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意大利中世紀偉大詩人但丁（Dante Alighieri），人們或許會想到他的史詩《神曲》（Divine Comedy）。《神曲》分為〈地獄〉﹑〈煉獄〉﹑〈天堂〉三篇，講述敘事者但丁於三地的遊歷。在旅途上他遇到不少人的靈魂，受到不少關於生命與宗教上的教悔。在《神曲》，通往天堂前必先經過萬丈深的地獄，詩篇到後亦隨着神展示自身而結束。
《神曲》的創作歷時十多年，以托斯卡納語（Tuscan）書寫而成，要理解但丁，就先要知道詩人晚年的流放生活。在但丁身處的時代，城市的政治由兩個派系主導：忠於教皇權的圭爾夫派（Guelphs）和忠於神聖羅馬帝國的吉伯林派（Ghibellines）。圭爾夫家族又進一步分為以高貴貴族家庭為主的「黑圭爾夫」（Black Guelph）和以商人和下層貴族為主的「白圭爾夫」（White Guelph）。[1] 根據好些歷史考察，白圭爾夫傾向共和主義的治理觀念，而黑圭爾夫則主張獨裁專制。[2]
在1301年，新的黑圭爾夫政權冒起，位處白圭爾夫政權一方的但丁被控告貪汙和其他罪名，而當時的教宗博義八世（Pope Boniface VIII）支持的卻是黑圭爾夫的一方。結果，但丁從此離開了佛羅倫斯，過上了流放的生活。[3] 其後這位教宗出現在但丁《神曲》的地獄篇裡，受永恆的折磨，可見詩人對他的評價。
在流放期間，古羅馬哲學家波愛修斯（Boethius）對命運與時運的理解直接影響了但丁的思想。[4] 其中的原因是，但丁跟波愛修斯一樣，出生於一個富有貴族血統的家庭，自小就受良好的教育，其後投身各種政治職位，而在人生的中後期同樣遇上政治風波，陷入了人生的低谷。比較幸運的是，但丁只是被威脅判處死刑，而展開了長達二十年的政治流亡，不像波愛修斯失去了寶貴的生命。在流亡期間，但丁先是寫了《俗語論》（De Vulgari Eloquentia）和《飨宴》（Convivio），兩部比較拉丁文與口語書寫的著作，其後才以口語寫下偉大的《神曲》。
餘下的十九年對詩人來說是最痛苦的，他形容自己就像是「無舵的船」和「乞丐」一樣四處遊蕩。[5] 他在意大利四處流浪，其行蹤隱祕，而至後人無法準確地知道他的下落。我們知道，起初他策劃並密謀軍事佔領佛羅倫薩，其他於1302到1312的十年裡，不斷遊走於維羅納（Verona）﹑阿雷佐（Arezzo）﹑帕多瓦（Padua）﹑威尼斯（Venice）等不同城市之間，直到他於 1312 年再次於維羅納定居，並於 1319 年從維羅納搬到他在拉文納（Ravenna）的最後一個避難所。[6]
詩人的流放生活就他帶來了強烈的思想衝突。一來是對政治與生命中不幸的反思，但更重要的，是其後他對權力的批判。而作為一個詩人，語言是他與生俱來的﹑最尖銳的利器，掌握到這點的但丁在約1302至1305年流放的早期寫下了《俗語論》，試圖以哲學﹑政治和文學的角度，剖析意大利地區口語的地位。
有趣的是，在但丁的《神曲》，天堂篇裡的天使說「神我讚頌你」的是意大利口語「Dio laudamo」[7]，而地獄篇裡出現的一把聲音，同樣說着「神我讚頌你」卻是拉丁文的「Te Deum laudamus」[8]， 這顯然就是直接地道出了口語於文學上的地位。而事實上，但丁在《神曲》裡直接引用了聖經的各部分，但卻刻意把拉丁文翻譯成意大利口語，此舉不但證明了但丁對口語的重視，同時也是對教廷拉丁文專制的反抗。 [9]
因我發現於我之前無人考究口語的口才理論，而且我們卻清楚看見此辯才於每個人之必要，〔…〕受上頭聖言之啟發，我將嘗試為說粗俗語言的人辯護，希望藉此啟發那些像盲人一樣走路人，使他們理解自身並非落後，而是走在最前。[10]
《俗語論》的開首是這樣寫的，而其後但丁更斷言：「這兩種語言中，比較高貴的是口語：〔…〕因為它是人類最初使用的語言。」[11] 但丁在這段期間經常回想到亞里士多德的哲學教悔，他在《飨宴》就提及過聖湯馬士．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對亞里士多德《倫理學》（Ethics）的評注。 [12]
不過，這裡更重要的是亞里士多德對語言的理解。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Politics）裡宣稱，人與動物皆以聲音來表達愉快或痛苦，但是只人才能表達何謂正義與不義。語言是原始和最直接的，而在基督教傳統下的人們都知道，語言的隔閡是神對想要建造高塔觸及神靈的人的懲罰；其結果是，人忘記了他的第一語言。但從另一個角度可見，語言是通達最高真理的一個途徑，失去語言是神對人殘酷的懲罰。[13]
因此，但丁在《飨宴》又說，拉丁文的恆久不變的，人們能欣賞其不變的美；一個人假若離開一個城市，而有幸在千年後回來，他會以為城市已被外人統治，正因為人們說的口語一直在變化。在一定程度上，拉丁文有它的優勢。它通用於說英語和說德語的人，使得用不同語言的人能夠溝通，而但丁也不能否認地說：「當語言的構成是為表達人類思想，我們便稱它為有德，且越完整越有德。因此，由於拉丁語表達了許多口語所不能表達的思想，正如通曉兩種語言的人所知道的，它比口語更為有德。」[14]
然而，只要細想便會發現，只有受良好教育的人才通曉拉丁文，它「不能為多數人服務」[15]，這使得在很多情況之下，拉丁文還是需要透過其他口語來解釋。其後但丁便提出，拉丁文不能像口語一樣有用，因為真正被使用的東西才稱得上是有用。如此拉丁文就像是埋在地下的黃金和珠寶。但丁又引用亞里士多德《倫理學》中的一句「一燕不成春」，說明「口語提供好些有用的東西，而拉丁文則不然。」[16]
