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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流放與口語書寫:詩人但丁的教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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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流放與口語書寫:詩人但丁的教悔

  說到意大利中世紀偉大詩人但丁(Dante Alighieri),人們或許會想到他的史詩《神曲》(Divine Comedy)。《神曲》分為〈地獄〉﹑〈煉獄〉﹑〈天堂〉三篇,講述敘事者但丁於三地的遊歷。在旅途上他遇到不少人的靈魂,受到不少關於生命與宗教上的教悔。在《神曲》,通往天堂前必先經過萬丈深的地獄,詩篇到後亦隨着神展示自身而結束。

  《神曲》的創作歷時十多年,以托斯卡納語(Tuscan)書寫而成,要理解但丁,就先要知道詩人晚年的流放生活。在但丁身處的時代,城市的政治由兩個派系主導:忠於教皇權的圭爾夫派(Guelphs)和忠於神聖羅馬帝國的吉伯林派(Ghibellines)。圭爾夫家族又進一步分為以高貴貴族家庭為主的「黑圭爾夫」(Black Guelph)和以商人和下層貴族為主的「白圭爾夫」(White Guelph)。[1] 根據好些歷史考察,白圭爾夫傾向共和主義的治理觀念,而黑圭爾夫則主張獨裁專制。[2]

  在1301年,新的黑圭爾夫政權冒起,位處白圭爾夫政權一方的但丁被控告貪汙和其他罪名,而當時的教宗博義八世(Pope Boniface VIII)支持的卻是黑圭爾夫的一方。結果,但丁從此離開了佛羅倫斯,過上了流放的生活。[3] 其後這位教宗出現在但丁《神曲》的地獄篇裡,受永恆的折磨,可見詩人對他的評價。

  在流放期間,古羅馬哲學家波愛修斯(Boethius)對命運與時運的理解直接影響了但丁的思想。[4] 其中的原因是,但丁跟波愛修斯一樣,出生於一個富有貴族血統的家庭,自小就受良好的教育,其後投身各種政治職位,而在人生的中後期同樣遇上政治風波,陷入了人生的低谷。比較幸運的是,但丁只是被威脅判處死刑,而展開了長達二十年的政治流亡,不像波愛修斯失去了寶貴的生命。在流亡期間,但丁先是寫了《俗語論》(De Vulgari Eloquentia)和《飨宴》(Convivio),兩部比較拉丁文與口語書寫的著作,其後才以口語寫下偉大的《神曲》。

 

  餘下的十九年對詩人來說是最痛苦的,他形容自己就像是「無舵的船」和「乞丐」一樣四處遊蕩。[5] 他在意大利四處流浪,其行蹤隱祕,而至後人無法準確地知道他的下落。我們知道,起初他策劃並密謀軍事佔領佛羅倫薩,其他於1302到1312的十年裡,不斷遊走於維羅納(Verona)﹑阿雷佐(Arezzo)﹑帕多瓦(Padua)﹑威尼斯(Venice)等不同城市之間,直到他於 1312 年再次於維羅納定居,並於 1319 年從維羅納搬到他在拉文納(Ravenna)的最後一個避難所。[6]

  詩人的流放生活就他帶來了強烈的思想衝突。一來是對政治與生命中不幸的反思,但更重要的,是其後他對權力的批判。而作為一個詩人,語言是他與生俱來的﹑最尖銳的利器,掌握到這點的但丁在約1302至1305年流放的早期寫下了《俗語論》,試圖以哲學﹑政治和文學的角度,剖析意大利地區口語的地位。

  有趣的是,在但丁的《神曲》,天堂篇裡的天使說「神我讚頌你」的是意大利口語「Dio laudamo」[7],而地獄篇裡出現的一把聲音,同樣說着「神我讚頌你」卻是拉丁文的「Te Deum laudamus」[8] 這顯然就是直接地道出了口語於文學上的地位。而事實上,但丁在《神曲》裡直接引用了聖經的各部分,但卻刻意把拉丁文翻譯成意大利口語,此舉不但證明了但丁對口語的重視,同時也是對教廷拉丁文專制的反抗。 [9]

因我發現於我之前無人考究口語的口才理論,而且我們卻清楚看見此辯才於每個人之必要,〔…〕受上頭聖言之啟發,我將嘗試為說粗俗語言的人辯護,希望藉此啟發那些像盲人一樣走路人,使他們理解自身並非落後,而是走在最前。[10]

  《俗語論》的開首是這樣寫的,而其後但丁更斷言:「這兩種語言中,比較高貴的是口語:〔…〕因為它是人類最初使用的語言。」[11] 但丁在這段期間經常回想到亞里士多德的哲學教悔,他在《飨宴》就提及過聖湯馬士.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對亞里士多德《倫理學》(Ethics)的評注。 [12]

