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到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的小說《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很多人會想到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永劫回歸（eternal recurrence）。假如世界就像尼采所說一樣，每事每物都不斷重複發生，一件普通的事情都會變得像耶穌被釘上十字架一樣沉重。但昆德拉叫讀者反思，假如世界是永劫回歸的相反，事物將會變得輕不着地（會飛起來）。
尼采的永劫回歸涵蘊了人類不可能有自由意志，但永劫回歸的相反就象徵自由的可能性嗎？昆德拉卻提醒我們，在非永劫回歸的世界人類似是自由自在，但同時一切都會變得無足輕重。如此，輕將成為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
昆德拉在小說中提到了媚俗（kitsch）這個概念，把媚俗定義為對一種美學的認可。但由不能承受的輕到媚俗，昆德拉提到了一個不常被引用的概念：眩暈。眩暈是自由的關鍵，而所謂自由，正是對輕淡的抵抗，因自由是「對墮落無法抵抗的渴望」。
自由的眩暈
那些以「更崇高的東西」為理想的人，總有一天會遭受眩暈。甚麼是眩暈？是害怕下墜嗎？不，眩暈不是害怕下墜，是來自我們腳下那空虛的聲音在迷惑引誘，是墜落的慾望，為此我們感到驚慄，並開始自我防禦。
《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有這樣的一段。當人不只是為活着而活着，總有一天會遭受眩暈，而眩暈並非單純因為恐懼，還是恐懼背後所意指着的，對墜落的慾望。
這裡昆德拉顯然是用到了丹麥哲學家齊克果（Søren Kierkegaard）對自由和眩暈的論述。「焦慮能與眩暈相提並論。他的雙眼看進無盡的深淵，便覺頭暈目眩。」齊克果在《焦慮的概念》（The Concept of Anxiety）裡說：「〔…〕因此焦慮是自由的眩暈，它出現於精神想要斷定綜合之時，和自由低頭看見自身的可能性之時。」[1]
這裡所說的下墜指的是亞當因偷嚐而墮落。亞當原先可在伊甸園享受無盡的喜樂，但因對墜落的慾望不遵循神的禁令。然而，在亞當不遵循指令的一刻，他正是行使了神給予他的自由意志 ── 這自由意志的存在就像一個無盡的深淵，使亞當有了墜落的慾望。墜落是沉重的，但卻又不像尼采所說的永劫回歸一樣沉重，但它卻是擺脫輕不着地的關鍵。
昆德拉論到其小說的美學時會用到上帝作為比喻，彷彿呼應了他所說對墜落的慾望。「當上帝徐徐從他的座位站起，離開他一直所指導的宇宙及其價值秩序，他所區分的善與惡，所賦予每事物的意義，唐吉訶德便踏足離家，走進了一個他所不認識的世界。」正如他在《小說的藝術》（The Art of the Novel）裡說：「最高的審判者不在席上，世界便驟然變得模糊可怕，單一的神聖真理變得肢離破碎，成為無數片由人類包裝遞送的相對真理。現代的世界，伴隨着它的小說﹑圖像和那世界的模態，便如此誕生了。」[2]
現代小說是上帝離席後人類的產物，這顯然是帶有上帝給予人類自由意志的意味：「人渴望一個善惡分明的世界，因為他有一種先於理解的﹑先天的﹑無法抑制的判斷慾。」[3] 其後昆德拉又補充，當我們理解「世界作為含糊性」，我們便「被迫面對非單一的絕對真理，而是一堆矛盾的真理」── 這亦可稱之為「不確定性的智慧」（wisdom of uncertainty）。[4]
在《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女主人公特瑞莎先是因托馬斯的不忠感到無力，而這種無力感「導致了眩暈，對墮落無法抵抗的渴望」；然而，這種無力感不只源於托馬斯對她的不忠，還在於整個國家的存在境況：
〔特瑞莎與托馬斯〕彼此相愛，只是證明了錯誤並不在於他們，不在於他們的行為或情緒的無常，而是他們互不相容：他強捍而她脆弱。〔…〕 她就像她的國家一樣，結結巴巴﹑喘着粗氣﹑有口無言。〔…〕她渴望殘酷地摧毀她過去七年的生活。 那是眩暈，一種令人興奮、對墮落無法抵抗的渴望。我們也可以稱眩暈為弱者的自我陶醉。
這裡讓特瑞莎感到眩暈的（或甚至是整個捷克民族眩暈的）原因，是當其時的捷克的政治處境。《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的故事設定於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小說的主人公們經歷了蘇聯坦克開進布拉格的一幕，而昆德拉本人亦因此流亡法國，此後再也沒有回過捷克。在蘇聯的管治下，捷克變得「結結巴巴﹑喘着粗氣﹑有口無言」，只能以眩暈的方式享受「弱者的自我陶醉」。
在昆德拉的小說世界，眩暈有它政治的面向，但正如先前所說，眩暈是讓生命變得不像空氣一樣輕淡的關鍵所在，它同時是理解媚俗是其中一個切入點。
