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於《Sample》第七期「你無法到達的地方」
曾經，香港在海上交通擁有重要地位，隨着西方航海技術的進步，更成為了中西交流的前哨站──可是這個「前哨站」的內部，原來曾發展為一個海盜勢力的基地。乘着香港的交通重要性，中外商船成為一眾海盜的獵物，為他們帶來充足的財源。可是，當他們的勢力大到足以威脅中西海上的貿易體系時，內部分裂卻為他們的命運敲響了喪鐘。自此之後，曾經雄據南中國海的香港海盜群及其事蹟，終被中西交流的歷史洪流所掩蓋。
中西交通上的樞紐──香港
香港對外交通的記載，最早可追溯至南北朝間的屯門，相傳於南宋時杯渡禪師遊歷並暫居在屯門的地方正是今天的青山禪院。他本身來自中原至長江一帶，後來於元嘉年間對別人說︰「貧道當向交廣之間，不復來也。」由今天屯門有關杯渡禪師的遺址中可以推斷，早在南北朝時期，屯門與交廣一帶已有海上交通的聯繫。
屯門於唐宋年間進一步成為中外船舶進出珠江的重要據點。在唐代《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中的〈廣州通海夷道〉描述了由廣州前往東南亞各地的路線︰「廣州東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門山。乃帆風，西行二日，至九州石……南岸則為佛逝國……」宋代《嶺外代答》卷三〈航海外夷〉條中就記錄由三佛齊（今馬來西亞一帶）前往廣州的路線︰「正北行，歷上下竺、與交洋，乃至中國之境。其欲至廣者，入自屯門。」在唐宋時代，三佛齊（亦稱佛逝國）為東南亞最重要的國家，來自印度、阿拉伯的遠洋商船多集合於此停駐補給，再向北取道至中國。從上述的記載反映，屯門作為廣州的外港，是當時中外商船進出中國的首站，其重要性可見一班。
屯門之所以成為海上交通要衝，除了因為它位處扼守珠江的出入口外，也與它的地理特徵有關。屯門的青山及九徑山坐北向南，完美地保護了在中間的青山灣，配合南面大嶼山的屏障，令青山灣得以藉着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成為中外商船停泊的海灣。羅香林教授對屯門在中外海上貿易的作用作進一步闡述，指出作為主要航海工具的帆船，其航行很大程度由季候風支配。當夏季吹起西南風時，來自阿拉伯、波斯、中南半島的船隻乘風勢向東北航駛，進入中國海後先集結於屯門，再駛進廣州；在冬季吹東北風時，中國商船及外國商船也是經屯門向海出海，前者到別國貿易，後者則駛回所屬國。
雖然在不重視沿海地區的元朝及致力發展南頭的明初，屯門的重要性有所下降；但當歐洲人發現由好望角航行至印度洋的路線，相繼經此航線前來中國謀求經商之時，屯門再一次因為它的交通地位而被歷史所記載。葡萄牙人是歐洲最早參與大航海時代的國家，他們在馬六甲建立基地後，竭力打開與明朝的通商之路。故此，他們打算率先佔領屯門作為進入中國第一個落腳地──可惜事與願違，他們在佔據屯門期間的惡行，令明政府決定派海軍給予迎頭痛撃，並在茜草灣之戰一舉把葡萄牙人擊潰。此後，葡萄牙人決定在對岸的澳門建立另一個根據地，於是也開啟了澳門成為殖民地的後話。但從中葡首次的接觸、衝突看來，屯門獨特的地理位置注定使它在中外交通上佔一席位。
另一個重要的地方便是大嶼山（古稱大奚山）。座落於屯門南面的大嶼山像屏障一樣保護着屯門，是船隻正式進入珠江口前遇到的最大島嶼，大嶼山在明中葉後期開始成為中西航道中的一個關鍵地方。清嘉慶《新安縣志》就記載了「蕃舶」多經大嶼山由急水門海峽，再往北駛向屯門，沿着龍鼓水道進入珠江。
