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存在境況與生命理性──析論漢娜．鄂蘭《人的條件》（上）〉一文中，我們已處理到鄂蘭《人的條件》一書的基本論點，並提出了所謂生命理性（Lebensrationalität）的切入角度。在這篇中，我們將承接着討論鄂蘭關於政治的理解，試圖析論她所展現着所謂新生政治學的共和主義抱負。
七、政治
事實上，打從鄂蘭寫於一九五一年的首本著作《極權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她一直關注的其實就是如何避免極權主義捲土重來，《人的條件》當然也在處理這個問題。讓我們就此回到上一篇談及，那些認為行動生活這個概念並不理性、或過於粗暴、容易引發暴動等等誤會，大概就可以先被釋除了──甚至在鄂蘭的理解裏，上溯希臘城邦（polis）的社會狀況，將發現城邦的自由與人們的行動是相輔相成的。思及鄂蘭的成長經歷，由納粹德國到後二戰時代，及至後來發生在歐洲的大型學生運動，就如勒龐精準指出，這是無根的群眾時代（age of the mass），鄂蘭也必然了解行動總是連結着某種不可理喻的暴力。然則，所謂人作為政治動物在鄂蘭眼中，並不僅僅是作為亞里士多德定義下的「zōon politikon」，更是「bios politikos」（這個詞的拉丁文翻譯即是「vita activa」），強調人有其政治的生活，能夠藉由理性與人溝通、彼此說服。真正高貴且深刻──即能夠充分發揮生命理性──的行動乃是在處處充斥宰制的現實條件裏，重新尋回行動本身的意義，打開世界並與之產生更恆久的對話，啟示後來者將信念延續下去。我們可以這樣說，由始至終，鄂蘭的論著都在尋求着某種不淪為極權主義（在德文裏其實是「totaler Herrschaft」，意即全面管治）的政治主張，而所謂政治所思考的對象，就是作為多元的、複數的人（men in plurality）。這些都是我們在這一篇中，將要接續談下去的課題。
八、複數
複數性（plurality）這個概念在鄂蘭的政治思想中尤其重要。讓我們先重溫行動（praxis）的定義：這是鄂蘭最推崇的人的活動，其狹義地指向人與人之間的交互溝通，追溯其希臘文意涵更指向在廣場（agora）中的討論活動，可見所謂行動生活（vita activa）與公共領域（public realm）息息相關，換個說法，真正高貴而深刻的活動，必須透過考慮作為複數的人才得以可能。書中提到在古希臘的城邦政治架構裏，那是一種充斥着命令、脅迫與暴力的前政治（prepolitical）人倫關係，而人們很常將幸福（eudaimonia）取決於作為生計（oikos）的財富與健康等客觀條件，在鄂蘭看來，該時候的公民概念其實就是所謂少數決定的爭勝精神（agonal spirit）。到了近代，政治生活與社會領域不復涇渭分明，家政（oikia）變成了集體事務，而政治參與亦不再只屬於公共，尤其在啟蒙時期過後，人類世界進入以溝通行動（communicative action）為要旨的理性階段。按照黑格爾的法哲學理想，在普遍（國家）與個別（個體）之間作為中介的，便是公民社會理想──包括家庭、學校、教會、工作場所等等──某程度上，就如同基督作為中保使得個體稱義成聖，從匱缺（privative）中得以完全。承接上面的比喻，假若「聖徒相通」得以可能，便是基於每個個別生命自身裏那個先在的、鮮活地言說的「靈」──在我們對鄂蘭的詮釋裏，意即具有自主的政治行動可能，而又必然地意向複數的生命理性。鄂蘭在書中第五章開首寫道：
人類的多元性，作為行動和言說的基本條件，有平等和言說的雙重性格。
如果人不是平等的，就從根本上無法彼此理解：如果人不是分別的，就沒有任何必要理解彼此。
