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讀到陳冠中和羅永生的訪談，想到羅永生基於博士論文的舊作，《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Collaborative Colonial Power and the Making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私覺這本書和李詠怡（Eliza Lee）編著的《香港性別與社會變遷》（Gender and Change in Hong Kong）都系統地分析了香港社會的「傳統主義」。這種傳統主義也包涵不同時期的精英吸納策略，可以進一步窺見今日香港困局的關鍵。
張愛玲在《沉香屑．第一爐香》裡藉葛薇龍的視角，描繪了讓她驚訝的不合時宜的華人傳統，解釋道是殖民地做給英國人看的清末style drama：
她自身也是殖民地所特有的東方色彩的一部分，她穿著南英中學的別致的制服，翠藍竹布衫，長齊膝蓋，下面是窄窄的褲腳管，還是滿清末年的款式；把女學生打扮得像賽金花模樣，那也是香港當局取悅於歐美遊客的種種設施之一。然而薇龍和其他的女孩子一樣的愛時髦，在竹布衫外面加上一件絨線背心，短背心底下，露出一大截衫子，越發覺得非驢非馬。
張愛玲對殖民地暴力、尤其是性別暴力的觀察確實犀利，但畢竟沒有受過社科訓練，也囿於時代局限，解釋這些暴力的方式有所欠缺。但這份表現形式包括性別暴力的傳統性我自己後來也遭遇過，當時驚歎，還以為自己穿越回了清朝，便一直想系統地尋求解答。
解答之一是華南的宗族性，通過社會機制較為系統和全面地保存和鞏固了（父權）傳統；二來是殖民主義，在殖民時代，華人傳統成為一種抵抗的方式，這一點冼玉儀（Elizabeth Sinn）在其專著《權力與慈善：東華三院與殖民地香港的華人商業精英》（Power and Charity：A Chinese Merchant Elite in Colonial Hong Kong）中也曾談及：殖民早期，華人需要自我動員來對抗殖民管治中的不公正。社群中的精英就成了大家長，不僅主持公道，也建立社群規則，包括司法、醫療、安葬、禮俗。
這些大家長後來也成為精英吸納的對象。李詠怡的編著更細緻和全面地寫到有選擇性的殖民政策，包括精英吸納，如何以尊重華人傳統的名義強化既有權力結構，使華人文化成了一成不變、脫離語境的價值體系。
在《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中，羅永生梳理檔案，寫到殖民官和華人精英如何通過製造儒家傳統來抵抗孫中山的國族主義、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共產主義。孫中山按照布爾什維克的模式改組國民黨，希望建立自上而下的大一統國家，輔之以基金的中華國族主義，既以反抗帝國主義為目標，也挑戰了華南地方勢力。香港的華人精英對此深感威脅，英國殖民當局也希望維繫香港的地方傳統，遂提出以鞏固儒家學說以興起中華傳統主義。1925至1926年的省港大罷工後，布政司署受洗文案羅旭龢（Robert Kotewall 1880-1949）甚至與港督金文泰（Cecil Clementi）討論，按照另一個殖民地馬來亞的經驗，通過敢於中文教育來加強中國傳統：
香港的華文教育似乎不完全符合應有標準。儒家倫理教學日裔受到忽視……這樣的體系應該著意強調人家倫理，因為在中國，儒家倫理很可能是療治布爾什維克有害教條的最佳藥物，並且肯定是最有說服力的保守課程，以及最偉大的勸善力量……把錢用來培養年輕人心中的中華民族保守觀念，不光是用得其所，還能帶來最佳的社會保障。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與精英勾結共謀的殖民實際上創造了一種脫離語境的中華傳統，以儒家倫理為依據，為保留固有權力結構。諷刺的是，在習近平的中國，儒家傳統又成為鞏固政權的文化依據和工具，不僅在中國內部，也在海外華人之間成為集體動員、喚起認同和支持的關鍵。
