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初年的外交態勢堪稱有「帝王居中，撫馭萬國」的氣勢，其對外積極交往的規模、頻率、探索、創設與影響足以稱雄當時的世界，並奠定了此後明清帝國「天下共主」的身份以及東亞的外交秩序和戰略框架。
從洪武二年二月到正統十四年八月（1369-1449）的八十年間，排除日本、朝鮮等與鄭和下西洋無關的國家，亞非國家對華使節的派遣達694次，其中洪武廿九年間共183次，平均每年6次；永樂廿一年間，約318次，平均每年15次；宣德九年間，共79次，平均每年約9次；正統十四年間共104次，平均每年7次。從洪武到永樂年間，朝貢國家數目由十幾個增加至超過六十個，難怪時人有「我朝國勢之尊，超邁前古。其駕北虜西蕃，無漢之和親，無唐之結盟，無宋之納歲幣，亦無兄弟敵國之禮」的「嗚呼盛哉」的感嘆。
不過，下西洋之壯舉、拒倭寇於國門、興教化於邊陲、享萬邦來朝之盛世，這些極盛景致為何反而成為帝國危機的預演和落後於西方的拐點？全球化的第一波何以不由中國主導？中華帝國王朝背海制陸戰略的兩個立足點在傳統治理邏輯中為何地位懸殊？清王朝北方經略的高歌猛進為甚麽仍是傳統路徑的低水平持續？為了回答這一系列問題，中國政法大學歷史研究所鄧文初教授從對古代中國影響深刻的「天下」觀念入手，梳理明清中國這種帝制時代超大規模政治體的決策層所面臨的機緣、約束、困頓、抉擇與挫折。
在具體敘事方面，《天下》一書的上篇重點在「海洋的世紀」時代背景下梳理大明帝國在的海洋政策與戰略布局，下篇則旨在概括大清帝國在「陸地的沖撞」下的地緣格局演化。在兩篇中，作者均在自己提出的「雙重三角關係」的多邊互動框架中探討帝國對外戰略的決策制定過程及其背後的制度與知識基礎，並試圖理解這一決策過程中的權力、文化與心理機制。
在作者看來，大明帝國建構其天下秩序的策略以強大的武力為後盾，「據諸番要沖」以保障其海上霸權，同時主要通過建立朝貢關系將周邊世界扁平化以實現對「四夷」的控制。借用永樂帝的說法，就是諸番「即已內屬，則為朝廷之臣」。簡而言之，各藩屬地位平等，朝廷為唯一的權威來源，大明皇帝為天下共主。滿清從入關之前征服朝鮮成為自己第一個屬國，到乾隆時期平定準噶爾納入新一批「屬國」，極盛時期的大清控制著周邊四十餘個屬國，「朝貢體制」和儒家「天下主義」世界秩序的話語也同時到達各自頂峰。
日本學者濱下武誌認為，明帝國以及此後清帝國接續的這種模式，正是自秦漢以來無遠弗屆地擴張的中央集權在國際關係上的表現，其實質意圖就是將中華帝國的國內治理模式向外複製和拓展。這一模式將「中央—地方」關系延伸至周邊與外國，形成一個以帝國為中心的同心圓等級結構，一個「君—臣—民」的金字塔結構。在這一秩序中，作為天下共主的中華帝國並不是平等的參與者，而是集立法者、監視者與仲裁者於一身，周邊夷狄「平等地」臣服其下，中華共主君父般高高在上。
吊詭的是，這種設計只是一廂情願、純粹的紙面理想，在現實中根本無法生根。因為整套秩序的運行，需要一個「居天下之中」、無偏無袒、大愛無私的君父，一種非實體的「虛君」。但佔據這一「虛位」的「中華帝國」，卻恰恰是一個要介入實際政治、與各國發生利益關聯的政治實體，因此必然會失去「中華帝國」這一「非實體」身份，完全無法實現既要「超然中外」又要「君臨天下」的兩難任務。
為了擺脫「雙重身份」的困境，帝國或許可以選擇以一個純粹軍事征服帝國的面目出現，而摒棄自身的「天下共主」形象，但這樣付出的道義喪失成本非常巨大，因此，「天下主義的國際秩序，就成為一種囚禁帝國自身的道德牢籠，在這種自我束縛下，帝國反而失去了處理國際事務的主動與能力」。
