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世，我們身邊總有一兩個朋友在監獄。」
這聽起來荒誕，但假若要認真細想，假如自己不已經在獄中的話，在監獄裡的朋友可能還不止一兩個。面對這種情況，我們應該要怎樣自處呢？這是筆者近來經常思考的問題。
好些偉大的人都曾因政治原故入獄，就像南非的曼德拉（Nelson Mandela）和捷克的哈維爾（Václav Havel），在極權政府倒台後他們都成為了一國的總統，改善國家的民主制度。哈維爾所寫的《無權力者的權力》（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更是近年不少人拜讀的著作，當中有些值得參考的思想。[1]
說到監獄文本，最早可追溯到古羅馬哲學家，波愛修斯（Boethius, 477 – 524 AD）的《哲學的慰藉》（The 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這部著作寫於波愛修斯晚年因政治風波而被迫害入獄，當中主要處理命運和罪惡等人類恆常思考的課題，而其中難免涉及到關於自由的討論，當中包括政治上和個人行動上的自由，繼而是哲學議題上，由古而今受哲學家所關注的，人類的自由意志。
命運與時運：古羅馬人對厄運降臨的解釋
被政治迫害而入獄是命運所使然的嗎？這是波愛修斯在獄在思考的其中一個問題。波愛修斯並不願意相信這是對命運透徹的理解，細想，假如有人生來就被賦予了自由意志，這不就是說明，即使全能如上帝，也不能輕易操弄一個人的命運？根據波愛修斯的理解，全能的神確實知道每一個人的命運，但這不代表人就沒有對自身生命的決定權──命運是不受任何事物所擺佈的；所謂命運，只能在神的視覺下才有它的某種意義。[2]
那麼，生命中要承受不公義的審判而面臨牢獄之災，到底又是所謂何故？波愛修斯這裡把生命的遭遇分成命運（Fate）與時運（Fortune），把生命中難以解釋的事歸咎於這個人格化的時運的操弄，就像《哲學的慰藉》卷一段落五的詩句：「只有人被賦予了自由／你可以節約但卻不能阻止，滑溜的時運與我們／玩着隨機的遊戲。無辜者受制於／惡徒應有的懲罰／而惡人則坐在寶座上。」[3]
時運是命運的姊妹，她喜歡作弄凡人，這聽起來不太像基督教神學家會用來解釋世事的方法；而事實上，在波愛修斯或更早的年代，羅馬人的信仰包含這個人格化的時運女神，這位女神會轉動她手上的時運之輪（Fortune’s Wheel），而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情也是取決於隨機轉動的時運之輪：它決定了好運與厄運的降臨。[4]
現代作家艾倫．狄波頓（Alain de Botton）受波愛修斯的啟發[5]，曾同樣以「哲學的慰藉」為題，寫下一本引導人以哲學思考的方式解決生命中的疑惑的著作。[6] 他在TED演講中亦借用了時運之輪這個概念，提醒生於現世的我們要如何看待人生的成與敗。簡單地說，在相信時運女神的年代，人們普遍認為有所謂的天命，便不會過分執着於成敗得失：農民既是生之為農民，便只想耕作的事，不會盼望一天成為貴族。[7]
然而，提及時運之輪只是論證的第一步，波愛修斯並不只有叫人接受時運的擺佈，其書作之所以命名為《哲學的慰藉》，是他想要透過哲學思辨的方式來找尋慰藉──在此，波愛修斯用了一個更浪漫的說法：跟哲學女士（Lady Philosophy／Philosohia）對話，聽從她的忠告。
時運與快樂：如何面對時運的任意擺佈？
哲學女士認為，即使時運常無情地擺佈世人，但這不代表快樂就必然是偶然的、只聽從天意的。在卷二段落四的尾段，睿智的哲學女士說：
你們這些凡人何以在外找尋一直於你們自身中的快樂？誤算與缺乏覺察把你迷惑。但為了你們着想，我將略然揭示最高快樂的依歸。世上有比你自身更重要的東西嗎？你會說，並沒有。因此，假若你是自己主人，你將擁有永不想失去的東西，即使時運亦無法將之奪去。[8]
一個人應重視自身，把它視為高貴的價值，因為就連變幻不定的時運都不能奪去如此可貴的東西。波愛修斯繼而解釋，假如一個人知道，只要他有足夠的堅定，無論怎樣也不會失去自身，他就不應對生命感到害怕，因為「無止境的恐懼使他不能快樂。」[9]，而更為重要的是，不要認為自身是毫不重要，更不要認為自身是可以失去的東西。[10]
這裡波愛修斯並沒有完全排除由命運主宰的價值，只是，這些價值並非至高無上。他認為，一個人在順境的時候，確實享受到生命中美好的事；在遇上厄運時，確實會感到苦難。然而，這一切都不是最高快樂的本質──快樂存在於一個人的靈魂之中，當肉體逝去，剩下的是不滅的靈魂。
此說法當然有基督教的意味，但波愛修斯的哲學的所以影響後世，是他的哲理往往可以在脫離基督教的意義下理解。難道只要相信不滅的靈魂和永恆的天堂，人才能放棄生命中一切由命運主宰的喜樂與苦難嗎？波愛修斯本人就遵從柏拉圖主義的思想，以柏拉圖式最高真理的哲學框架理解世界。[11] 如此，《哲學的慰藉》並不必然是關於基督教的世界觀。
