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早前寫過兩篇文章，談捷克前總統瓦茨拉夫．哈維爾（Václav Havel）的經典著作《無權力者的權力》（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淺談了所謂「後極權主義」（post-totalitarian）對人們所灌輸的意識形態。「意識形態是與世界聯繫的一種特定方式。」哈維爾寫：「它給予人們一種虛幻的身份﹑尊嚴和道德感。」[1]
哈維爾在1978年寫下《無權力者的權力》，不夠一年，他便被捕，受了近四年的牢獄之災。到了1989年，蘇共的政權在東歐開始顯得不穩，面臨崩潰。同年的十一月十七日，捷克斯洛伐克的首都布拉格開始出現了大規模示威活動，這些遊行示威在起初受到鎮壓，繼而又引發起一浪接一浪﹑鎮壓不了的示威──由當時共產黨的總統秘書長雅克什（Miloš Jakeš）辭職，到黨放棄一黨專政，再到十二月二十九日哈維爾當選為捷克斯洛伐克總統，不過是一個多月內發生的事。對於這種較為温和的抗爭，人們稱之為「天鵝絨革命」（Velvet Revolution）。
今年正好就是「天鵝絨革命」的三十週年，筆者剛好也身在布拉格。在遠方回看香港人正面對的抗爭，有時會顯得無力；然而，置身歷史的痕跡之中，又會發現勝利是（或當是）長期抗爭的結果。
捷克斯洛伐克人在1968年經歷了蘇共對「布拉格之春」（Prague Spring）的軍隊鎮壓。去年是該次民主抗爭的五十週年，在布拉格自然有各種紀念活動。在一場攝影展覽中，庫德爾卡（Josef Koudelka）簡單的一張照片總能深深地打動觀者。[2] 而作為喜愛文學的人，這些關於「布拉格之春」的攝影作品，總是讓人想到了昆德拉（Milan Kundera）《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中的特瑞莎（Tereza）。
我們本來稱香港由六月開始的抗議為「香港之夏」，顯然是要把它跟「布拉格之春」來一次「相映成趣」。「布拉格之春」自然為世界後來的抗爭提供了重要的養分；其後的「天鵝絨革命」亦然；甚至，由哈維爾等人發怖的《七七憲章》（Charta 77）也啟發了劉曉波等人的《零八憲章》。
在七月的時候，筆者甚至驚訝地發現，布拉格一條公路的兩旁竟掛着寫有「Free Hong Kong」的直幅。香港各區的連儂牆亦是參照布拉格連儂牆的變體。
比較遺憾的是，香港的抗爭活動至今已近半年，未有平息之勢，已遠不能以「夏」來命名──更不要說「天鵝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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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後極權主義」的社會裡，日生活中常聽到的言語難免有一種獨特的意味。哈維爾的首作《花園宴會》（The Garden Party）便是對如此性的反思。
《花園宴會》是一齣譏諷當時政治意識形態的劇作。劇中的主角雨果（Hugo Pludek）來自一個捷克中產階級家庭。擔心他前途的父母為他安排了與權貴卡拉比斯先生（Kalabis）約會。然而，卡拉比斯卻因要參加清算部門的花園派對而不能應約，雨果的父母只好把他送到那場荒誕的花園派對。
荒誕的地方首先是雨果並沒有找到卡拉比斯：在整場派對，他跟不同的人聊着各種風馬牛不相及的事。這是清算部人的說話方式：他們都用一種極而簡約的z、帶有意識形態意味的、沒有實質內容的言詞講話（正如他們在官僚制度中的作用所期望的那樣）。不過，聰明滑頭的雨果很快就適應了這種狀況，馬上調整了自己的言行。他開始跟着使用使用那些陳詞濫調，他甚至成為了新成立的清算委員會的負責人。 結果，雨果完全失去了自己原有的身份（就像《無權力者的權力》裡，活於意識形態的謊言中的人們一樣）。更為戲劇性的是，在劇本的結尾，雨果回家後就連父母不認得他了。
故事想要帶出的寓言並不深刻──甚至乎，它本身也像一種陳腔濫調式的套路。《花園宴會》的藝術價值其實在於它的敘事技巧，而不只在故事內容本身。故事由頭到尾都充斥着各種的陳腔濫調，而當中的陳腔濫調似乎本身也有兩個層次：第一個是雨果家庭之間的陳腔濫調（一種亂用諺語的陳腔濫調）；第二個是清算部官僚式的陳腔濫調（以意識形態標語對話）。這兩種空洞的言詞形造了劇作的荒誕氣氛。
在《無權力者的權力》，哈維爾也大談過意識形態標語的空洞性質：
一家水果和蔬菜店的經理，在店鋪櫥窗的洋蔥和胡蘿蔔之間放着「世界工人團結一致！」的口號。他何以要這樣做？ 他想與世界溝通何事？ 他是否真的熱衷於世界工人團結這理念？ 他的熱情是如此之大，以至感到一種無法抑制的衝動，想要告知公眾他的理念？ 他曾否深思，這種團結怎樣實現，以及它意味着什麼呢？[3]
