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每談論到現代性（modernity），總令人有些恍惚，它的表象字義與指涉內在兩者迴環不斷錯置，像是一場迷惑戲法：現代意指的是甚麼？它是指我們當下這個時空狀態？還是有某個特別時代切片？依照藝術史的說法，當代要比現代更靠近現在，那現代更近於回望過去、可供再詮釋的界域。二來，所謂現代性的性質也是歸納與整理後所得出的模型，那些觀察到的細節也需要時間被消化才能成為理論，所以當現代性被端到人們眼前時，它通常是座半舊不新、接壤著過去預言與未來趨勢的橋。
包曼（Zygmunt Bauman）原先也以現代性在處理大屠殺等種種議題，後因強調概念不同，遂新創製液態現代性之詞（Liquid Modernity，2000），在時序上與固態現代性做區別，將橋再往前延伸一步。而《液態之愛》便是建立在如此前提之下，關照了大框架下的男女個體，從彼此間情愛繫連擴展至城市、社會以至於世界樣貌。作者由小論題逐漸發展成大視角，自人的個體化為伊始，將個體之間的互動邏輯投影成更大場域的規則，因而能將看似繁雜的議題有機連結在一起。
自由與安全不可兼得，它們從兩端拉扯親密關係
液態現代性主張因資訊科技的變化，從前遵從的龐大建體、掌控在地等優勢已被翻轉，現在反而是輕薄才能掌握資源，所以關係易於解除、義務可以撤銷，二者之間的紐帶早已脆弱不堪，宛若流動液體無法被掌握。個體化無限制膨脹，人們寧願要靈活連接而不要負擔，於是人們唾棄了一生懸命，敷衍着一期一會，人的千萬次會晤本身即是終點，再沒有茁壯成堅穩關係的可能性。對於液態現代性中的個體來說，最核心癥結點在於自由與安全之間的拉扯，它們位處於光譜兩端，卻同樣皆是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趨性，我們一方面渴望不確定性，讓那未知神秘、驚奇喟嘆物事輕懸着心弦上飄；可另一方面，人又希冀有個穩定住所，能在其中囤積自我、置放安心而深深紮根於某個地方，此一上一下的拉扯越形激烈，成為個體永恆焦慮的裂縫。
在〈出入愛戀〉的篇章中，作者對應兩種愛情面貌，一種視它為隨插即用的免洗商品，可以在大賣場參觀選購，後再輕鬆切割如退換貨手續。譬若直播產業，觀者能夠在眾多顰笑當中選擇你最順眼的那位妃子，隨點隨看，能夠隨着自己的心情任意進出入私密直播間，而你不必付任何人際關係責任；另一種則是將愛情類比於死亡：它們都獨立而行，你不可能學習死亡，亦如你不可能學習愛情，它不是種能被因再三複習而熟稔的技能，每一次墜入愛河都只是完整、獨特而僅此一次的旅程。在後者之中的愛，兩者並非是商品彼此端詳，兩者反倒都是未完成品，必須在相遇過程中煉鑄雕塑而完整，迎向開放未知，而那筆劃近似命運──「命運是最崇高的人類情狀，將恐懼和喜悅揉和為一，難以分離。」於焉不確定性便像是張樂透彩票，你意欲刮開自己幸福未來，但同時也可能蒙受痛苦風險。
