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港人來說，紅外線體温檢測儀大概是從2003年的非典型肺炎（SARS）肆虐起，才作為一種抗疫措施，進入公眾的記憶裡的。由於SARS的主要症狀包括高燒，紅外線體温檢測儀成了一種篩查的方法，架設於機場及醫院等公眾地方，剔出體温異常的人士，以作進一步診斷。自此開始，每逢疫症流行，而症狀包括體温過高，紅外線體温檢測儀就會再次出現，肩負篩查的責任。來到2020年的武漢肺炎，體温檢測的用途顯然更為廣泛，除了公眾地方以外，大小商舖也開始祭出額探温度計，及後政府甚至引用《衞生緊急法》，訂立預防及控制疾病（規定及指示）（業務及處所）規例，要求所有餐飲處所必須為進店人士量度體温。在思考紅外線體温檢測儀的涵義之前，我們或許首先需要知道它的運作方式。
無形之物的繪製技巧
紅外線體温檢測儀屬於紅外線熱成像法（infrared thermography）的一種應用，當中的thermography，就是指熱（thermos）的書寫或描畫（graphein），將本來處於可見光譜以外的紅外線，以另一種形式展現於人的眼前。從大型的體温檢測儀到小型的額探温度計，應用的原理也是同樣。
所謂的温度，其實就是分子所含的動能。在絕對零度以上的物體，均會釋放出熱輻射，在日常大多數情況下，熱輻射均跌入紅外線的範圍，不能為肉眼所見。紅外線熱成像儀的運作方式與相機相近，以鏡片捕捉特定範圍內的紅外線讀數，透過感光元件轉換為電訊，再由處理器轉譯成特定的顏色，令使用者得以觀察不同物件的紅外線發射情況。這些紅外線讀數，並不馬上等同於物體的温度，因為不同物質的發射率（emissivity）並不相同，發射率是物體表面釋放熱輻射的強弱程度，普遍來說越暗、表面越粗糙，發射率就越高。唯有設定至準確的發射率，紅外線熱成像儀才能正確地標示出物體的表面温度（人體表面的發射率由0.94–0.99不等，常以0.98為標準）。
這一種將不可見之物轉譯為可見光的舉動，正好是一套將不可視的病毒細菌可視化的篩查策略。然而，這種拓展人類視域的科技，在其運作方式之中也蘊藏了不少誤差之處。
紅外線體温檢測儀往往標榜準確，並以小字標出誤差約為攝氏0.3度，卻鮮會提及當中的細項。我們必須留意的是，這些熱成像儀所測量的，其實不是人體體温，它只能檢測出人體的表面温度。表面温度易受環境因素影響，而且不同人體各有差異，前述的發射率亦會左右熱成像儀的讀數。
要以非接觸的方式從臉上量度人體的核心温度，最好是閱讀淚腺的温度，從而判定某人是否體温過高。然而，由於運作原理相近，熱成像儀的限制因素也與相機相同。成像一刻，鏡頭的對焦及感光元件的解像度，將會影響熱成像儀所接收的輻射電波，以至影響讀數。對於感光元件來說，它只能以像素的方式體驗世界，換句話說，世界將被分為一個個小格子，在這一個格子之內釋放的紅外線，感光元件只能取其平均值。因此，計算物件表面温度的時候，這一個像素就是感光元件的檢測閾值（threshold of detectability），在此以下無法分辨出不同的輻射差異。在體温監測的範圍內，這一檢測閾值相當重要。由於科技限制，熱成像儀的紅外線感光元件解像度相當有限，相對今日相機動輒數千萬像素的解像度，熱成像儀往往只有320×240的解像度（76.800像素），最高也只達640×480。這種像素上的短缺，代表體温檢測儀無法準確收集淚腺這一小點的温度資訊。那些標榜能夠同時快速檢測人群體温的檢測儀，也常會用上焦距低的鏡頭，加大視角，致使每格像素的範圍拉得更大，影響檢測效果。
温差作為邊防技術
