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早前寫過關於但丁的政治流放與其口語書寫，解釋過意大利詩人但丁在書寫其名著《神曲》（Divine Comedy）前的想法。[1] 在經歷政治上的挫敗後，但丁對宗教和政權有了不少反思，但這些都成為了他書寫《神曲》的誘因。
《神曲》的創作歷時十多年，而且它是以托斯卡納語（Tuscan）書寫而成，這一切都有它背後的原因。適逢但丁逝世七百週年，我們不妨再讀他的《神曲》，絮說一下這部作品於當今的意義。
《神曲》分為三篇：地獄篇（Inferno）﹑煉獄篇（Purgatorio）和天堂篇（Paradiso），故事講述但丁一天一覺醒來，發現自己身處一片陌生的森林，前路被三頭猛獸所阻撓，只有從相反方向走，走向地獄的深處。但丁最終在古羅馬詩人維吉爾（Virgil）的靈魂帶領下穿過了多層的地獄，通過煉獄後到達了通往天堂的大門。維吉爾亦止步於此，返回地獄的開端，繼續那無止境的沉思和徘徊；在天堂迎接但丁的是作者在現實中愛慕多年的對象貝缇麗彩（Beatrice），她陪同但丁走過九重天國，最後見證上帝。
但丁的《神曲》自然是一部關於基督宗教的作品，從地獄一層一層向天堂進發，故事的主角但丁遇到了不少名人的靈魂，這些靈魂因生前所作的業而被審判至不同的地方，好些人因為作惡而被判到地獄，受無盡的苦。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或許是但丁身處年代的教宗，博義八世（Pope Boniface VIII）。這位教宗使但丁流亡二十年，其與貴族的勾當成為了但丁要批判的對象。
從教宗被打入地獄可見，《神曲》的基教觀跟當時教廷向世人展示的不盡不同的面貌。《神曲》是一場對宗教的反思，同時是對教廷權力的批判，這一切都反映在其書寫的文字運用上。比如說，在天堂篇裏，天使說的「神我讚頌你」是意大利口語「Dio laudamo」，而但丁在地獄篇裏說的同一句卻是拉丁文的「Te Deum laudamus」。事實上，但丁在《神曲》裏直接引用了聖經的各部分，但卻刻意把拉丁文翻譯成意大利口語，此舉證明了但丁對口語的重視，同時也是對教廷專制的反抗。[2]
單純從基督宗教的面向看，《神曲》是一部怪異的著作。在故事的開首，詩人維吉爾帶着但丁橫渡冥河，又遇見了地獄的審判官米諾斯（Minos），這些對地獄的設定本身就是取自希臘神話傳說。然而，更為重要的是詩人維吉爾的存在本身。《神曲》出現了不少早於基督出生的歷史名人，但這些人因基督未降臨於世而未受福音，因而失去了進入天堂的資格。他們的靈魂被打進地獄最近入口一層的靈薄獄。在這片沒有希望也沒有痛苦的土地上，哲人如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在無休止地爭辯，埃涅阿斯（Aeneas）和凱撒大帝在那裏永恆徘徊不前，荷馬（Homer）、賀拉斯（Horace）、奧維德（Ovid）和盧克萊修（Lucretius），以至維吉爾等大詩人亦位列其中。
在眾多先賢之中，但丁選擇了維吉爾為旅程的嚮導，這顯示了他對詩的重視。又或許說，是對語言的重視。這想法跟不少先賢大相逕庭（他並沒有跟從柏拉圖和聖奧古斯汀的思想，把詩人列為放棄真理的人）。[3] 在流亡期間，但丁寫下了《俗語論》（De Vulgari Eloquentia）和《飨宴》（Convivio），這兩部著作主要圍繞論述拉丁文與口語書寫之間的分別。最後但丁總結，口語為眾人所使用的語言，它具有展示當前思想的能力，因此口語寫作更能通達真理。[4]
但丁選擇以維吉爾為旅程的嚮導，箇中原因為維吉爾的經典著作《艾尼亞斯記》（Aeneid），這部著作──特別是書的第六卷──為《神曲》提供了敘事的方向，但丁在地獄篇的卷二裏說：「我不是艾尼亞斯，亦不是保羅；／我自己和旁人都不會相信我有這的資格。」[5] 言則，《神曲》的但丁其實自比英雄艾尼亞斯和聖經中的保羅，認為這埸由地獄到天堂的旅程有救贖的意義（「而信仰正是走上救之途的憑依」）[6]。但丁談及艾尼亞斯時要提到保羅，目標正是要把維吉爾筆下的英雄人物艾尼亞斯，以至維吉爾本人連繫到基督宗教式的救贖。[7]
事實上，但丁學者們一直在爭論維吉爾的救贖。但丁是想要透過文字解救維吉爾的靈魂嗎？《神曲》是否具有神學上的合理性？這似乎是把《神曲》視為對聖經的解讀。在這方式，但丁本人並沒有想要宣稱文本的正當性；相反，《神曲》所引用的聖經部分反而是由拉丁文譯成了意大利文。這顯然是一種透過對詩學語言的反思，達到去心中化的效果。從但丁描寫維吉爾，讀者可感受到但丁擔心有道德的異教徒，他們因此代表了一個群體的命運。[8]
