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英國的布克獎（Man Booker Prize）的得獎作品是蘇格蘭作家道格拉斯．斯圖爾特（Douglas Stuart）的《舒吉．貝恩》（Shuggie Bain）。感覺布克獎近年都不是男性作家可以突圍而出的競技場，斯圖爾特獲獎後，有報導大字標題說：男同性戀作家獲布克獎；[1] 但我想，其實可能單說是男作家獲布克獎，很多人便馬上會問他是不是同性戀者。
但斯圖爾特作為一名男同性戀作家，確實是寫出了一道重要的聲音。
小說講述一位名為舒吉的小男孩的成長經歷，故事設定為八十年代蘇格蘭的格拉斯哥。其主線以男孩與母親的互動為多，主要講他母親放棄了跟一位平實的男人一起，選擇要跟另一個男人，卻被那個失業的男人拋棄於公共房屋，此後便日夜沉醉於酒精的麻醉之中。整本小說的筆調極為灰暗，幾乎沒有多少正面的句子。這是小男孩的成長記述，同時也是他母親墮落的記述。小男孩想要把母親解救了水深火熱之中，卻無能為力，故事終結，一切似乎沒有變化，就像格拉斯哥這個城市一樣，它放棄了工人階級，正在走向新時代，把社會上的邊緣人一併從邊緣推進深淵……
這部小說的文字也許比較難以明白，很多對話直接使用了蘇格蘭口音的拼法和大量（格拉斯哥口音向來被認為是難以明白），但這種保持寫實的敘事手法，使讀者很容易代入小說的世界、主角的情感。其中的原因是，小說的情感都是作者真實的情感：作者的母親在他十六歲時便離世了，小說是他成長經歷的半自傳，他感覺逝去的母親就在著作的每一頁文字之中。回憶過往的苦痛其實不易，他說過有時要盡量說服自己並不真的在寫這部著作。[2]
當然，作為一本半自傳小說，作者同性戀的身分自然是某些內心獨白的重要構成部分。小說中的主人公舒吉經常就有性取向上的疑問，其中讓他關注的還有自己的身體，和一個青少年男孩應有的、所謂的男子陽剛氣質。
「鏡子裡他濕漉漉的頭髮像煤炭一樣黑。」正如小說中的一段描述：「他一把將它刷在臉上，驚覺幾乎與下巴對齊。他凝視著自己，試圖尋找一種值得自我欣賞的陽剛特質：黑色的捲發，乳白色的皮膚，高挺突出的頰骨。他注意到自己那雙反射在鏡子裡眼睛。這毫不對勁。這不是能長成真男性的骨骼。他又擦了擦自己。」
這是十六歲的男孩舒吉對自己的評價。他渴望自己能成為一個真正的男子漢。
對自己身體的不安、性別認同的掙扎、與母親關係等元素，常出現在女性主義文學之中，這或許已經近年世界文壇的主流，男性作家反而少以這方面著筆。從西方文化史的角度看，這種現象其實有跡可尋──就像，很多女性作家很多深受精神分析學派的影響，常以母女關係為題材或思考的出發點，帶出社會的某些父權特質；而讀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論述，亦會發現他只單獨成文地討論過女性的性別特質。
社會原先就預設了一個男性的視覺，這使得人們煞有介事地認為，女性必要為自己發聲；從另一個角度看，男性也要為自己發聲，但他們的聲音一方面容易被主流的聲音所掩蓋，當中好些人甚麼認為，自己作為男性其實沒有發聲的權利。這或許是世界需要這本小說的地方：男性也有自己的掙扎（不管是否同性戀），而這並非不言自明的事。或許這裡可以主角與父親的為題，以精神分析心理學的角度討論甚麼是男子陽剛氣質。
舒吉的一家被父親拋棄了，母親借酒消愁，一幕說到舒吉詢問母親是否又去了喝酒，他叫母親走過來讓他聞一下，母親便說了一句：「你以為自己是誰，是你爸爸嗎？」從精神分析心理學的角度，舒吉自然想要成為父親的角色，照顧落泊的母親。這裏不一定需要解讀為一種「伊底帕斯情意結」，但小孩的家庭缺乏父親人物（father figure），卻是理解陽剛氣質和同性戀傾向的一個切入點。
一些心理學者一般假設，缺乏父親的男孩容易建立出女子陰柔個性。早在六十年代就有心理學實驗以此為題，試圖證明這個假設。實驗先以問卷的方式，問十六歲的男孩喜愛的活動。就如大家可以設想，男孩一般會為了顯示自己的男子特質，選擇符合社會約定俗成的答案，這方面不管家庭中是否缺乏父親，問卷的答案結果非常相近。但研究人員在以另一個角度切入問題，發現缺乏父親的孩子處事比較被動，這方面你當時人們對陰柔氣質的定義非常相近。[3]
故事主角的處事作風自然很符合這個心理研究的結果，但更有趣的是，把主動和被動人格跟陽剛與陰柔連結在一起，其實自弗洛伊德便是如此。其中最為明確的闡述出自他其中一個最有名的精神分析案例：「狼人」（the Wolf Man）。[4] 「狼人」是弗洛伊德的一個病人，最初似乎是他因為腸道功能失調，必須灌腸才能排便，才向弗洛伊德求醫。[5]經過多年反覆的診症，弗洛伊德認為「狼人」的腸道問題和肛門情慾和閹割情結有關，這也成為弗洛伊德論同性戀的重要根據。[6]
弗洛伊德曾在《性學三論》（Three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Sexuality）中提出，所有人本質上都是兩性戀的，問題只是在於為甚麼最後一些人會喜歡同性，一些會喜歡異性。[7] 「狼人」之所以有這個名字，是因為他曾在夢中看見幾隻白色的狼站在樹上，透過窗戶盯著他。根據弗洛伊德的解讀，這是基於「狼人」曾在小時候目睹父母親做愛，看見母親的生殖器官，喚起了對閹割的恐懼，留下了心理陰影。
