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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丁的《神曲》:以詩作為宗教啟示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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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丁的《神曲》:以詩作為宗教啟示錄

  筆者早前寫過關於但丁的政治流放與其口語書寫,解釋過意大利詩人但丁在書寫其名著《神曲》(Divine Comedy)前的想法。[1] 在經歷政治上的挫敗後,但丁對宗教和政權有了不少反思,但這些都成為了他書寫《神曲》的誘因。

  《神曲》的創作歷時十多年,而且它是以托斯卡納語(Tuscan)書寫而成,這一切都有它背後的原因。適逢但丁逝世七百週年,我們不妨再讀他的《神曲》,絮說一下這部作品於當今的意義。

  《神曲》分為三篇:地獄篇(Inferno)﹑煉獄篇(Purgatorio)和天堂篇(Paradiso),故事講述但丁一天一覺醒來,發現自己身處一片陌生的森林,前路被三頭猛獸所阻撓,只有從相反方向走,走向地獄的深處。但丁最終在古羅馬詩人維吉爾(Virgil)的靈魂帶領下穿過了多層的地獄,通過煉獄後到達了通往天堂的大門。維吉爾亦止步於此,返回地獄的開端,繼續那無止境的沉思和徘徊;在天堂迎接但丁的是作者在現實中愛慕多年的對象貝缇麗彩(Beatrice),她陪同但丁走過九重天國,最後見證上帝。

  但丁的《神曲》自然是一部關於基督宗教的作品,從地獄一層一層向天堂進發,故事的主角但丁遇到了不少名人的靈魂,這些靈魂因生前所作的業而被審判至不同的地方,好些人因為作惡而被判到地獄,受無盡的苦。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或許是但丁身處年代的教宗,博義八世(Pope Boniface VIII)。這位教宗使但丁流亡二十年,其與貴族的勾當成為了但丁要批判的對象。

  從教宗被打入地獄可見,《神曲》的基教觀跟當時教廷向世人展示的不盡不同的面貌。《神曲》是一場對宗教的反思,同時是對教廷權力的批判,這一切都反映在其書寫的文字運用上。比如說,在天堂篇裏,天使說的「神我讚頌你」是意大利口語「Dio laudamo」,而但丁在地獄篇裏說的同一句卻是拉丁文的「Te Deum laudamus」。事實上,但丁在《神曲》裏直接引用了聖經的各部分,但卻刻意把拉丁文翻譯成意大利口語,此舉證明了但丁對口語的重視,同時也是對教廷專制的反抗。[2]

 

  單純從基督宗教的面向看,《神曲》是一部怪異的著作。在故事的開首,詩人維吉爾帶着但丁橫渡冥河,又遇見了地獄的審判官米諾斯(Minos),這些對地獄的設定本身就是取自希臘神話傳說。然而,更為重要的是詩人維吉爾的存在本身。《神曲》出現了不少早於基督出生的歷史名人,但這些人因基督未降臨於世而未受福音,因而失去了進入天堂的資格。他們的靈魂被打進地獄最近入口一層的靈薄獄。在這片沒有希望也沒有痛苦的土地上,哲人如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在無休止地爭辯,埃涅阿斯(Aeneas)和凱撒大帝在那裏永恆徘徊不前,荷馬(Homer)、賀拉斯(Horace)、奧維德(Ovid)和盧克萊修(Lucretius),以至維吉爾等大詩人亦位列其中。

  在眾多先賢之中,但丁選擇了維吉爾為旅程的嚮導,這顯示了他對詩的重視。又或許說,是對語言的重視。這想法跟不少先賢大相逕庭(他並沒有跟從柏拉圖和聖奧古斯汀的思想,把詩人列為放棄真理的人)。[3] 在流亡期間,但丁寫下了《俗語論》(De Vulgari Eloquentia)和《飨宴》(Convivio),這兩部著作主要圍繞論述拉丁文與口語書寫之間的分別。最後但丁總結,口語為眾人所使用的語言,它具有展示當前思想的能力,因此口語寫作更能通達真理。[4]

  但丁選擇以維吉爾為旅程的嚮導,箇中原因為維吉爾的經典著作《艾尼亞斯記》(Aeneid),這部著作──特別是書的第六卷──為《神曲》提供了敘事的方向,但丁在地獄篇的卷二裏說:「我不是艾尼亞斯,亦不是保羅;/我自己和旁人都不會相信我有這的資格。」[5] 言則,《神曲》的但丁其實自比英雄艾尼亞斯和聖經中的保羅,認為這埸由地獄到天堂的旅程有救贖的意義(「而信仰正是走上救之途的憑依」)[6]。但丁談及艾尼亞斯時要提到保羅,目標正是要把維吉爾筆下的英雄人物艾尼亞斯,以至維吉爾本人連繫到基督宗教式的救贖。[7]