  不過,這裡更重要的是亞里士多德對語言的理解。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Politics)裡宣稱,人與動物皆以聲音來表達愉快或痛苦,但是只人才能表達何謂正義與不義。語言是原始和最直接的,而在基督教傳統下的人們都知道,語言的隔閡是神對想要建造高塔觸及神靈的人的懲罰;其結果是,人忘記了他的第一語言。但從另一個角度可見,語言是通達最高真理的一個途徑,失去語言是神對人殘酷的懲罰。[13]

  因此,但丁在《飨宴》又說,拉丁文的恆久不變的,人們能欣賞其不變的美;一個人假若離開一個城市,而有幸在千年後回來,他會以為城市已被外人統治,正因為人們說的口語一直在變化。在一定程度上,拉丁文有它的優勢。它通用於說英語和說德語的人,使得用不同語言的人能夠溝通,而但丁也不能否認地說:「當語言的構成是為表達人類思想,我們便稱它為有德,且越完整越有德。因此,由於拉丁語表達了許多口語所不能表達的思想,正如通曉兩種語言的人所知道的,它比口語更為有德。」[14]

 

  然而,只要細想便會發現,只有受良好教育的人才通曉拉丁文,它「不能為多數人服務」[15],這使得在很多情況之下,拉丁文還是需要透過其他口語來解釋。其後但丁便提出,拉丁文不能像口語一樣有用,因為真正被使用的東西才稱得上是有用。如此拉丁文就像是埋在地下的黃金和珠寶。但丁又引用亞里士多德《倫理學》中的一句「一燕不成春」,說明「口語提供好些有用的東西,而拉丁文則不然。」[16]

  到了十九世紀,意大利以至整個歐洲的知識份子界都興起了一個思潮,提倡只有以口語寫作才能承載文化的精髓。當這思潮昇華至民族主義的層面的同時,也標誌了拉丁文沒落的開端。[17] 但丁之所以推舉口語,其中自然是政治黑暗為他所帶來的思想衝擊所至的;然而,說到語言的用處,但丁對口語的看法深深影響了意大利文學,以至世界文學的發展。口語之所有有更高的價值,是因為它被使用,而且有用,由這角度去,詩歌應當有它特殊的地位。詩歌的寫作模式方便了語言的傳頌,而這些語言承載了代表着人類心靈的真理。

  由《俗語論》到《飨宴》,但丁以邏輯井然的方式比較了拉丁文與口語的地位,這固然成為了日後《神曲》的創作基礎。但當中更重要的一個含意是,語言跟政治處境的關係。我們可以想像,《神曲》的誕生跟但丁對社會的反思有莫大的關係,腐敗的政治處境或許不能透過政治的手段糾正,在這方面使用語言的人常會感到挫敗和無力;然而,這往往迫使詩人對生命作進一步的反思,繼而成就了一部偉大的著作。

  語言是一種政治力量,柏拉圖早在他的《理想國》提出過。其後的聖奧古斯丁也似乎支持這個觀點。在這種哲學之下,詩與詩人是真理的背叛者。但丁的《神曲》顯然是反對了這種觀點……

 

注釋

[1] 參考Lauro Martines, Power And Imagin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P, 1988), 45-61.

[2] Robert Hollander, Dante: a Life in Work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5), 5.

[3] Robert Harrison, “Dante on Trial,” NY Review of Books, 19 (February 2015): 36–37.

[4] H. H. Harper, Dante and Boethius (Cedar Rapids, 1930),  9.;也參考:Angelo Gualtieri, “Lady Philosophy in Boethius and Dant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Vol. 23, No. 2 (Spring, 1971): 143.

[5] Dante Alighieri, Convivio, Book I, iii.

[6] Giuseppe Mazzotta, “Life of Dante,”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Dante, 2 nd Edition, ed. Rachel Jacof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8.

[7] Dante Alighieri, Paradiso XXIV.

[8] Dante Alighieri, Purgatorio IX.

[9] 參考 Kevin Brownlee, “Why the Angels Speak Italian: Dante as Vernacular Poeta in Paradiso XXV,” Poetics Today, Vol. 5, No. 3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Representation: New Reflections (1984): 597-610.

[10] Alighieri, Convivio, Book I, i.

[11] Ibid., iii.

[12] Mazzotta, “Life of Dante,” 9.

[13] 參考Irène Rosier-Catach, “Man as a Speaking and Political Animal: A Political Reading of Dante’s De vulgari eloquentia,” In Dante’s Plurilingualism: Authority, Knowledge, Subjectivity eds. Sara Fortuna, Manuele Gragnolati, & Jürgen Trabant(Routledge, 2010), 34-53.

[14] Alighieri, Convivio, Book I, 5.

[15] Ibid., 9.

[16] Ibid., 10.

[17] 參考Christopher Celenza, The Lost Italian Renaissance, Humanists, Historians, and Latin’s Legac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6), x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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