作為共有的世界，公共領域把我們凝聚在一起，又讓我們不至於成為所謂對方的絆腳石。大眾社會之所以難以接受，不在於人數的多寡（或至少基本上不是），而是在於他們之間的世界失去了凝聚他們、既聯繫又分隔他們的力量。
在此，複數性就是社會的理想形態，在於每個人都有勇氣在人倫之間發揮各自的生命理性，得着最大的自由實踐「民主自決」。（但若非如此，在極端的政治環境底下，鄂蘭認為至少我們可以選擇不參與，以沉默作為行動──在最狹窄的空間裏，尋求最大可能的抗爭手段，這也是哈維爾所謂「無權勢者的力量」。）事實上，所謂生命理性那鮮活的內涵，即是如此一種（或多種）主體際性的生機視野：
眾人自不同的面向觀看事物，而事物不因此失去其同一性，使得讓眾人知道他們以完全不同的觀點看到同一個東西，唯有如此，世界的實在性才能真正可靠地展現。
而若相反，當人變成完全私有的，
他們再也沒辦法看到或聽到別人，別人也沒辦法看到或聽到他們。他們都被禁錮在自身單一經驗的主觀性裏，如果相同的經驗複製無數次，它就會一直是單一性的。當人們只從一個面向觀看它，而它也只能以一個觀點呈現出來，那麼共同世界的末日就會到來。
這裏不僅僅是處理所謂差異與重複或成為他者之類的問題，而是牽涉到，假如人拒絕發揮自身的多元，救贖政治的任何生機都將難以顯現。
九、共和
要更深刻地理解鄂蘭的政治理想，不能忽略的是與她同樣經歷過納粹大屠殺與及逃亡的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ft School）知識份子，他們往往有着相近的社會關懷，故能內在地彼此對話。比如阿多諾、馬庫色乃至佛洛姆等，都不約而同地指出了在現代社會裏之所以出現法西斯主義，其中主因就是公民社會的瓦解，使得每個個體了無依靠，變得原子化（atomization）而失卻與他人的聯繫，於焉也就失去生活意義的來源，容易成為犬儒的中產（mittelstand）抑或無根的群眾（mass）。鄂蘭同樣敏銳地觀察到這點，她指出唯有透過行動，發展公共領域的複數特質，才能使原子化的每一社會分子變成個體化（individualization）──這當然是借用成長心理學的術語──而政體亦不可能（像納粹黨對待猶太人的那樣）視任何個體為多餘，那是完全不人道的。在此層面上，鄂蘭展現出比起法蘭克福學派諸家更為廣闊的眼光，她的批評不只指向納粹主義，同樣指向了社會主義。不僅平面地批判蘇維埃共產黨，更自具歷史縱深，回應着從法國大革命以來社會主義如何（曲解了黑格爾的歷史辯證觀念）將人理解成歷史前進的、無機的方法，藉由鬥爭與清洗，將之掃除於世界之外，這統統都是從根本地忽略了、違反了人作為複數的特質，也沒有發揮了人應有的生命理性──我們或許都熟悉，這就是鄂蘭所謂的惡之浮淺處（banality of evil），無知同時會掃除了世界打開自身的生機。
由於鄂蘭所要處理的理念必然是作為複數的「Ideas/Ideals」而非單一，是無限地打開而非整體地收攏，因此她比黑格爾的公民社會構想有着更鬆動開放的政治理想，企圖打破所有形式框限，着重創造過去之所非，而謀求最大限度的屬於作為複數的人的自由，「暗示着我們正在做的事，在以前被認為是神的行動特權。」如是，當人越是回應政治生活，就越趨近幸福，這種過程在她看來絕非是零和博弈，而是一種公共形式的理念臨在──有些研究者就把鄂蘭這種政治理想稱為一種共和主義（Republicanism）。若從政治傳統上討論共和主義，則須追溯至《國家篇》。按鄂蘭基本上會批評，柏拉圖的政治哲學是脫離政治現實的、是反政治的，在他理解裏政治不過是嚴格的教育和分工，讓少數成為哲人王，使得每個人能夠最大程度地發揮所長並得到最大可能的利益，卻沒有權利決定城邦法律。