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及世界最早關於瘟疫的文學著作，便要先談公元十四世紀的《十日談》（Decameron）。《十日談》的作者是文藝復興時期、佛羅倫斯的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這部著作於1353年完成，正是以剛過去的黑死病作為故事的背景。
十四世紀中葉，黑死病由亞洲中南部喜馬拉雅山區傳開，僅數年便席捲了整個歐洲大陸，估計奪去了半數人的性命。《十日談》講述於佛羅倫斯郊外的山上，有躲避瘟疫的七女三男，為了打發與世隔絕的乏味生活，便決定要每人每天輪流講一個故事。最後，十天過去了，也是一百個故事也講完了，是為《十日談》。
《十日談》之重要，是它既是文學又是歷史。一來，流傳下來關於當時黑死病的記載並沒有很多，這使得《十日談》中對疾病的描繪成為現今要考證當時的瘟疫的重要文獻之一，是醫學史的一部份。而或許，好的歷史往往也需要文學上的補足。古希臘的修昔底德（Thucydides）寫《歷史》（History）時，有段寫到雅典城的瘟疫，用的是醫學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的用詞；然而，跟純醫學不一樣的是，修昔底德寫下的《歷史》，並不只是乏味而重複的純醫學描述。可見，在二千年前，所謂歷史，既是客觀事實，卻又離不開能夠傳達至讀者的詩性。[1]
《十日談》除了是記載了黑死病的病徵，是歷史的一部分，更重要的還是對當時社會面貌的描寫。這使得人類一直翻看《十日談》，甚至把它稱為「人曲」，與旦丁（Dante）的《神曲》（Divine Comedy）對照互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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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世紀，基督宗教是人們生活的唯一指引，死後能否進入天國，就看生前的罪孽有沒有來得及受到寬恕。到了十四世紀、中世紀的晚期，羅馬教廷腐敗早是人所共知的事實。由十一世紀十字軍東征的年代，就開始有所謂的「贖罪券」，使向東征伐的士兵信徒受到無條件的寬恕。所謂「聖戰」背後的政治計算且不用說，單是這種「贖罪券」的先例，以至其後為斂財的濫發，已經是羅馬教廷腐敗的象徵。
在《十日談》，薄伽丘講述這群男男女女時，就說過：「這場瘟疫不知道是受了天體的影響，還是威嚴的天主降於作惡多端的人類的懲罰」。又補充，那些城中的神父，死的死，病的病，無人為神執行職務，社會便一時毫無法紀，幾乎是每個人都可以為所欲為，有些人便開始沈淪，大吃大喝﹑放蕩縱慾。十九世紀的德國歷史學家尼布爾（Barthold Georg Niebuhr）就曾經說過，瘟疫不只是殺人，它還使殺不死的人道德淪喪，「瘟疫漫延的時代，總是人類獸性和惡魔的一面佔上風的時候。」[2]
既然神是至善的存在，何以祂要降災於人？人所抱持的世界觀自然有所影響，不然，古希臘人也不會認為是阿波羅把瘟疫帶到雅典城。因此，中世紀當時的一些人們更普遍認為，黑死病的出現，其實是上帝要降罪於腐敗的羅馬教廷。[3]
薄伽丘其後又說，有些人認為只要逃離佛羅倫斯，便能免於災難，「彷彿是天主鑑於人類為非作歹，一怒之下降下懲罰，這懲罰卻只落在那些留居城裡的人的頭上。」於是，才有了跑到郊外的三男七女。第一天，各人允許講一個自己心愛的故事：結果，十個故事裡就有四個是諷刺教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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諷刺教會神職人員的故事，在《十日談》裡俯拾皆是。有的講述人們的貪婪和愚笨，但有更多是講他們對女人的痴心和性慾。
薄伽丘喜歡談女人，他認為自己的《論著名的女人》（On Famous Women）是西方第一本有系統地歌頌女人的著作。在《十日談》故事正式展開之前，七個女人遇見三個男人，其中一個便說：「我們的運氣有多好！這不正好來了三個又英俊又懂事的青年，要成全我們的願望？只要我們肯收容他們，他們一定樂意做我們的嚮導和跟班的。」女性似乎是《十日談》裡真正有話語權的人，甚至，從書的起首就可見，書是為女性讀者而寫的。[4] 彷彿，批評教會之後，隨之而來的就是女性權利的重奪。
因此，《十日談》對女性的刻劃，一直也是學界其中一個討論重點。
書中一些故事描述女人作弄男人，自然是好些學者樂於引用的例證，彷彿這就是女性重新獲得權力和自由的最好證明──就如，第七天裡的第二個故事以這句作為引旨：「親愛的小姐們！男人欺瞞起女人來真是詭計多端。因此，要是哪個女人對她的丈夫使了條詭計，你們聽了一定會感到高興，慶幸天下竟也會有這種事情〔……〕會使詭計的不只有你們男人，女人在這方面並不比他們差！」講述一個女人如何當着丈夫面通奸而功成身退。
有時候，聰明的女人會因作弄人而到頭來吃了虧（如第八天故事七）；但只要運用她們自知的優勢，假裝成楚楚可憐的模樣，便又能得到同情。[5]
但要注意的是，《十日談》也不乏把女性置於權力低處的描寫（第八天故事二：一名奸猾的傳教士經常利誘有夫之婦與他偷歡，利誘成功卻不想認帳，便決定耍計，使吃了虧的女人被迫屈從，敢怒不敢言）。這算是詆毀女性，還是一種另類的權力授予？再加上，薄伽丘就曾經寫過《大鴉》（Corbaccio）這本專門詆毀女性的著作，使得讀者往往不太確定薄伽丘本人的想法。