然而，波愛修斯又何以一定要把「自我」置於最高的位置？這或許是《哲學的慰藉》深刻之處。對於一個無風無浪的人生，一個人大概可以像狄波頓所說，採取「一種較仁慈、較輕柔的哲學」（a kinder, gentler philosophy），以既來之則安之的心態面對時運為我們帶來的一切，放棄追求社會要求我們所取得的成就；然而，對於一個因被政治迫害的人，輕柔的哲學又該有多重的位置？波愛修斯之所以深刻，是因為他洞悉到世間的惡與時運的交織：迫害象徵了惡的存在，而惡的存在並不能單單以不幸來解釋，直覺告訴我們，作惡的人應受到報應。
波愛修斯只所以困惑，並非因為他失去了貴族的身份，是因為他有牢籠裡感受到不公義。如此，狄波頓所說輕柔的哲學又怎樣舒解人們的不安？狄波頓的哲學因此是西方安穩社會下的處事哲學。
在《哲學的慰藉》，波愛修斯對惡有一種神學上的理解。他認為，神是全能的，世上並不存在他不能辦到的事，因神不能作惡，惡繼而是虛無的。[12] 我們不一定要這裡理解神與惡之間的關係，我們可以認為，上帝是最終的審判者，一個人到了生命的盡頭必然會受到祂的審判，惡人因而會受到應有的懲罰。然後，波愛修斯的哲學思考值得參考之處，在於它不必假設有神的存在。而其邏輯亦不難理解。
他教導我們，一個人的自身是快樂之源，是生活最高尚可貴的價值，這事實就連變幻不定的時運都不能改變。換句話說，一個人在過於着重時運與生命中無關重要的、短暫的快樂時，他並沒有掌握到最高的快樂。人之所以作惡，正是因為他們只看重人世間的快樂。這些人並沒有把自身視為快樂之源，他們沒有把握快樂的真理。
在這方面，波愛修斯是對的。一個人作惡，他確實得不到人之所以為人應獲得的快樂。一個人把生命的價值化約為在世的享樂，這等於以外界的一切來定義先身。無論如何，這聽起來都是可悲的。
注釋
[1] 可參考亞牠於《微批》的〈於香港的夏天讀哈維爾的《無權力者的權力》（上）：談香港人面對的「後極權主義」〉和〈於香港的夏天讀哈維爾的《無權力者的權力》（下）：談香港抗爭與文藝〉。
[2] Alain de Botton, The 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 4. 6.；另可參考Robert Sharples, “Fate, prescience and free will,”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Boethiu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207-227.；以及Howard Rollin Patch, “Fate in Boethius and the Neoplatonists,” Speculum Vol. 4, No. 1 (Jan., 1929): 62-72.
[3] Alain de Botton, The 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 1. 5. 25-30.
[4] 可參考：John C. Magee, “The Boethian Wheels of Fortune and Fate,” Mediaeval Studies 49 (1987): 524-533.
[5] 這篇為狄波頓論波愛修斯《哲學的慰藉》的文章。
[6] Alain de Botton, The Consolations of Philosophy (Hamish Hamilton, 2000).
[7] Alain de Botton, “A kinder, gentler philosophy of success,” TED, Jul 28, 2009,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tSE4rglxbY.
[8] The 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 2. 4. 22-24.
[9] Ibid., 2. 4. 26.
[10] Ibid., 2. 4. 27.
[11] 《哲學的慰藉》的卷三有不少對柏拉圖哲學的討論，在段落十一的尾段，波愛修斯先是提及了柏拉圖的靈魂論，繼而理解追求最高真相的哲學原故。另可參考：John Magee, “The Good and morality: Consolatio 2-4,”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Boethiu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190-192.
[12] The 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 3.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