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上捷克斯洛伐克總統的前夕，瓦茨拉夫．哈維爾（Václav Havel）曾以獄中友人的哮喘病為「故事」，寫下〈故事與極權主義〉（Stories and Totalitarianism），當中有一段很為有趣：
在監獄的時候，我一次又一次地意識到，跟外面的生活相比，故事是何等生動。幾乎所有囚徒，都有既獨特又震撼，同時又動人的人生故事 。我聽着這些不同的故事，便驀然發現，似是置身「前極權主義」（pre-totalitarian）的世界 ── 或單純的是文學世界。我反覆思索獄友們那些豐富多彩的敘述，只得出一個想法：它們並非極權主義那些模稜兩可的檔案文件；相反，它們正為人類以其獨特性，抗衡空洞言詞那種叛逆，也為那無視對立壓力的頑強精神作證。〔…〕 人們確實受着哮喘病折磨，極權國家裡那些單調乏味的、奴隸般的、服從的、整齊劃一的、如牧群般的公民，在獄中反而不多見。[1]
歷史與故事敘述就像一面鏡，反映了極權統治的對立面；同時也反映了那個想要建立一套單一意識形態的極權政府──它們期望，在這個建構的意識形態裡，人們「背負」着一套虛假的歷史，活在虛擬之中；它們期望，每當有真實的、活生生的故事出現眼前，人們會稱之荒誕，甚至是罪惡的名義予以打壓、將之禁聲。
哈維爾在這段中用到了「前極權主義」（pre-totalitarian）一詞，除了是要指出極權統治前的狀態，還是反襯和補足他多年前用到的「後極權主義」（post-totalitarian）。
入獄前不久，他完成了《無權力者的權力》（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高聲談論捷克斯洛伐克的「後極權主義」政府，以及詩人和藝術家如何作為與權力者並駕齊驅的「持不同政見者」（dissidents）。如今獄中所見所聞，彷彿也在為他的構想「作證」。
哈維爾的《無權力者的權力》，自然是當時試圖與蘇共極權抗衡的理據和指南。多年過後，捷克斯洛伐克早已成為兩個獨立的國家，極權亦早已在這兩片領土褪去色彩。一些人讚頌哈維爾的先見之明，此書也因此成為了理解過去極權主義的經典。悲哀的是，到了今時今日，經歷香港近來發生的「香港之夏」，筆者才驀然發現哈維爾對極權主義的透徹理解，以及其想法在中共統治語境下的適用性……
後極權主義社會：單一的意識形態
《無權力者的權力》一書名是按英文翻譯再譯而成的，其捷克文原名為「Moc bezmocných」，解作非常無力。如今香港人經歷過無盡的街頭抗爭，也彷彿明白何謂無力。這種無力感，與其說來自於對擁有香港管治權的少數的不滿，更不如說是對為數眾多的警察、「白衫人」、等支持當權者的人的憤怒和無奈。按哈維爾的講法，抗爭者有如此情緒，主要是我們所面對的是一個「後極權主義」（post-totalitarian）的政府……
就如哈維爾認為，我們不能單以「傳統的獨裁政府」稱呼當時的蘇共。所謂傳統的獨裁政府，指的是少數擁有權力的人對大多數人的高壓管治。這通常是一種對立和不長久的狀態。在當時，蘇共是一個已經有六十年歷史的超級權力中心，在表面看來，這個權力中心的統治手段幾乎從來不站在群眾的對立面；又或許說，它其實以大多數民眾的「意願」作為權力的來源──正如，在1948年政變前夕，共產黨人在自由選舉中獲得38%民眾的支持票，使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不得不在《笑忘書》（The Book of Laughter and Forgetting）戲稱這場篡奪權力的政變為「非流血和暴力，而是一半人的歡呼」。[2]
「後極權主義」也是極權主義的一種，但它對民眾的控制和壓迫比傳統的來得更無聲無色。在蘇共的語境下，無形的力量源自意識形態價值（ideological value）的滲透和潛移默化。[3] 哈維爾其後用到一個市場菜販的比喻，說明意識形態在日常生活中的身影：
一家水果和蔬菜店的經理，在店舖櫥窗的洋蔥和胡蘿蔔之間放着「世界工人團結一致！」的口號。他何以要這樣做？ 他想與世界溝通何事？ 他是否真的熱衷於世界工人團結這理念？ 他的熱情是如此之大，以至感到一種無法抑制的衝動，想要告知公眾他的理念？ 他曾否深思，這種團結怎樣實現，以及它意味着甚麼呢？[4]
當然，我們不能期望所有人都認真深思日常生活中的一切瑣事。菜販之所以如此佈置，只因為那些口號是跟隨洋蔥和胡蘿蔔一同送來的，而把它們放在蔬果之間，是約定俗成的做法──就像哈維爾所說，意識形態就像世俗化宗教（secularized religion），成為了社會行為規範的最高指引。
只要借鑑於北韓的統治史，便會知道，其實以宗教跟極權作為類比，一點都不為誇張。宗教不單指引着人的行為，還為人的生存價值提供最終極的依據；極權政府利用意識形態，試圖為人提供「最終極的生存依據」，跟宗教有異曲同工之妙。
宗教的本質在此不贅，但以權力核心加諸的價值作為生活指南，顯然多是謊話連篇，按哈維爾的說法：「意識形態是一種虛浮地與世界連結的途徑。 它為人類提供了身份、尊嚴和道德幻覺，使人更容易遠離它們 。」[5] 最終，人甚至會為了意識形態的價值體系而埋沒良知。
意識形態的價值觀都反映在支持體制的人身上。在蘇共統治的時代，就如上述空泛的口號，是對工人階級的推崇，對資本主義的鄙視（雖然它實質上所指的有點含糊 ）。同樣邏輯，只要看現今支持體制的人，便能從中窺探香港人所要面對的（或被潛移默化，置身其中的）意識形態。
意識形態的兩層結構：中央與地區
正如捷克斯洛伐克當年的局面，香港所面對的權力，同樣是一個兩層的架構。經歷了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捷克斯洛伐克追求於蘇共管治下民主夢碎。此後，人們都心知肚明，面對蘇共這個超級權力，捷克斯洛伐克本地的政府只像一個依附的地方政權。同樣地，面對中共這個現今的超級權力，香港政府名義上享有高度自治，但在經過二十二年的來的風風雨雨，到近來引發「香港之夏」的《逃犯條例》修訂案，我們大家都知道那是怎麼一回事。