 

  事實上,但丁學者們一直在爭論維吉爾的救贖。但丁是想要透過文字解救維吉爾的靈魂嗎?《神曲》是否具有神學上的合理性?這似乎是把《神曲》視為對聖經的解讀。在這方式,但丁本人並沒有想要宣稱文本的正當性;相反,《神曲》所引用的聖經部分反而是由拉丁文譯成了意大利文。這顯然是一種透過對詩學語言的反思,達到去心中化的效果。從但丁描寫維吉爾,讀者可感受到但丁擔心有道德的異教徒,他們因此代表了一個群體的命運。[8]

  但細心一想,假若艾尼亞斯可比聖經中的保羅,但丁把自己寫成《神曲》中的主人公,成就了一場屬於自己的救贖之旅,這又意味着甚麼?

  或許因此之故,但丁的《神曲》有時會被解讀為神通過世人展示的默示(apocalypse)。就像,神要約翰寫下他所看到的,和之後將會發生的事,《神曲》中的主人公但丁在進入地獄前也被告知要寫下他的所見所聞。[9] 然而,但丁筆下對天堂景象的描述跟前人所寫的預示有所不同,它不像中世紀人們所寫的,是一個鳥語花香的世界,也不像約翰在《啟示錄》所寫的,是一個像仙境般的「新耶路撒冷」;相反,但丁的天堂有着哲學的意味。[10] 但更重要的是,但丁的「默示錄」由此至終都由口語寫成,這本身就具有相當的意義。

 

  在但丁去世後不久,延續其文學傳奇的自然是佛羅倫斯的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薄伽丘著有世界最早的瘟疫的文學《十日談》(Decameron),這部作品繼承了但丁對羅馬教廷的批評意識,把教廷的腐敗以譏諷的口吻展露無遺。後人有時會把《十日談》稱為「人曲」,這主要是它繼承了但丁的哲學思想,和其中以文學的方式對自由作出的反思。 [11]

  薄伽丘認為,但丁雖然沒有像跟維吉爾一樣以拉丁文寫作,但他所作的其實跟維吉爾沒有差別。他認為,荷馬以希臘文寫作,維吉爾以拉丁文寫作,是基於他們所生處的年代背景。但丁之所以跟這些先輩一樣重要,是他的詩歌啟發了後來的詩人。[12]

  但更重要的是,不論是但丁還是後來的薄伽丘,他們的著作都具有展示真理的特質。這無疑是值得後人參考。可以說,他們的後人一直嘗試以詩作為批判權力的工具。語言是描述真理的工具,只要好好運用,它自有其於真理上的含意。我們要讀《神曲》,其中的目的其實還是自我警醒……

 

注釋

[1] 見亞牠於微批的〈政治流放與口語書寫:詩人但丁的教悔〉。

[2] 參考 Kevin Brownlee, “Why the Angels Speak Italian: Dante as Vernacular Poeta in Paradiso XXV,” Poetics Today, Vol. 5, No. 3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Representation: New Reflections (1984): 597-610.

[3] 參考柏拉圖《理想國》的卷十。

[4] 可參考〈政治流放與口語書寫:詩人但丁的教悔〉。

[5] Dante Alighieri, Inferno 2, 31-32.

[6] Ibid. 30.

[7] 可參考 Kevin Brownlee, “Dante and the classical poets,”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Dante, 2nd Edition, ed. Rachel Jacof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8]  關於維吉爾的救贖問題,可參考:Teodolinda Barolini, “Does Dante Hope for Vergil’s Salvation?,” Dante and the Origins of Italian Literary Culture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06), 154.

[9]  Teodolinda Barolini, “Why Did Dante Write the Commedia? Dante and the Visionary Tradition,” Dante and the Origins of Italian Literary Culture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06), 125-131.

[10] Ibid., p. 130.

[11] 可參考亞牠於微批的〈《十日談》:瘟疫漫延時的自由與放縱〉﹑〈《哲學的慰藉》:波愛修斯的獄中書〉﹑以及〈政治流放與口語書寫:詩人但丁的教悔〉。

[12] 參見:Victoria Kirkham, “The Parallel Lives of Dante and Virgil,” Dante Studies, with the Annual Report of the Dante Society, No. 110 (1992): 237-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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