可以說，全書所討論的「問題意識」，就是日本歷史學家壇上寬（Danjo Hiroshi）提出的「忽必烈的未竟事業」的概念：由於元朝統治時間過短，未能完成中華一體化的制度與知識建構以及帝國的政治整合任務，從而給後繼者留下了一個巨大而復雜的難題──如何從制度上消化和整合一個超大規模的政治實體，以實現天下一體化和華夷秩序一體化的「大一統」或曰「天下的建構」，文明互動的調適與陣痛，只不過是其外在的表現形式而已。
明清帝國所面對的巨大政治困境，並非僅僅是中華帝國的內生困境，而是全球化過程中人類必然面對的共同困境。
作者認為，維護「天下觀念」和「朝貢貿易」背後的自我中心主義偏見和嚴重的等級壓制，就是拒絕了安德烈．岡德．弗蘭克（Andre Gunder Frank）在《白銀資本》（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中所說的事實──「相互依存」、「有無相易」的國際關係（“a single globe-encompassing world economic system with its own structure of interlinkages among its regions and sectors”），而「這種貿易必將培養其對立面──走私」。
明朝年間，帝國希望在北方通過壟斷來「羈縻」遊牧部落，其結果是促使其武力要挾，雙方不得不付諸戰爭；在南方，帝國以為通過壟斷可以控制沿海局勢，結果逼出了武裝海盜。「『南倭北虜』的形成，可以說就是這種拒絕的結果，也是帝國相信可以單邊宰制這個世界的結果」。類似地，清廷在貿易上的僵硬策略，雖說部份是出於錯誤的認知而企圖以中斷貿易來迫使依賴中原物質的遊牧部落「要麼崩潰，要麼投降」，但根本原因還在於順治、康熙以至乾隆始終信守着「我朝以武力取天下」的天下主義傳統的戰略，天下統一於我乃是帝國的最終目的。
事實上，其他學者的分析所見略同。例如，耶魯大學歷史系教授濮德培（Peter C. Perdue）在《中國西征：大清征服中央歐亞與蒙古帝國的最後挽歌》（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裏認為，清帝國衰落的關鍵原因包括意外的地緣政治時機、誤將西北政策用在南方的環境、作為「協商國家」的清朝與地方社會的權力平衡、商業化對社會團結的沖擊等四點。「英國人剛好在一七八○年代帶擴張鴉片貿易的要求抵達華南海岸，就在清朝軍隊剛達成西北大勝並迎回土爾扈特人之時。跟他們剛擊敗的蒙古人相比，清朝並沒有視英國為一個嚴重的威脅……難以快速回應來自海岸的威脅」。另一方面，對中央歐亞所設計的軍事戰略和外交政策，並不適合運用在內地山區或者防範南方的「海上遊牧民族」：「清代從西北勝利學得一套處理敵對勢力的方式，但他們在面對極為不同的邊疆環境則取法失當。」
可以說，中華帝國的統治者沒有受到平等這種近代思想獨屬品格的洗禮，沒能突破「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天尊地卑、身份等級與中古法則，其戰略重心受控於多邊國際關系所構造的客觀形勢，同時又被帝國意識形態與知識體系所制約而難以認識到時代趨勢和超脫地、創造性地解決面臨的困境。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天朝上國的地位越鞏固，就越難在鎖定的路徑下發掘新的思想與制度因素，反而使這個帝國越來越深地陷入權力的幻覺之中。但這種權力是建立在軍事戰爭和壓制普通民眾基礎之上的，「天下共主」的幻覺也是建立在與外世隔絕、自我封鎖基礎之上的。「表面的強大，往往足以掩蓋倒行逆施的頑梗；對外的封鎖在禁錮外來影響的同時，也禁錮了自我強大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