從眩暈到媚俗
小說提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其間，史大林的兒子雅可夫在德國的集中營死去，他的死讓昆德拉想到了關於眩暈與媚俗的問題。
據說雅可夫有把廁所弄得又臭又亂的惡習，同囚的英國人「不滿意他們的廁所被大便弄得很髒，儘管這是世界上最有權力者的兒子的大便。」雅可夫「希望集中營的長官為他主持公道，但那位高傲的德國人拒絕談論大便的問題」。結果，雅可夫不能忍受這種恥辱，飛身撲向鐵絲電網已死。首先是他在戰爭的開端就墮落為德國人的階下囚，其他囚徒出自內心地排斥他，指責他的骯髒，而他卻又肩負着整個俄國民族，那代表最崇高的歌舞劇場的傳統。
昆德拉因而說，雅可夫就如墮落了的天使﹑神之子，需要「能忍受這種不是為了崇高的東西（上帝與天使范圍內的東西），而是為了大便的評判」。他繼而問：「難道最高級與最低級的戲劇是如此令人暈眩地逼近麼？令人暈眩之近？太近會引起暈眩？」暈眩是墮落後的產物，這幾乎就像齊克果所說，因為人是野獸與天使之間的存在者，這才這得人感到焦慮和暈眩。[5]
然後昆德拉便直接把崇高與低賤之間（天使與野獸與之間）的暈眩連繫到不可承受的輕：「如果崇高與低賤之間沒有區別，如果上帝的兒子能忍受事關大便的評判，那麼人類存在便失去了其空間度向，成為了不可承受的輕。」── 史大林的兒子就像是墮落於凡間的亞當，事實上，不單是史大林的兒子，我們每一個人都像亞當，暈眩於崇高與低賤之間。正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會排便。
「只要人獲准留在天堂，他或者（象瓦倫廷的耶穌）根本不排糞，或者（看來更有可能）不把糞便看成令人反感的東西。」昆德拉說：「直到上帝把人逐出天堂，他才使人對糞便感到厭惡。人才開始遮羞，才開始揭開面罩，被一道強光照花雙眼。〔…〕如果沒有糞便（從這個詞的原義和比喻意義來看），就不會有我們所知道的性愛，以及伴隨而來的心跳加快、兩眼昏花。」
昆德拉告訴我們，大便的論述可以引伸到生活上其他被視為污穢的性愛。托馬斯的不忠是眩暈的結果，其後特瑞莎跟其他人發展性關係也是眩暈的結果：
在我小說的第三章裡，我講到了薩賓娜半裸着身子，頭上戴着圓頂禮帽，同穿戴整齊的托馬斯站在一起。當時我有些事沒來得及提到。她從鏡子裡看到自己時，因為她的自我褻瀆而亢奮。她忽發奇想，似乎看到托馬斯戴着圓頂禮帽，正使自己坐在抽水馬桶上並看着自己排糞。她的心突然劇跳起來，幾近昏暈的邊緣。她把托馬斯拖倒在地毯上，立刻發出了性高潮的叫喊。
在神學的世界觀裡，天堂上的排糞是不可接受的，正如天堂上的性愛。人類是到了近代才接受人們在印刷品上提及糞便和性愛。昆德拉說，這種對所謂的不雅的事物的否定，在美學的理想上可稱為「媚俗作態」（Kitsch）：「媚俗就是對大糞的絕對否定；媚俗就是製定人類生存中一個基本不能接受的範圍，並排拒來自它這個範圍內的一切。」
媚俗就是不斷重複樣板戲，不斷重複樣「共產主義萬歲！」和「生活萬歲！」等口號。其後又有這一句：「而在媚俗作態的王國裡，心靈的專政是最高的統治。」但在另一個方面，反對媚俗的方式便是對這種美學專政的反抗。
在《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這部小說裡，昆德拉的敘事是悲觀的：故事的主人公選擇了沉浸於情愛，最終甚至為此失去了生命。但在現世的處境，我們就只能以這種方式反對媚俗作態的心靈專政嗎？在輕與重之間，有的是希望。昆德拉在寫《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時看不到這希望，然而歷史告訴我們，捷克這個國家最終也脫離了蘇聯而獨立。[6]
注釋
[1] Søren Kierkegaard, The Concept of Anxiety: A Simple Psychologically Orienting Deliberation on the Dogmatic Issue of Hereditary Sin, ed. & trans. Reidar Thomt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New Jersey, 1980), p.61. 另參考亞牠於微批的文章〈於焦慮的世代再讀齊克果《焦慮的概念》〉。
[2] Milan Kundera, The Art of the Novel (Grove Press, 1988), p. 9.
[3] Ibid. p. 10.
[4] Ibid. p. 9.
[5] Søren Kierkegaard, The Concept of Anxiety, p. 155.
[6] 關於捷克的民主運動，可參考亞牠的〈天鵝絨革命三十週年：絮談極權的語言〉﹑〈帕托什卡的哲學思想：從「天鵝絨革命」反思香港〉和〈絮談《七七憲章》，也談香港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