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於香港的夏天讀哈維爾的《無權力者的權力》（上）：談香港人面對的「後極權主義」
面對上世紀雄霸一方的蘇共，捷克前總統瓦茨拉夫．哈維爾（Václav Havel）的筆鋒幾乎從不退讓。在其經典名作，《無權力者的權力》（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他以獨的視點，對「後極權主義」（post-totalitarian）作出嚴厲的批判。
「世界工人團結一致！」這是蘇共時代，捷克斯洛伐克人每家每戶要說的口號。它的身影甚至遍佈了菜店的洋蔥和胡蘿蔔之間。[1] 這是為了甚麼？「後極權主義」比傳統的獨裁政府更恐怖的之處，是它那無聲滲透的意識形態。
當然，意識形態不一定有道德善惡之分，「後極權主義」政權真正的問題，是它以謊言包裝權力者之間的利益勾結，甚至是殘暴的惡行。「後極權主義」政府並不只以謊言欺騙人民，還透過潛移默化，使人失去辨別謊言能力（詳看上篇）。
即使不說「後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建構，只要眼見香港近來的事態，便不難發現政府的謊言。而書中有一句幾乎說中了所有抗爭者的心聲：「它偽造過去。它偽造現在；偽造未來。它偽造統計數據。它假裝不擁有一個可隻手遮天和毫無原則的警察機構。它假裝尊重人權。它假裝沒誰受到迫害。它假裝甚麼都不怕。它假裝沒有假裝。」[2]
政府一次又一次地縱容警察的暴行；在所謂的警察例行記者會上，警方發言人一直假裝有可謂的辦法原則。一直以來的假裝，卻使很多香港人都憤然地加入了抗議和不合作運動。哈維爾之所以用「無權力者的權力」（或解作「非常無力」的捷克原文「Moc bezmocných」），正是想要指出，作為最普通、最無權力的人民，在抗爭上卻具有舉足輕重的權力。
選擇活於真相：獨立的思考者
試想像有一天，我們的菜販突然打破了常規，耍性格不再擺放口號。他放棄在明知是一場鬧劇的選舉中投票。他開始在政治會議上說出自己真正的想法。 他甚至找到力量，跟良知驅使他去支持的人站在同一陣線。在這場反抗中，菜販從活在謊言之中走了出來。他拒絕這種儀式，違反了遊戲規則。他重新發現了被壓抑的身份和尊嚴。他賦予自由一種具體的意義。他的反抗是企圖活於真相之中。[3]
哈維爾認為，反抗是嘗試活於真相之中的第一步。反抗從來都不容易。在警察濫用暴力的時候，一些人即使看到確鑿的證據，甚至是自身身受其害，仍然選擇要自我欺騙。反抗之困難，在於人所面對的是一個巨大的意識形態──在這個環環相扣的信念網裡，撼動一個微小信念都必牽一髮而動全身。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只要站起來一次，人們要會重新發現一直被壓抑的身份和尊嚴，繼而決定不再活在謊言裡。
可是，單從滿佈謊言的意識形態裡自我抽離，並不全然等於活在真相──畢竟，從「後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變成「反後極權主義」，並不算掌握了自己存在的本質。因此，哈維爾才會說，只有透過成為「社會上獨立的精神、社會、政治生命」，才算是真正的活在真理之中。
如此簡單的一個道理，哈維爾早在二十多歲時寫下劇作《庭園派對》（The Garden Party）中表達過了。道理雖淺，卻意味深刻。一路走來，我們都強調不再需要「大台」，強調個人決策和獨立判斷，這不正是獨立的精神生命的最佳展示？
近來，我們經常聽到「放核彈都唔割席」的論述，又聽到支持政權的人之所以強大，在於他們無論如何都不割席的處事原則。在表面看來，這意味着抗爭者跟支持政權的人一樣，背後都有一個共同的陣營，需要靠互相支持維繫。但只要細心一想，便能洞悉，支持政權的人之所以從不割席，是因為他們從一開始就沒席可割──他們活於意識形態的單一價值觀裡，割席因此成了生存價值的崩塌。相反，抗爭者經常要面對會否割席的議題，正因為他們決心追求公義的精神：
將一類知名的、突出的「持不同政見者」制度化，實際上等於否認其活動中的內在道德性質。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持不同政見的運動源於平等這個原則，基於人權與自由不可分割這個概念。[4]
畢竟，社會的公義與真理，並非像「後極權主義」政府的謊言，任由它說了算；也不會像不廢功夫的恩賜，從天而降。說到這裡，也不難想像，所謂真理其實遠比謊言複雜、含糊（正因如此，一些人才會寧可活在廉價的謊言中）。但正如哈維爾所說，活在真理的原則「基於人權與自由不可分割這個概念」。
「持不同政見者」：違法的暴徒？