假如紅外線體温監測儀根本難言準確，這種篩查方式到底有何意味？專責銷售紅外線熱成像儀的主要品牌FLIR，近來就在網站首頁上加設了專頁，就武漢肺炎疫情，為顧客建議適用於工作空間的紅外線篩查工具，文章題為「以快速篩查確立前線」（Maintaining a Front Line with Rapid Screening），員工必須在公司入口接受快速篩查，方可獲准進入公司範圍。從其語言策略就可看出，體温篩查被視為一種前線，屬於邊防控制的範圍。紅外線體温監測儀一經設置，就架起了一道邊界，外來者全部被視作潛在的帶菌者，必須先經審查才可放行。這種邊防控制的實踐方法借助温度的監控，只要體温越過某一閾值，就會成為拒絕入境的原因，又或被帶往另一個檢測的關口。體温檢測的科技，就此被委派為把關者，以體温之差將外與內界分開來。
在武漢肺炎爆發初期，由於港府的不作為（拒不封關，邊防監控形同虛設），民間各自以不同方式應對，手段之一就是自行在商場或餐廳的空間邊界，設置紅外線熱成像儀、額探温度計等儀器，控制每一個進場的人士。這一種做法無可厚非，至少出發點乃在於保障該處所的營利，皆因如有確診人士進內，甚或感染他人，整個處所將會難以營業，大幅損害經濟收益。假如政府於邊境設置體温監測站可算成一種加強邊防的形式，餐廳及商舖的應對也能被視為確立並確保領土的方案。由此，除了國境的邊界以外，境內也漸漸設置了一層層的自設邊界，限制人員流動。
體温監控的邊防控制形式，與身體如何應對外來入侵的機制表面上也有類近之處。假如外來的病毒細菌經已進入體內，體內的細胞將會向其作出測試，如能辨認為入侵的病毒或細菌，就會發動防衛機制，驅除外敵。不過，假如我們細察發燒的成因，就會明白兩者的不同。
發燒其實是身體的自然防護機制。當體內細胞探測到入侵的病毒細菌，就會生產出細胞激素，繼而刺激下丘腦中的體温調節中樞，將身體温度的調定點（set point）提高。調定點提升以後，整個身體就會按照這一温度進行調整，如收縮血管、發出顫抖等，釋放細胞內存放的能源（在發燒週期開初，由於血管收縮，皮膚表面的温度也會較平常低）。體温調節是一組過程，從下丘腦設定温度之後，身體温度會稍稍滯後才提升至相應水平，在這期間人會感到寒冷，感染解決、調定點回落後，身體温度也會滯後下降，這時候的身體温度和核心温度的温差，就會使人感到炎熱。不過，曾經生過病的人也會知道，這種寒暑的感覺往往會不斷交錯，意味身體温度有時相當浮動。發燒對於身體的用處在於，高温會使病原體較難生長，身體的新陳代謝率及組織修補將會加快，亦有效抑制過度發炎，並使免疫細胞的效率大幅提升。由此可見，除了以免疫系統直接消滅病原體以外，身體也會調節整體的環境，以助驅除入侵者。
然而，由紅外線體温監測儀串起的整個網絡，幾乎只著重於設起邊界的一步，而忽視了其後的環境設定及處置：它只側重於以温度的差異，判定境外者及境內者的區分，只要温度超過某個讀數，便拒絕進內，否則便是歡迎光臨，即使體温監測顯然並不準確，武漢肺炎也不僅只有發燒這一症狀。顯然，單以體温監測為防線，僅僅以劃界的方式（無論是實際的邊界，又或判斷發燒的體温閾值）應對，實在無助處理危機。
體温監測作為公共政策
從2003年的SARS到2020年的武漢肺炎，我們可以看見紅外線體温監測的應用範圍越加增大，除了於機場及醫院等重要場所作快速篩查以外，更成為各私人處所的把關科技。至2020年3月28日，港府引用《衛生緊急法》，訂立《預防及控制疾病（規定及指示）（業務及處所）規例》，當中的指示明確要求，所有餐飲處所必須為進店人士量度體温，致使各場所也需要配置紅外線體温檢測儀及額探温度計，以符當局要求。作為一種自發措施，量度體温的舉動固然可以理解，然而當措施變成一套涵蓋面廣闊的公共政策，自然衍生出不同的問題。