冷戰時期，殖民當局一方面扶持教會以抵抗民族情緒，防止共產主義滲透，一方面也加強傳統教育。陸鴻基曾寫到冷戰時期的教育政策有意識地要將香港華人塑造得有別於中國大陸，以抵抗中國和冷戰敵方的意識形態滲透。1953年，中文學科委員會甚至遞交一份報告，希望香港的中文教育能被文化本質化（culturalistic），以抵禦大陸中文課本裡的民族主義革命情緒。本質化中文和華人文化的結果是形成東西方對立思維，其中西方被等同於基督教、民主、進步、自由、現代，而東方被等同於落後保守。王玉玲（Yuk-Lin Renita Wong ）進一步指出，在談及性別問題時，女權主義者都傾向於將性別問題歸結於華人文化或儒家文化的傳統和保守，而事實上，殖民主義本身是父權式的，也加固和強化了殖民地的既有權力結構。
港督麥理浩（Murray MacLehose）時期（1971–1982）一直被認為是香港的黃金時代，社會政策較為寬鬆，也有經濟和福利上的鼓勵。但那代黃金時期依然需要置於冷戰語境，治理中心思想依然是安全問題。科大衛（David Faure）曾在《殖民主義與香港心態》（Colonialism and the Hong Kong Mentality）中提到，港人不問政治的形象正是受到當時行政手段的影響。當時也有劉兆佳所謂的「功利家庭主義」，在自由的表象之下依然由女性承擔著主要家庭責任，而隱形勞動則通過勞動力外包的形式分給東南亞勞工，造成表明上的解放和性別平等。 這樣一來，勾結共謀的殖民暴力和全球資本主義一起，進一步深化了固有的權力結構，也對現代社會的公民權利多有設防。
時至今日，香港早已超越了不問政治的框架，也在不斷形成積極的公民社會。但精英吸納再次成為新時代政治權威的治理策略，雖然這種策略如今不斷遭遇民間的反彈甚至衝擊，不少學者都論及國家民族主義如何塑造了本土主義，諸如「一個國家，兩種民族主義」（one country, two nationalisms）的說法。
周蕾曾有過一個著名的比喻，認為香港在兩種殖民主義的夾縫中艱難求生，而香港本身又經歷了工業和經濟上的現代化，讓香港的去殖民之路變得更為困難。孔誥峰和羅永生都曾對這一點作出質疑，認為在兩種殖民主義的夾縫之間求生的說法消解了香港本身的主體能動性，忽視了香港社會的發展，也忽視了殖民當局、北京政府與精英之間的吸納和共謀。在冷戰的大環境下，香港與世界的左翼、民主派也都曾以中國為第三世界聯盟和團結力的媒介，但今天，需要尋找政治、文化、意識形態上的新資本。
帝國主義不僅是歐洲擴張的結果，也是本地政治的作用，是殖民者與受害者的勾結或非勾結行為。這種觀點補充了霍米巴巴和阿巴斯等後殖民主義學者對殖民話語和殖民地脈絡的批判，引導我們看待權力的交互關係。不僅是殖民時代的交互關係，也是後殖民、新霸權時代的社會狀態。
勾結共謀的權力，無論在殖民時期或新霸權時代，都在於製造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包括殖民時代的東西方對立，也包括如今的「中華民族」與「境外反動勢力」之間的對立。因此在交互關係之外，也需要尋找另一種框架來消解二元對立的局限。去年在倫敦書評書店買到英國非裔學者斯圖亞特·霍爾的自傳，非常讚同霍爾的一段看法：
權力關係的這些形式及其他形式如何在另一套矢量──跨越民族國家邊界的橫向聯繫，以及民族國家模型無法解釋的全球／地方交互關係──的作用之下發生了移置和去中心化。我們必須通過這種方法來認識殖民化，當時如此，現在也只能如此。
香港之為國際都市，當然不僅是官方標語，或僅僅是基建和金融上的國際化──官方標語中的「亞洲國際都市」甚至縮減了香港的氣魄和地位。而是它的一呼一吸，一動一靜，都在國際政治的脈動之間。過去如此，現在依然，未來則至關重要。殖民當局、中華民國、中共政府都在不同時期通過香港回應國際時局，如今是香港回應國際時局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