事實上，在西方國家的眼中，大嶼山於航海交通的地位是不容忽視的。大嶼山是在現存的西方文獻中最早出現的香港地名，可追溯到十七世紀中葉至十八世紀中葉期間由西方繪製的中國地圖，大嶼山以Lamtao、Lantean或Lantao 的名字標示。在十八世紀中葉開始，有更多詳細的航海記錄及地圖記述了西方船隻進出廣州的航道︰當時的船隻多由香港島以南的担竿水道進入香港水域，行駛至蒲台島附近便轉向西前往大嶼海峽，沿大嶼山向北穿過急水門海峽，最後直接駛進珠江──與上述《新安縣志》的描述基本一致。由於這條航道的出現，航道上的重要島嶼也一一出現在西方繪製的航海圖中，如大嶼山、青衣島、蒲台島等。
值得留意的是，1810年所繪製的《澳門航道圖》已經對香港島及九龍半島的名字及地形有着準確的標記，甚至在早於1780年，由英國船長Hayter所繪制的《中國南海海圖》亦已經出現了香港及九龍的名字。香港在中外貿易及交通上的重要性，更可在1838年一張憑單中得以證明︰香港在那張來華往返船隻的貨運憑單中被指定為中途貨運站。由此可見，香港早在開埠前，基於地理交通上的優越性，已經成為中外交通以至貿易上的重要樞紐，而非大家所想像的一條荒蕪的小漁村。
一個海盜橫行的地方
對外而言，香港在中外交通的地位不容忽視，可是，若果我們把鏡頭拉近、聚焦於香港本土，我們便會發現到海盜的身影──甚至，它本身就是一個養育海盜的基地。
就內在條件而言，島嶼繁多、海岸線曲而長的地理特性，為海盜提供了一個理想的窩藏地點。各種的經濟活動為香港社會帶來不穩定因素，包括製鹽業衍生出私鹽、偷鹽問題，以及採珠業對蜑家人的壓迫。對蜑家人不平等的人口政策，更驅使原以捕魚為生的他們，視海盜活動為反抗的一道窗口。因此，早在宋代時，便有郭八、高登等的海盜以大嶼山為基地，聚黨搶掠。
不過直到明清時代，香港才真正成為海盜橫行的地區。當航運於明代進一步發展時，絡繹不絕的商船、貨船從蘇州、福建經香港進入廣州，為海盜提供了一條源源不絕的「財路」。於是，各主要航道上的險要地帶，均先後被不同海盜勢力所佔據。例如明朝嘉靖年間的香港仔被林道乾控制、青衣水域由海盜陳邦瑞、許折桂和溫宗善壟斷，在清代的魔鬼山亦先後成為海盜李萬榮、鄭連昌的大本營。他們大多會收取過程費、掠劫商船錢財以及綁架船上人員。
但真正把海盜由「星星之火」變成「可以燎原」，不得不提及明清時代的海禁政策及越南的一場農民起事。明清時代，政府分別因為倭寇及鄭成功的緣故，曾實施過長時間的海禁政策，清代順治年間更嚴厲至頒布「遷界令」︰明令山東至廣東的沿海居民需內遷三十至五十里，並將房屋焚棄。作為一個沿海城市的香港，大部份地方也被納進「遷界令」的範圍內。結果，不少沿海居民頓時變得無家可歸，沿海經濟活動亦被迫停止，百姓民不聊生──卻反而驅使更多人投身海盜行列，助長海盜勢力。
至於發生於十八世紀末的越南西山起事，則是以阮氏三兄弟為首的西山軍以圖推翻南部廣南國及北方鄭氏政權之事件。在西山軍勢力迅速擴張之時，他們決定與華南海域的海盜合作。西山軍對海盜授予官銜，讓他們更容易吸收兵員，而一眾海盜則為西山軍提供海上戰力，兩者互惠互利。結果，海盜勢力迅速膨脹，成為一個個包含盜首、頭目稱謂的龐大組織。他們亦從西山軍身上吸收了不少軍事知識，如使用武器、建立據點等方法。