把權力架構分開兩層，是為了更要觀察全局。跟過往的共產主義有所不同，中共自1982年提出了所謂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到不久後的改革開放，中共政權的意識形態便開始了一次異變，一路走來，發展成齊澤克（Slavoj Žižek）戲稱的「資本主義式的社會主義」（capitalist socialist）和「不以民主制度下推行資本主義的完美示範」。
以哈維爾「後極權主義」的理論框架分析，只要一覽政權的口號，就知道所謂「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背後的意識形態。首先，像改革開放前那種如「知識份子必須與工農群眾相結合」、「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口號，已經不再易講出口；再看九十年代興起的「發展才是硬道理」，以及現今常在大陛看見的「全國各族人民大團結萬歲」，便似乎看到了意識形態轉變的兩大特質……
「發展才是硬道理」講的是資本主義，同時亦崇尚經濟進步，或其後引申的金錢至上的意識形態；而「全國各族人民大團結萬歲」，是一種想要確立「中國人」為一個想像的共同體的意識形態。
假如像哈維爾所說，「後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就如世俗化宗教，是社會行為規範的最高指引。新中國對人民的控制，依靠的主要是這兩大意識形態的結合。 在中國的語境下，後者是必要的。一來，它能作為打壓境內聲音的手段，維持國家穩定的政治籌碼（近來新疆的「再教育營」，便是透過灌輸意識形態作為打壓的一例）；其次，在面對前者的不足時，後者能作為穩定人心的工具（在近年的宣傳口號［特別是中美貿易戰］可見，後者以愛國主義的姿態，成為對抗經濟威脅的「人民鴉片」）。
香港人所面對的「後極權主義」：發展至上的意識形態
在香港這個前英國殖民地、今為中共地區上的附屬權力的語境下，愛國主義作為意識形態並不能成為大多數人的生活指引（雖然「藍衫人」還會以「我❤香港」為政治行為的口號；警察會向着示威者大喊一句：「賣國賊！」）。
實質成達到其管治目的的，還是靠長期建立下來，經濟發展至上的價值觀──就如周保松在八月六日臉書上所說，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所發表的講話內容「一點也不新鮮」，是要再次提醒市民，社會需要穩定和經濟發展：「穩定和發展（唔好亂和有飯食），簡直是香港這個「逃亡社會」（逃離大陸）長期形成的深層文化基因。對許多老一輩香港人來說，安定繁榮，是最基本也最重要的，遠遠比自由和民主來得重要。」
先以經濟發展作為意識形態，將其由上而下地推而廣之，下一步便是直接以金錢和利益收買人心。建制派跟支持制度的人，常指責抗爭者必定收取了金錢才會「搗亂香港」，便是吸食過多這種「意識形態鴉片」的結果；事實上，從「白衫人」到警察的所作所為可見，促成他們埋沒良心的，正是灌輸經濟發展至上所致的。
當然，這裡並不是指發展經濟只有虛假的價值和意義。事情是如此的千絲萬縷，往往使人容易跌進一個意識形態所設下的局。或舉一例，從香港多年來的房屋政策可見，當權者刻意要把香港人的住屋權力以無形的手段奪去，目的不外乎是要迫着人民進入金錢至上這個意識形態「遊戲」。
面對如此局面，抗爭者不可能在短期內成為經濟上佔優的一方（甚至說，基於理想的層面，也不應該以「後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框架之內進行抗爭）。於這點上，哈維爾亦有他的見解。關鍵正在於本文開首，以故事作為引旨所帶出的「前極權主義」時代。在如此的社會，人是活生生、實實在在而並非活在謊言的，筆者將在下篇繼續絮說哈維爾的見解對香港人的啟示，以至文學與藝術於抗爭中的力量……
【下篇】於香港的夏天讀哈維爾的《無權力者的權力》（下）：談香港抗爭與文藝
注釋
[1] Václav Havel, “Stories and Totalitarianism,” Index on Censorship 17(3), 1988, p. 17.
[2] Milan Kundera, The Book of Laughter and Forgetting (Penguin, 1987), p. 8
[3] Václav Havel,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Vintage Classics, 2018), ch II.
[4] ibid., ch III.
[5] ibid.
參考文獻
Havel, Václav.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Edited by Paul R. Wilson, Vintage, 2018.
── “Stories and Totalitarianism.” Index on Censorship, vol. 17, no. 3, 1988, pp. 14–21.
Kundera, Milan. The Book of Laughter and Forgetting. Translated by Michael Henry Heim, Penguin,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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