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麒之死》一書出版後討論者眾，不少論者均提出相當具洞見的閱讀角度，探討黃碧雲如何在歷史轉述、檔案文字之間闢出新的文學創作之路，或如她本人所言，「非虛構小說」。在此我希望建基於既有的論述之上，試圖理解《盧》在探索歷史和情感之餘，作為後雨傘運動文學的重要性。在黃氏的文學系譜裡，革命／群眾運動如其複調風格（「眾」之「複」）一樣，一直是不可忽視的一道線索；雨傘運動之後黃與其他香港文學作者亦對運動有不少返響。如果《盧》（特別在最後一章）是在鈎沉六六暴動和一六年旺角騷亂之間的歷史迴響，那麼情感和歷史便不只是關乎檔案、史實尋真等論述，更切中了香港身份、政治、群眾和民主等為雨傘運動所暴露的問題。珠玉在前，本文草草幾筆，望讀者莫嫌不文。
盧麒是誰？如果說所有人（群眾運動與事者、殖民政府、民選議員）對盧麒都有不同說法，這些說法本身都因為發言者的既定立場而變得可疑；而因為黃的拼貼剪裁，讀者便不得不把這些人的背景，和由他們折射反映的盧麒形象一併考量。當中充滿反諷意味：歐陽耀榮「帶領一群示威者」、「首先用一塊磚頭把一個停車收費錶打壞，其他附近的人便跟着他的榜樣做」，然後認罪時卻以自己「給一個戴眼鏡曲髮的人（盧麒的形象）利用了」作為減刑求情理由。（59）一方面當然可說這是歐陽為求自保的說詞，另一方面卻又直接反映了群眾運動的特質：如果說群眾「自發」、「無領袖」，那麼為何會出現「跟隨榜樣」的說法？後面跟隨他做法的人是否「因為」歐陽而如此作為，如果他們是自由的人？又或者，難道沒有了歐陽，這些人就整晚平安不毀壞公物？同理，歐陽說被盧麒利用，是一種純然的出賣誣陷，還是群眾運動在本質上，行動的責任誰屬就是含糊不清的？誰的供詞較足信？這些發問直指騷動報告書中，指盧麒是騷亂領袖的說法：甚麼是「群眾領袖」，如果群眾本身總是聲稱「無領袖」？還是，「領袖」本來就是一種推諉卸過、不願意面對自己行為後果的產物？
黃氏引言：「我們認為懷有好意的人做事產生不幸的結果以後，不能因為他們是出於好意的，而可以逃避全部責任。我們所謂責任，其意思是指預先籌劃，小心與智慧，而且還包括對自己所採取的後果的顧慮。」（61）而我們面對的正是沒有這些「預先籌劃，小心與智慧」、「對自己所採取的後果的顧慮」的情況。「群眾」的特質抗拒這些我們日常賴以理解責任、倫理、罪咎的概念。然而，「他（盧景石）向我們作供時，通常似乎極想把盧麒指為當時的主要領導人。」（53-54）
然則盧本人的說法就比較足信嗎？答案自然為否。多方供詞均指出，盧本人性喜誇大，行為戲劇化：「這位青年，說謊和誇大的本領極大，所以很難倚靠他去証實任何事情。［……］盧祺［麒］好像隨時可以因場合不同及發問的人的方法有異，而說不同的話，而且很少過了一個時間之後，還說同樣的話。」（14）「作供時，在室內走來走去，高聲呼叫，手舞足蹈有如在做戲。」（37）連他的遺書都不完全可取；黃的評價早就反映了她的保留：「（盧麒獨自的話，他留下的紙張，寫給他自己，還是死後會閱讀他的人。）（獨自的時候，有否誠實可言；）」（87）這個曾對有書信往來（很可能有追求之意）的少女說「與妳（按：標明對象性別）作心靈上的交往，這是真誠而悲哀的」（25）的盧麒，出自其口中的「真誠」有多可信？有多少是表演／演獻？
演獻（histrionic），一種所謂「情性失格」（personality disorder），即好嘩眾取寵、自我沉溺、好展演激烈的情感來惹人關注（有趣的是這些都是早期黃氏作品常見的批評語）。盧麒「真誠」但不「誠實」：他很可能真的經歷了他遺書裡所說的那些負面情緒（厭世、自稱「罪人」［18］、無法「難以傳奇的（按：？）絕處逢生了，怎麼辦」［65］），但這些情感的演繹是通過他人的眼去呈現的：那些情感的存在就是為了給某些觀眾──甚至可能只是自己──觀看（所以黃氏問：獨自的時候，有否誠實可言）。演獻的另一面是自戀（強說愁；喜看自己受苦；渴望被看所以自我觀看）。盧麒不誠實之處在於，不願意正視自己真實的處境：獄四月自言「領盡苦楚」、「命運未給我帶來任何快樂」，但他人眼中的他出獄後「精神相當旺健」、「出獄增至一二四磅」（65）。
演獻虛假，不因作偽證，而是無視真實和（個人）想像的分野（自我欺騙）；而因為盧麒（和其他六六肇事者）的這種性情，歷史書寫要進入「真實」的障礙，不僅在於互相矛盾的證詞、檔案，而在於事件的「真實」早被這些自我詐偽淹沒。問題是：如何還原這些極具表演色彩的證詞發掘真相？抑或如果不去還原？
* 封面油畫照片原圖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