而香港既然處於華南水域之中，又有不少海盜盤踞於此，有沒有其中一人成為西山軍的合作夥伴呢？答案是有的，早前提及過以魔鬼山為大本營的鄭連昌，其子鄭七便曾被封為越南西山朝總兵、大司馬，成為華南海盜的最高首領。他死後，由從弟鄭一繼續帶領他的部眾，本人則被封為大越國都督。鄭一與其他華南海盜建立海盜聯盟，他領導的紅旗幫便是聯盟中最為強大的一黨。及後，鄭一因故身亡，紅旗幫便由其妻子及一名被他俘虜的少年漁民帶領，那名少年的名字正是張保仔。
在張保仔領導下，紅旗幫發展迅速，很快便控制了整個珠江三角洲，由最初的搶掠船民，到綁票勒索，最後發展至收取保護費及過路費。當時的清廷水師，當然亦沒有坐看紅旗幫作奸犯科──但或許我們可以細數與張保仔交戰的軍官的命運，從而得知當時的情況︰虎門鎮林國良、左翼鎮總兵許廷桂均遇害；參將林陬、提督孫全謀皆戰敗，孫全謀更被圍困，幾乎被擒。
在十八世紀末至到十九世紀初，以張保仔為首的華南海盜可謂到達了最鼎盛的時期。他們控制了包括香港在內的珠江三角州及珠江的航海權。可是，這段時間也是西方國家相繼來華開拓貿易市場的開端──香港，作為西方國家進出廣州的一個關鍵點，同時也是張保仔紅旗幫的根據地，這群捲進中西貿易漩渦裡的香港海盜，又有着怎樣的下場？
捲進中西貿易漩渦裡的香港海盜
在海盜與中外商船「交戰」的初期，外國商船為了減省麻煩，也只好選擇對張保仔這群海盜交上保護費。可是，這群海盜羽翼漸長，在清廷水師身上取得優異的戰績後，對自身實力充滿自信，開始騷擾外國商船。《東印度公司對華編年史》就記載了在1805年來自張保仔這群海盜的威脅︰「這些威力可怕的海盜幾股聯合力量，據說共有船隻六百艘到七百艘，其中二百艘停泊在東面水路。」他們對洋船的攻擊越加頻繁，令整個萌芽中的中西貿易發展幾乎告吹。英國領事館在一份報告中也抱怨︰「所有進口商品的市場銷售情況十分糟糕……這些都歸因於在各大小河道出沒無常的海盜船。」
另一方面，1809年的廣東防務在張保仔海盜威脅下變得岌岌可危，廣州城處於戰爭的陰霾下，張保仔更自信到在城內貼告示，要求兩廣總督百齡交出供養金以巴結他們。結果，在各取所需的情況下，澳門的葡萄牙人接納了清廷地方官員的請求，派出武裝力量，共同圍剿張保仔，乃極為罕見的「中外合作」。結果，一場海上激戰於大嶼山赤鱲角對出海域發生。雖然中葡聯軍把張保仔艦隊圍困了九天之長，但仍未能把張保仔艦隊殲滅，他們輕易地逃出包圍圈。是次「中外合作」無疑以失敗告終。
但是次戰事卻直接促成了海盜聯盟的瓦解。當張保仔被圍困時，曾向聯盟另一名海盜首領郭婆帶求助，但對方基於私人恩怨拒絕。及後得知張保仔成功突圍後，便迅速向兩廣總督百齡投降，避免被政府及張保仔夾擊。當聯盟其中一名核心領袖投降，在骨牌效應下，其他領袖都開始着眼思考如何投誠，才能為自己爭取最大利益。結果，張保仔接下來也在1810年4月20日正式向兩廣總督百齡投降。自此，中外貿易道通上的最大障礙，便如此戲劇化地消失了。
海盜傳奇的終結
香港雖然是中外交通的一個樞紐，但也成就過一群海盜的傳說。雖然郭婆帶的背叛才是直接導致張保仔及其聯盟投降的主因，但相信即使聯盟沒有瓦解，最終也會被英國及其他西方國家清除。一如在英國佔領香港初期，海盜徐亞保及十五仔曾癱瘓香港對外貿易，最終亦被英國給予毀滅性打擊。海盜正式撤出歷史大舞台，但海洋控制權卻並未因而回到清政府手中。相反，正因張保仔等人選擇了主動投降，令清政府並未深刻了解自己在海軍上的軟弱，竟將海盜們的武裝銷毀，並未加以利用。當數十年後，海洋控制權由英法等國爭奪時，滿清政府自然不可能作有效的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