這方面的權威學者米吉爾（Marilyn Migiel）就曾寫過一篇名為〈性別研究的繁瑣工作：或者，為甚麼問《十日談》是否是女權主義者幾乎毫無用處〉的文章，解釋談當中的女權意識似乎沒有多大的意義。[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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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病了的人都被他們的鄰人、父母、和朋友所離棄，同時侍僕又稀缺，一個之前從未聽說過的狀態於城市流傳了起來：當一個女人患病，不論她有多吸引、多漂亮﹑或是多高貴，她都不介意有一個男侍僕（不論他是誰、有多年輕、或是有多年老），假如因病情的需要，她就會像對着一個女人一樣，不會因在他暴露身體的任何部分而感覺羞恥。[7]
薄伽丘在《十日談》的開首引言有過這樣的一段。或許，並非只是因為瘟疫的到來，才使得人們把對教廷的不滿情緒轉化為想要反抗的動力；而是，瘟疫本身就改變了人們的生活習慣，以至他們對未來的看法。從這方面看，瘟疫所改變的，其實不只是普羅的平民百姓，還有教會本身。
比如說，在瘟疫時期的佛羅倫斯，有人會認為「最可靠的藥物是豪飲和放縱，亨着歌、歡快地到處遊蕩，盡可能滿足一切的慾望，對必然會來臨的事一笑置之。」[8] 歐洲各地的好些教會甚至開始鼓吹性慾望的宣洩，甚至連原本被視為罪的同性性行為也被接受。瘟疫改變了人們對罪的想法。在瘟疫流行之下，沒有多少事會被視作不合倫常。慕尼黑一間教會要求男人們帶一個名最漂亮的女子前來告解，並要在眾目睽睽之下跟對她們做自己想做的事，觀眾席着的人群便看着自己的妻子女兒被凌辱。他們認為，腰帶之下並沒有所謂罪惡。也更不用說亂倫。[9]
也就是，教會即使是受到一定程度的挑戰，但教會仍舊是人們生活的最高指標（又或許說，當人認為黑死病是神要降罪於人，間接也是肯定了宗教本身）。當一個人得了黑死病，求的不是一時痛快地死去，而是教父前來為他作最後的告解。假如一個人的死並沒有得到教會的認可（神的寬恕），他基本上就連下葬的資格也沒有。
從一個歷史的例證可見，即使是瘟疫已經漫延，假如不是像《十日談》中的男男女女一樣，跑到無人的山丘，女性在災難到來之際，往往是權利被侵犯的一方。不然，到了今時今日，我們不會聽見，為了所謂的「抗疫」，女護士要被迫剃髮。這顯然是一場做給民眾看的政治秀。在奇怪的是，一些事情本來似乎是人禍，需要問責；但權力者往往還是有機會轉移視線，使無權力的人成為最大的受害者。對於這點，捷克劇作家卡雷爾．恰佩克（Karel Čapek）可謂捕捉得非常準確。但作為一個有人文關懷精神的作家，恰佩克試圖以奇想的方式，提出過他的精彩看法……
註釋
[1] 參考 Thomas E. Morgan, “Plague or Poetry? Thucydides on the Epidemic at Athens,”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 Vol. 124 (1994), pp. 197-209.
[2] 見於Johannes Nohl, “Preface,” In The Black Death: A Chronicle of the Plague (Unwin Books, 1926).
[3] 參考 Philip Ziegler, “The Effects on the Church and Man’s Mind,” In The Black Death (Pelican Books, 1971).
[4] 對於女性閱讀《十日談》，可參考Judith Serafini-Sauli, “The Pleasures of Reading: Boccaccio’s Decameron and Female Literacy,” MLN 126(1) (January 2011).
[5] Guyda Armstrong, “Boccaccio and the Infernal Body: The Widow as Wilderness,” In Boccaccio and Feminist Criticism, ed. Thomas C. Stillinger & F. Regina Psaki (Chapel Hill, N.C.: Annali d’ltalianistica, 2006).
[6] Marilyn Migiel, “The Untidy Business of Gender Studies: Or, Why It’s Almost Useless to Ask If the Decameron is Feminist,” In Boccaccio and Feminist Criticism, ed. Thomas C. Stillinger & F. Regina Psaki (Chapel Hill, N.C.: Annali d’ltalianistica, 2006). 也參考Marilyn Migiel, A Rhetoric of the Decamer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4).
[7] Giovanni Boccaccio, Decameron (Alma Classics, 2015), p. 9.
[8] Johannes Nohl, The Black Death: A Chronicle of the Plague (Unwin Books, 1926), p. 127.
[9] Ibid., p.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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