鄂蘭並不同意柏拉圖所理解這種所謂正義，她所理解在城邦政治中真正意義的共和，乃是人民共同作為城邦的主人，共同決定大小事務，在他們之間必須存在彼此溝通爭辯的行動。在此意義上，鄂蘭推崇亞里士多德強調人的社群特性，鼓勵他們發揮潛能，展現充滿生命的理性精神，由此趨近卓越（aretē）──也是因此亞里士多德才會說：「喜愛孤獨者，非神即獸。」鄂蘭的共和理想，正是強調人與人之間的差異與共融，而不把任何人當作「理想國」裏的官僚式機件，由此追求能夠超越政治機構（political institution），而成為更自由的政治空間（political space）。
十、新生
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往往為群眾提供宏大的國族敘事，並且全面地指定人的生存意義，仿佛所有價值都預先地由小眾人所判定了，其餘群眾只得盲目跟從，變成了以領導者（Führer）的機械，而逐漸陷入一種崇尚偉大壯美的非理性崇拜裏──當然也是呼應着本雅明的說法：靈光（aura）已經從宗教儀式那裏消散，改而附身到政治偶像崇拜那裏去了。這樣的人在鄂蘭眼中，是放棄了理性的，也是放棄了生命的，因為他們已經不再願意用自己生而有之的理性去思考價值，不再能夠鮮活地創新任何東西了。在此我們或會想起中國詩人臧克家的名句：「有的人活着／ 他已經死了；／有的人死了／ 他還活着。」這與鄂蘭所講的極權主義與新生政治之間的對比其實非常匹配。鄂蘭的共和主義理想，又被稱為所謂新生政治學（politics of natality）：「政治思想的中心範疇是新生而不是死亡。」基於上面我們提到的共和理想，鄂蘭將人與人之間的行動理解為一個個「生命共同體」（communities of life），意謂政治行動必須捍衛共同的記憶、想像與信念，展現作為不朽（immortality）的事蹟。不朽是新生政治學裏其中一個重要概念，一種「雖死猶在」的精神顯現：它並非指向時間的永久存續，也就是說並非意味在現象世界得着永生（eternal life），因為那不過是工作（poiēsis）的空間視覺化的線型圖像。按照台灣學者葉浩教授富有洞見的詮釋，真正的行動生活正是建基於不朽的彌賽亞時間觀中：雖然在線性時間上某人已然死亡，然而因着族群的共同記憶，它就勝過了死亡而延續地存在着──這亦暗暗呼應了書中提到古希臘雅典人正是以「永久的紀念」（mnēmeia aidia）以為光榮。在鄂蘭看來，城邦所以制定法律，都是為了保存這種寶貴的不朽（阿甘本的「例外狀態」則恰恰給出另一種同樣有力的，關於彌賽亞時間與法學關係的詮釋）。鄂蘭的話在今天尤其提醒我們：
在最有限的環境裏最微不足道的行動，都蘊藏着同一個無限性的種子，因為一個行為，有時候是一句話，就足以改變一連串的行動。
在如此黑暗時代（dark times；來自鄂蘭為本雅明《啟迪》[Illuminations]一書寫的序言）裏，鄂蘭認為唯獨保存內心的判斷，保持一種渴想理解他者之愛，那就顯現了人之為人的尊嚴，亦即生命理性的高貴展現。「他自己就是個入門者……我們沒辦法從以前發生的事預期會開始甚麼新的事物，這就是開端的本質。」比照哈伯馬斯的詮釋：所謂新生的意義，就是從過去到未來，從個體到族群。然則藉由如此相信，鄂蘭讓我們發見人的行為本身就蘊藏着開創奇蹟的可能性，種種亮光碎片即曲摺於每一個當下：
行動只能以『偉大性』為判準，因為它在本質上就是要打破行規，成就非凡，庸庸碌碌的生活裏信以為真的事物再也沒有那麼理所當然，因為一切存在的東西都是自成一類的（sui generis）。
在下一篇中，我們將延接着關於新生政治學的論述，繼續探討鄂蘭對有關轉型正義與歷史救贖等問題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