是大海。
大海是擬人化的，但身分卻又非常朦朧，使得讀者有時會以為是角色的話語（根據吳爾芙，她認為這種誤判是奇怪的事）。其中主要的原因當然是某種主流視覺的結果。
在吳爾芙的女性主義文字裡，大海本身就是女性的化身。女性主義文學的精髓在於一種可能性的展現，要明白這點才能真正體會文字的感覺。
注釋
[1] Virginia Woolf, “A Sketch of the Past,” Moments of Being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5), p. 64.
[2] 對於吳爾芙的女性主義書寫與形式主義的關係，可參考：Christopher Reed, “Through Formalism: Feminism and Virginia Woolf’s Relation to Bloomsbury Aesthetics,” Twentieth Century Literature, Vol. 38, No. 1 (Spring, 1992), pp. 20–43.
[3] Pamela L. Caughie, Virginia Woolf & Postmodernism: Literature in Quest & Question of Itself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1).
[4] 此部分參考了David Bradshaw, “‘The Purest Ecstasy’: Virginia Woolf and the Sea,” in Lara Feigel & Alexandra Harris eds. Modernism on Sea: Art and Culture at the British Seaside (Oxford: Peter Lang, 2009), pp. 106–107.
[5] Louise DeSalvo, Melymbrosia (Cleis Press, 2002).
[6] 讀者可參考Andrea Lewis, “The Visual Politics of Empire and Gender in Virginia Woolf’s “The Voyage Out”,” Woolf Studies Annual Vol. 1 (1995), pp. 106–119.
[7] Virginia Woolf, “A Sketch of the Past,” Moments of Being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5), pp. 80–81.
[8] 對於《燈塔行》中的母親和女性主義，可參考Beth Rigel Daugherty, “”There she sat”: The Power of the Feminist Imagination in To the Lighthouse,” Twentieth Century Literature Vol. 37, No. 3 (Autumn, 1991), pp. 289–308.
[9] 也參考：Patrizia A. Muscogiuri, “This, I Fancy, Must be the Sea,” Virginia Woolf and the Natural World (Clemson University Digital Press, p. 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