作者進一步拆分，愛之於慾望，猶如自由之於安全。前者方向是離心，將己身推向自己所愛的人並隨之融合吸納，擴充愛的疆域，同時接受可能出現的豐饒與貧瘠，即書中所言「越把自己給予所愛的對象，自我就越寬廣」；後者則是向心靠攏、意欲剷除異己他性而驅動着，它像是頭巨獸，巨口嚼碎那些牠的慾望標的，粗劣消耗過排出廢棄物進而邁向自我毀滅。向內吞食殘暴，黑洞真相脫胎於失去安全感，是以其或須取悅依附、或強硬控制，都只是慾望變種之一。白話而論，即是以不同手段消除不安全他性，無論你說甚麼都好，我都祝福你，都能夠包容那些你所做的那些錯誤，是透過抑制自我而有的佔有慾；另一種合體來至於強硬擁抱，若愛的不安全感來自於分離，那我就永遠將你帶在身邊，修改你成為我所不可分離的一部分，「無法當我的連體嬰，那就當我的複製人！」
兩人關係的變革，在情之後連帶影響性的發展。如李維史陀所言，「兩性的聚合是自然與文化的首度交會，也是所有文化的起源與出發點」，它可以是生物本能性質，然亦是一股社會中的文化驅力，因它要求另一人的存在與結合。但如今性在液態現代性中也同樣面臨着困境，那扼喉危機一是失怙，脫離愛神庇蔭，不再與情愫交纏編織；二是喪親，做愛雙方不再是父職母職的潛在候選人，它所隨之而來的社會性延續被切斷，性凝滯成琥珀結晶不予時光文化等外界接觸的「純粹關係」。換言之，它抽離了社會所加諸其上的脈絡與隨之而來的責任，性，因而有着懸吊真空的不安定感。
液態流淌在社會群體中造成的空間分層
第二章後半視角放大，個體結合之後成為社域，虛擬鄰近成為人群互動的最高準則，一切皆盡依憑虛擬特性為主流。以手機來說，只要手持移動網絡，它使人們處在地方的意義被大幅度取消，此處若與他處並無差別，某方面來說是抹煞了地方獨特性。再者，手機雖然能夠聯繫不在場的人，但對於那些保持接觸的人們，手機反而使他們保持分離，提供一個得以遁逃藏匿的堡壘。作者提出觀察，那些在火車上返家兒女總拿着手機低語不輟，似乎有許多話想說，但回到家之後卻又馬上躲回房間裏，「那些閒聊不是序曲，而是替代品」。家庭意義遂被改寫，它不在是意見交流、儲存關係的溫馨場域，而僅是了物理上分隔的孤獨空間。經濟層面上，市場經濟依循的聖經條文是「人類的快樂隨着越多錢的轉手而成長」，下轄經濟理論中假設存在、以理性自利為主的經濟人和消費人，排擠掉那些非市場經濟，意欲回到懷舊類烏托邦的無政府主義者。然而，前者短促流動的交流無法深化關係，商品之間的交易換置不曾強化連帶（solidarity），無法如同以團體為主要經濟中心那樣，可以產出彼此幫助、注重人際承諾、權利義務相嵌合的道德經濟。
另一點有趣的是，包曼隨後談到了鄰居一事。佛洛依德在《文明及其不滿》（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指出，愛鄰如同愛己雖是現代社會中看似不疑的準則，但實際上它卻是與我們慣常的自利原則相抵觸，兩者矛盾如何能夠並存於文明生活？因愛鄰如同愛己，使得人類自人的動物性中誕生，使本能轉為道德界域，而人會因為希望擁有被愛的證據而後才能自愛，即意識到自身是被需要的，人才能進而同情他者，回推愛鄰舍的重要性，重疊於自利領域。這信任愛憐他者原先是自然運作下的慣性，但今日社會卻意圖反抗信任，讓此類泛道德性的連帶無法建立。而為何信任無法建立？城市生活的變革或許佔了很大原因。