首先，單就準繩度而言，學界早已提出紅外線體温檢測儀及額探温度計的體温讀數未必準確，早於2009年，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感染控制處亦於「體温監測須知」的公開文件中引述研究報告，指紅外線額探温度計「不能提供可靠的温度讀數」，然而政府所下達的指示，卻從未提及相應的警示或建議。其次，在效用方面，我們也可以發現，對於武漢肺炎的特性而言，體温監測似乎作用不大。一方面，被吹噓為武漢肺炎主要症狀的低燒（攝氏37.5至38.3度），容易為紅外線體温檢測儀的誤差及個體差異所遮蔽；另一方面，根據最近的醫學研究報告，紐約市（3月1日至4月4日期間）十二所醫院所接收的5,700名武漢肺炎確診病人中，只有約三成的病人在入院一刻有發燒的跡象。[1] 這些武漢肺炎作用在人體的症狀（潛伏期的感染力、低燒症狀），顯然都令紅外線體温監測顯得形同無用，偏偏在武漢肺炎肆虐的時期，因其快速、無接觸的特性及政府法令的要求而更見普及。這一點無疑是令人難以理解的。
假如一項科技被奉為抵禦疫症的有效方案，配以政府法令的加持，即使準確度成疑，效用難測，一整套系統也會圍繞它而建立起來。為求符合要求，數以萬計的餐廳食肆也必須購入相關裝備，並配置人手操作（按政府統計處資料，2018年共有約17,700家機構從事餐飲服務業，人力物力的編配可想而知）。作為一種防疫措施，港府隨意而急就章的態度，也能從其法令中觀察得到。在《預防及控制疾病（規定及指示）（業務及處所）規例》所指明的指示中，相比起其他相當明確的項目（顧客數量為通常容量的50%，桌子之間最少區隔1.5米，不得多於四人同坐一桌，飲食時間外必須佩戴口罩，餐飲處所必須提供消毒潔手液），最重要的關口控制手段卻是相當模糊的，當中提及「在容許某人進入餐飲處所前，須先為該人量度體温」，卻並未有相應的行動指引，如指明發燒則應拒絕進內，也未有不同體温監測方式的參考讀數，甚或監測方法的建議形式。這些未有訂明的地方，顯示出港府的措施既無科學依據，也沒有全盤計劃（假如餐廳發現客人發燒，是否需要通報？拒絕入內後，是否需要阻止他繼續遊走？），它所在意的僅僅是門面功夫，以求設立一道道關口，收取阻嚇之效，按其最低限度的理解，餐廳僅需執行量度體温的動作，甚至毋需觀看儀器上的讀數。
法令頒布後，更多地方也隨之採用紅外線體温監測的方式，量度顧客的體温，並輔以明確的標示，顯示這套科技正在運作之中。比起實質上的抗疫工作，體温監測的效用似乎更是以令人安心為重心（我能看見它，我能看見它看見我，熒幕上的讀數顯示我是正常的，按此說來與我一同進來的人也該是正常的；仔細留意，某些大型商場的體温監測站，雖有開啟攝影器材，監測用的屏幕卻是關閉的，駐守於此的員工一直看着黑色的熒幕，然而此事只有正在離開的顧客才能看見）。於此，紅外線體温監測是否準繩其實只屬小事，我們更應該質疑的，是將這套科技寫入法令，從而使之成為公共衛生政策的政府機構。將這套實效成疑的科技策略寫入法制，除了使人誤有安全感以外，更是將防疫的實務及責任，轉嫁至大小商戶的卑劣行徑。缺乏指引、警示及有效建議，只執拗於市民有否違反他們所制訂的可疑政策，並以「違法」為由加以恐嚇，終究只是掩人耳目的伎倆，避開政府無力的現實。紅外線體温監測給我們的教訓是，科技並非一勞永逸的方案，無人監察、無人校準、無人跟進，一切就形同虛設。
注釋
[1] Richardson S, Hirsch JS, Narasimhan M, et al. Presenting Characteristics, Comorbidities, and Outcomes Among 5700 Patients Hospitalized With COVID-19 in the New York City Area. JA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