在多年後的今天，中共政府玩着的仍是同樣的把戲。譬如說，讀者現在只要一上微博，便能看到一堆人（或，我更想說的是一些在人生意義上掙扎的所謂公眾人物）在分享如「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是香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习近平」然而，要怎樣「止暴制亂」呢？一問之下很有可能只會得到一個奇怪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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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紀二戰後至世紀初，蘇共管治下捷克斯洛伐克，一直有着親蘇的極權與主張温和民主兩大政治光譜之間的角力──舉例，有1948至1953年間親蘇的總統哥特瓦爾德（Klement Gottwald）；其後1953至1957年接任，主張天人道執政方式的薩波托斯基（Antonín Zápotocký）；反對哥特瓦爾德、任1957至1968年總統的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史達林派領袖諾沃提尼（Antonín Novotný）；再到其後廣為人知，主張「帶有人性面孔的社會主義」（Socialism with a human face）而引發「布拉格之春」的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ček）。
有學者便曾經做過深入的研究，觀察於1949年至2011年間捷克斯洛伐克與捷克總統新年演講的文字運用。結果發現，極權政府的用詞較為針對單一的主題；相反，傾向民主政治的總統（特別以哈維爾為例）的講話內容傾向多方位、多樣。
研究的論者認為，該結果基於兩大原因：其一是，極權政權基本上不用面對來自「競爭意識形態」的觀點──他們只以一種威權意識形態的角度看待世界。 其二是，威權統治的政權以意識形態宣傳為說話的核心──「世界工人團結一致！」、「爭取和平之戰」、「與人民之敵和革命之戰」等口號已經是極權主義意識形狀的一切內容。[4]
從1948年親蘇總統哥特瓦爾德，到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杜布切克，極權與主張温和民主的總統不段交替上台，新年講話的內容也不斷擺動於主題中心性強的陳腔濫調與自由表達之間。而看現今香港的好些人只愛把「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是香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等政治標語掛在嘴邊，無意識地強調了經濟至上的意識形態，便似乎是隱隱地透露出一種「後極權主義政府」的氣息。
當然，用不着細看也會知道，香港現今的當權者講話之空洞：他們要不就是重複毫無實質內容的政治宣稱，要不就是謊話連篇，欺騙群眾。
根據同一篇研究，哈維爾關於《七七憲章》的演講文本反映出極高的主題多樣性，也就是，哈維爾的演講沒有一個中心主題，他只是圍繞許多較小規模的主題再作推展。要說「天鵝絨革命」的始末，很難不提《七七憲章》，而《七七憲章》的主旨，正是要求在捷克斯洛伐克要建立一個多元化的自由社會。
又或許換個角度去想，就如我們所知道的，世界本就複雜無比，不可能以一兩句意識形態的中心標語就能解釋。在紛亂的世代，我們更要吸取歷史的教訓，認清極權語言的特質，防止其對社會的危害……
注釋
[1] Václav Havel,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Vintage Classics, 2018).
[2] http://100photos.time.com/photos/josef-koudelka-invasion-prague
[3] Václav Havel,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Vintage Classics, 2018),, ch III.
[4] Radek Čech, “Language and ideology: quantitative thematic analysis of New Year speeches given by Czechoslovak and Czech presidents (1949–2011),” Quality & Quant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thodology, Springer, vol. 48(2),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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