包曼筆下的城市是分層的，上層菁英擁有新型態的治外法權，他們多半掌握了都市的蛋黃地帶，並以樓層、圍欄、保安等制度保護自身──他們「處於」該地，卻並不「屬於」那個地方；下層居民因社經地位無法脫離土地，只能限於此地，與菁英餘留下來的廢棄物為伍。這廢棄物並非指實際的垃圾，而是剜去精華的所有事物：那些公共空間、空氣品質、制度罅隙皆盡殘敗，而因下層居民無法離開，他們勢必對此感到不滿，進而想要以政治手段改善。而這齟齬便來自於：上層者並不在地，他們對於地方並無眷戀，也感到無關緊要，反正必要時候他們總能拋棄資產重植於他地，所以那些議題上少見菁英傾注力量維護地方。問題是，許多爭議是隨着全球化而來的，搶佔資源、販賣利益等跨國複合集團瓜分城市，下層居民完全如蚊蚋般被碾壓，他們僅有的資源只能讓自己活下去，罔論投注公共事務，但同時，他卻是最深受其害的「在地」居民。於是城市成為了全球性問題的傾倒場，而全球的問題，沒有在地的解決之道。
脫離者與被拋棄者之間的隔閡越行嚴重，將導致諸多社會層面畸形發展。比如說，因上層階級不斷建立出自身領地，城市正面臨着一場「空間戰爭」，以灑水噴頭、座椅中間凸起橫槓、隱藏式入口、監視器、保全等制度器具縮減下層居民的使用空間。因他們不願與之為伍，渴望離陌生人越遠越好，然則沒有共享空間，便沒有共享經驗；他們二者能夠接觸的機會越少，對於面對他者的交際技巧、底蘊認知便會逐漸衰退，進而又愈發恐懼的惡性循環。這使得城市存在着永恆陌生人，永遠無法透過處在同一空間交流，成為上層居民心中無法剔除的焦慮來源。
從難民看新世界的真理究竟為何意義
最後，包曼將視域縮放到全球視野，那些在城市中流離失所的底層居民，類比在世界尺度，便是失去國家庇護的難民。他們在現今主流主權中被視為非人，相較於「公民」來說，流離失所者被唾棄、噤聲、丟棄、抗拒，狼狽得就像是動物性存在。所謂主流主權，即是建立在領土、民族、國家這神聖三位一體的想像上，任一不符合規範的主權，像是沒有民族國家的領土、沒有國家的民族、沒有民族的國家都會被目為不正常，而其所轄下的子民便被拋擲到無主地上，被定義成新的反叛演員，仇恨政治的票源提款機。最為弔詭者是為難民處於拘留營的狀況，他們被侷限於永久暫時性裡，一種持續凝固、凍結的短暫進程。在當中「時間無法造成質變，它仍然還是時間，卻已不再是歷史」，前身份糾纏不定卻又無法獲致新定位，他們被置入生命洪流中，卻沒有社會角色的錨定──難民，成為液態現代性的最先體驗者。
未來將會概括成建制者與局外者間的衝突，每個人都想要佔據高位，掌握資源便得以創製遊戲規則，可以將對方批判成局外者，連在同一地位平等討論爭辯的機會都剝奪，當我們對彼此爭求一個能說服自己的理由，包曼提醒我們，「真理是一種具有明顯鬥爭性的概念，它的誕生，來自拒絕和解的信念之間的衝突」，真理被遮掩成一則假議題，承認我們並不真的對甚麼崇高形而上感興趣，剖開裏頭都只是包藏着要辯倒對方的惡意，是這時代對真理的新定義。意指，真正真理不可能有唯一解，因那樣所有爭論皆會消失，而人們慣常稱呼的真理僅是草紮紙人，我們藉由擁護我們的真理，來攻擊與指認對方的真理實是草人，所謂真理僅為欲建制者手中的虛假權杖。
從古時老子所言的「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到現今的液態現代性，汩動不歇、潤澤萬物的睿智認知被寄蘊成另一種現代想像，液態不只如現代性這般龐大字眼包裹着我們，也泌滲進人的內在，改變了我們認知與處理關係的準則。追根究底，最核心點在於彼此之間的樞紐開始浮動，比起之前世代，你我聯繫愈加飄忽，個體如此，推演到社會層面上亦是此原則的增幅表現，於焉萬事開始流動不已，奔騰流向下一個現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