何謂「持不同政見者」（dissidents）？ 總的來說，那是指要活在真理的人。也就是，其實一個人只要想活在真理，便等於跟「後極權主義」政府的意識形態對着幹。
這是一般意義下的「持不同政見者」。但在香港的這埸運動中，持不同政見者常被指稱為搞破壞的暴徒，或是賣國賊。這當然是「後極權主義」政府常用的煽動技倆。到了現在，持不同政見者常要面對一些看似有理，但或是無理的指控。
首先，是所謂的法治問題。顯然地，持不同政見者的好些行為觸犯了香港的法律，其中最為令人畏懼的，可能是暴動罪。暴動罪或有它存在的必要，但在這個世道，卻成了當權者要用來威嚇人民的手段。在惡法當前，人的良知才是對錯的衡量準則。
其次是對使用暴力的理據。抗爭者可以使用一定程度的武力嗎？可以的話，有甚麼情況下才適用？對於這點，哈維爾說：「一般來說，唯靠以暴易暴才能阻止直接的暴力，或沉默被動實際上意味着支持暴力的情況下，『持不同政見的』態度才會接受暴力作為極端情況下的必要之惡：例如，讓我們回想一下，歐洲和平主義的盲目，是釀成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因素之一。」[5] 事實上，在九十年代南斯拉夫的內戰時，哈維爾就曾以總統的身份，支持北約轟炸南斯拉夫，提早結束多年的內戰。對於這做法，捷克當時只有三成的民眾表示支持。支持暴力從來是難以啟齒的事，那怕是必要的暴力。
「持不同政見者」：以藝術作為跟意識形態對抗的手段
根據哈維爾的看法，持不同政見者不一定需要參與抗爭和不合作運動。他說過：「如果『持不同政見運動』的基本責任是捍衛真理〔…〕那麼，這種方法的另一個階段，也許是迄今為止最成熟的階段，就是瓦茨拉夫．本達（Václav Benda）所謂的並行結構的發展（the development of parallel structures）。」[6]
聽來複雜的用語，實質上是指以意識形態以外的力量與之抗衡。哈維爾稱之為「第二文化」（second culture）：一種以非主流音樂和另類文藝創作等構成的文化。作為詩人和劇作家，哈維爾自然想要重點說明文藝於抗爭中的重要性。
藝術從來都是利害的意識形態武器──又或者說，蘇共本身就是這方面的專家。既然是意識形態武器，就難保它有反意識形態的作用。我們可以反問，在「布拉格之春」之時，一眾文人作家被禁聲，卡夫卡故居前的半身像也被一輛坦克的炮口正面對着，是所謂何事？哈維爾把這些都看在眼內，當然明白「後極權主義」政府所畏懼的事。到後來1976年，迷幻搖滾樂隊宇宙塑膠人（The 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成員被捕，以至引發連哈維爾在內二百多名文化人簽署《七七憲章》（Charter 77），都成了哈維爾抗爭思想的靈感來源和實驗場所。
甚至，到了中共政權如日中天之際，也有人曾經以「七七憲章」作靈感來源，想要在中國推動自由等普世價值。那叫《零八憲章》。其後所發生的事，就不必在這裡重提了……
在上篇，筆者提到，香港人所面對的困難，還在於活在金錢至上的意識形態價值觀裡。政府一招以經濟發展作為威脅，便使得一些人被迫退縮。哈維爾所面對的「後極權主義」似乎還不至如今香港人所面對的糟糕。這個時候，街上的抗爭者幾乎已經是千方百計了；作為文藝創作者，也必須是奮力建立「第二文化」，爭取體制以外的力量。
在〈故事與極權主義〉（Stories and Totalitarianism），哈維爾以獄中朋友的哮喘病為引旨，寫下自己在獄中的所見所聞。在「後極權主義」的社會裡，監獄反以成了真實世界、「前極權主義」（pre-totalitarianism）時代的寫照。這不禁讓人為香港現時的處境感嘆。這一代的香港人似乎都受着某種「哮喘病」的折磨。只是，有些人選擇假裝若無其事，有些人選擇面對現實的不適感……
注釋
[1] Václav Havel,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Vintage Classics, 2018), ch III.
[2] ibid., ch IV
[3] ibid., ch VII
[4] ibid., ch VIII
[5] ibid., ch XVII
[6] ibid., ch XVIII
參考文獻
Havel, Václav.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Edited by Paul R. Wilson, Vintage,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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