《舒吉．貝恩》並沒有以夢作為解開建立性向的依據；人物的潛意識反而是透過鏡子反映。舒吉透過鏡子觀察自己的身體，跟自己進行關於性向和陽剛氣質的對話；他透過鏡子跟母親對望，想他們之間斬不開的連結；他甚至透過鏡子觀察城市裡的其他人，想著他們內心的不安：「舒吉照著鏡子，看著那個男人繼續他的醉酒獨腳戲，談話是如此的低落和不連貫，以至他只能挑出諸如戴卓爾，工會和混蛋之類的某些單詞。」
這裡講的是戴卓爾當年的經濟政策使不少工人階級失去工作。但最細膩的是，作者由此觀察把視線帶回陽剛氣質。他認為在經濟一蹶不振的環境下，男人們正在失去他們的男性氣概：「舒吉一腳踩在油門上。這座城市正在發生變化；他看見這都寫了在人們的臉上。 格拉斯哥正在失去它的存在價值，這都被他從玻璃杯後看得一清二楚。他從自己的收入中也感受到了。他聽到人們說戴卓爾不再想要誠實的工人；她的未來是技術和核電和私人健康。工業時代結束了，克萊德造船廠和斯普林伯恩鐵路公司的骨頭如腐爛的恐龍一樣遍布整座城市。整個住宅區的年輕人們，原先被父親許諾做生意，現在都沒有前途了。男人正在失去他們的男子氣概。」
在一個嚴峻的社會環境，男人失去工作其實就等同被閹割。小說雖然以個人為出發點，探討所謂的男子氣概，但它說的其實還有社會問題。這些社會問題不只是貧窮，還有社會上的暴力和家庭暴力。這彷彿都符合了一些社會學家的說法：供養家庭是男人證明自己是「真漢子」的方法；男人沒能力供養家庭，就得找其他方法來證明自己為男人。[8]
舒吉試圖想要成為一個「真漢子」，是出於他對母親的愛。小說最終沒有出現希望，主角並沒有成功解救母親，或許這才是最寫實的視角。又或許所謂的解救和矯正並不是唯一的出路，出路是對自己的包容，就像小說作者對最後離開蘇格蘭，到紐約成為一名時裝設計師，和跟一個同性結婚。
注釋
[1] Patrick Kelleher, “Gay author wins the Booker Prize for ’emotive’ debut novel about growing up queer in 1980s Glasgow,” Pink News (November 20, 2020): https://www.pinknews.co.uk/2020/11/20/douglas-stuart-shuggie-bain-booker-prize-winner-debut-novel-gay-coming-out-glasgow/.
[2] Alexandra Alter, “Douglas Stuart Wins Booker Prize for ‘Shuggie Bain’,”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9, 2020): https://www.nytimes.com/2020/11/19/books/booker-prize-winner-douglas-stuart-shuggie-bain.html.
[3] Allan G. Barclay & D. R. Cusumano, “Testing Masculinity in Boys without Fathers,” Trans-action volume 5, (1967), pp.33–35.
[4] 參見 R. W. Connell, “Psychoanalysis on Masculinity,” In Harry Brod & Michael Kaufman Eds. Theorizing Masculinities (Sage Publications, 1994), pp.13–14.
[5] 完整檔案參見Sigmund Freud, “From the History of an Infantile Neurosis,”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ume XVII (1917-1919) An Infantile Neurosis and Other Works, 1–124.: https://www.sas.upenn.edu/~cavitch/pdf-library/Freud_SE_Wolfman_complete.pdf
[6] 有興趣可讀 Whitney Davis, “Sigmund Freud’s Drawing of the Dream of the Wolves,” Oxford Art Journal, Vol. 15, No. 2 (1992): 70–87.
[7] 詳見於論文集中的〈性畸變〉（The Sexual Aberrations）。
[8] Charles A. Murray, “The emerging British underclass,” In R. Lister Ed, Charles Murray and the Underclass: The Developing Debate (London: IEA Health and Welfare Unit., 1996), p.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