但細心一想，假若艾尼亞斯可比聖經中的保羅，但丁把自己寫成《神曲》中的主人公，成就了一場屬於自己的救贖之旅，這又意味着甚麼？
或許因此之故，但丁的《神曲》有時會被解讀為神通過世人展示的默示（apocalypse）。就像，神要約翰寫下他所看到的，和之後將會發生的事，《神曲》中的主人公但丁在進入地獄前也被告知要寫下他的所見所聞。[9] 然而，但丁筆下對天堂景象的描述跟前人所寫的預示有所不同，它不像中世紀人們所寫的，是一個鳥語花香的世界，也不像約翰在《啟示錄》所寫的，是一個像仙境般的「新耶路撒冷」；相反，但丁的天堂有着哲學的意味。[10] 但更重要的是，但丁的「默示錄」由此至終都由口語寫成，這本身就具有相當的意義。
在但丁去世後不久，延續其文學傳奇的自然是佛羅倫斯的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薄伽丘著有世界最早的瘟疫的文學《十日談》（Decameron），這部作品繼承了但丁對羅馬教廷的批評意識，把教廷的腐敗以譏諷的口吻展露無遺。後人有時會把《十日談》稱為「人曲」，這主要是它繼承了但丁的哲學思想，和其中以文學的方式對自由作出的反思。 [11]
薄伽丘認為，但丁雖然沒有像跟維吉爾一樣以拉丁文寫作，但他所作的其實跟維吉爾沒有差別。他認為，荷馬以希臘文寫作，維吉爾以拉丁文寫作，是基於他們所生處的年代背景。但丁之所以跟這些先輩一樣重要，是他的詩歌啟發了後來的詩人。[12]
但更重要的是，不論是但丁還是後來的薄伽丘，他們的著作都具有展示真理的特質。這無疑是值得後人參考。可以說，他們的後人一直嘗試以詩作為批判權力的工具。語言是描述真理的工具，只要好好運用，它自有其於真理上的含意。我們要讀《神曲》，其中的目的其實還是自我警醒……
注釋
[1] 見亞牠於微批的〈政治流放與口語書寫：詩人但丁的教悔〉。
[2] 參考 Kevin Brownlee, “Why the Angels Speak Italian: Dante as Vernacular Poeta in Paradiso XXV,” Poetics Today, Vol. 5, No. 3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Representation: New Reflections (1984): 597-610.
[3] 參考柏拉圖《理想國》的卷十。
[4] 可參考〈政治流放與口語書寫：詩人但丁的教悔〉。
[5] Dante Alighieri, Inferno 2, 31-32.
[6] Ibid. 30.
[7] 可參考 Kevin Brownlee, “Dante and the classical poets,”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Dante, 2nd Edition, ed. Rachel Jacof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8] 關於維吉爾的救贖問題，可參考：Teodolinda Barolini, “Does Dante Hope for Vergil’s Salvation?,” Dante and the Origins of Italian Literary Culture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06), 154.
[9] Teodolinda Barolini, “Why Did Dante Write the Commedia? Dante and the Visionary Tradition,” Dante and the Origins of Italian Literary Culture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06), 125-131.
[10] Ibid., p. 130.
[11] 可參考亞牠於微批的〈《十日談》：瘟疫漫延時的自由與放縱〉﹑〈《哲學的慰藉》：波愛修斯的獄中書〉﹑以及〈政治流放與口語書寫：詩人但丁的教悔〉。
[12] 參見：Victoria Kirkham, “The Parallel Lives of Dante and Virgil,” Dante Studies, with the Annual Report of the Dante Society, No. 110 (1992): 237-2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