到了十九世紀，意大利以至整個歐洲的知識份子界都興起了一個思潮，提倡只有以口語寫作才能承載文化的精髓。當這思潮昇華至民族主義的層面的同時，也標誌了拉丁文沒落的開端。[17] 但丁之所以推舉口語，其中自然是政治黑暗為他所帶來的思想衝擊所至的；然而，說到語言的用處，但丁對口語的看法深深影響了意大利文學，以至世界文學的發展。口語之所有有更高的價值，是因為它被使用，而且有用，由這角度去，詩歌應當有它特殊的地位。詩歌的寫作模式方便了語言的傳頌，而這些語言承載了代表着人類心靈的真理。
由《俗語論》到《飨宴》，但丁以邏輯井然的方式比較了拉丁文與口語的地位，這固然成為了日後《神曲》的創作基礎。但當中更重要的一個含意是，語言跟政治處境的關係。我們可以想像，《神曲》的誕生跟但丁對社會的反思有莫大的關係，腐敗的政治處境或許不能透過政治的手段糾正，在這方面使用語言的人常會感到挫敗和無力；然而，這往往迫使詩人對生命作進一步的反思，繼而成就了一部偉大的著作。
語言是一種政治力量，柏拉圖早在他的《理想國》提出過。其後的聖奧古斯丁也似乎支持這個觀點。在這種哲學之下，詩與詩人是真理的背叛者。但丁的《神曲》顯然是反對了這種觀點……
注釋
[1] 參考Lauro Martines, Power And Imagin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P, 1988), 45-61.
[2] Robert Hollander, Dante: a Life in Work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5), 5.
[3] Robert Harrison, “Dante on Trial,” NY Review of Books, 19 (February 2015): 36–37.
[4] H. H. Harper, Dante and Boethius (Cedar Rapids, 1930), 9.；也參考：Angelo Gualtieri, “Lady Philosophy in Boethius and Dant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Vol. 23, No. 2 (Spring, 1971): 143.
[5] Dante Alighieri, Convivio, Book I, iii.
[6] Giuseppe Mazzotta, “Life of Dante,”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Dante, 2 nd Edition, ed. Rachel Jacof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8.
[7] Dante Alighieri, Paradiso XXIV.
[8] Dante Alighieri, Purgatorio IX.
[9] 參考 Kevin Brownlee, “Why the Angels Speak Italian: Dante as Vernacular Poeta in Paradiso XXV,” Poetics Today, Vol. 5, No. 3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Representation: New Reflections (1984): 597-610.
[10] Alighieri, Convivio, Book I, i.
[11] Ibid., iii.
[12] Mazzotta, “Life of Dante,” 9.
[13] 參考Irène Rosier-Catach, “Man as a Speaking and Political Animal: A Political Reading of Dante’s De vulgari eloquentia,” In Dante’s Plurilingualism: Authority, Knowledge, Subjectivity eds. Sara Fortuna, Manuele Gragnolati, & Jürgen Trabant(Routledge, 2010), 34-53.
[14] Alighieri, Convivio, Book I, 5.
[15] Ibid., 9.
[16] Ibid., 10.
[17] 參考Christopher Celenza, The Lost Italian Renaissance, Humanists, Historians, and Latin’s Legac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6), x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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