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琪博士給我的印象是一位勤謙溫文的青年學者，她2017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目前在樹仁大學中文系擔任助理教授，研究興趣在於香港文學與現當代文學，近年著述甚豐，令人佩服。2018年，王家琪博士與何福仁等文壇前輩合編四冊《西西研究資料》，由中華書局出版。今年她更厚積薄發，在中華書局出版了兩部著作，分別是以其碩士論文研究為基礎編寫的《素葉四十年：回顧及研究》以及以其博士論文研究為基礎寫成的專著《也斯的香港故事──文學史論述研究》。在6月3日晚上，中華書局組織一場「遇見也斯」對談會，邀請到區仲桃博士與王家琪博士兩位學者，分享各自以也斯詩作與評論為主題開展研究的經歷思考，聽眾中不乏香港文學研究的專家學者，討論環節令人受益良多。
在個人分享個人分享部份，王家琪談到自己為甚麼對詩人學者梁秉鈞以筆名「也斯」自六十年代末開始在各大報刊及個人專欄上發表的大量評論文章產生研究興趣。聆聽之時，我腦海中浮現出一個形象：「被剪裁的邊角料」。這些「被剪裁的邊角料」，用王家琪在此書緒論中的句子來形容，具體表現為：「身兼文學家和評論家的身份令也斯不滿足於學院式評論，而發展出甚有個人特色的、界乎散文和論文、文學評論與文化研究之間的寫法。」（第3頁）作為學者詩人，也斯越界寫作散文評論的做法，卻受到不少批評。書中特別寫道，也斯回應《香港文化》（1995年）一書受到的批評時自嘲：「書出來以後搞創作的人覺得我太理論性了；但誰料到讀社會學的書評人反又嫌我寫得太文藝化，太多實際的例子而不夠理論化。」（第3頁）
也斯雖然提出了「香港故事應該怎麼說」的問題，但他並沒有對香港文學史作系統研究。然而，作為香港文壇與文學文化評論界舉足輕重的人物，其學術論文和個人評論，都值得認真對待，仔細分析。王家琪此書之新意與價值，正在於通過整理梳理分析這批評論，回答幾個重要的學術問題：「如果要衡量和評價也斯在建設香港文學史上的貢獻，同時也必須回答他的這些評論特點對於文學史論述的影響，例如他的論文寫法有何特點？他的學術論文與他個人的文學經驗有怎樣的關係，後者如何形塑了他的論述？他的越界特點如何輔助其論述？」（第4-5頁）
此書始於對也斯早期評論的整理，分析拓展到也斯與香港以及世界文學生產場域（field）中不同行為者（actors）的對話，充分體現了巴赫金所提出「話語混雜」（heteroglossia）[1] 理論。第一章結合也斯的小說作品總結其創作的後殖民香港故事；第二章分析香港現代主義與全球現代主義之間的關係；第三章將也斯散文集作為其都市文學創作實驗，與香港都市空間文化特性進行對比分析；第四章研究也斯為七十年代「生活化」新詩建立文學史論述的過程；第五章結合中國文學的抒情傳統，探討也斯在學術研究與詩歌創作中，對中國現代詩學抒情主義的反思與傳承，與其「生活化」詩歌的互補共融。
怎樣的「邊角料」？ 又被誰裁剪？
此書研究收集梳理也斯早期在報刊專欄上發表的千字左右短文，並且詳細說明了這些「邊角料」的特點與意義所在：
而且與結集之後的整齊面貌不同，專欄形式鼓勵他「借題發揮」，以他的譯介文章為例，由於專欄文字的跳躍性和隨意性，他經常由譯介內容馬上跳到評論當前文壇現象，這些文章通常包含一部份翻譯或內容概括評述，再以暗示或直接批評的方式回應當前發生的文學論戰或思潮趨勢，有利於我們側面瞭解六七十年代的文壇情況。早期材料的另一特別之處在於其中充滿了未定型的想法，又是許多重要主張的萌芽時期，加上也斯是很早成名的作家，專欄就是其早期想法的忠實記錄，常有遺珠之樂，可以對照八十年代以後的學術評論，比較其想法的變化。（第6頁）
換言之，這些邊角料具有「跳躍性和隨意性」，對於後來讀者而言，也能提供瞭解香港六七十年代文壇重要事件的批判性視野，具有強烈的「現場感」和「時效性」。
第四章中分析的香港文壇公案「余派」問題，就是一個展示香港文學史身份影響問題的極佳例子。在1985-1987年間，葉輝、羅童（羅貴祥）、王仁芸等人，與胡燕青、李華川、陳德錦等人，就香港詩壇部份年輕詩人是否存在模仿余光中的問題開展討論。在詩人王亮和當時看來，這場論戰的中心不止是余光中與梁秉鈞為首的兩派人馬的詩觀爭論，而是對於「主流」位置的競逐。王家琪認為王良和這個觀點十分精闢，並結合黃維樑的《香港文學初探》中對香港作家定義的拓寬，進一步提出： 「角力的焦點不是詩歌的風格，而是歷史編纂的話語權問題」（第203頁）。也斯對於黃維樑版本的香港新詩史，曾多次在專欄中提出批評，認為其未能更多討論七十年代《中國學生週報》一系的詩人，且單方面強調了余光中對香港的影響，也斯提出應該重視七十年代以來台灣和香港新詩的雙向關係。在此段論述中，王家琪在註腳中引用了陳建忠發表於《現代中文文學學報》論文中的觀點：
也斯並不喜歡中、台兩地的研究者，老愛強調香港受到兩地的影響，顯示也斯堅持標舉的香港文學經驗的自我尊嚴，並更願意自我加以詮釋，乃至實踐。
從這個案例，我們可以看到，也斯一直堅守香港文學的主體性，強調香港文學與各地文學之間的對話雙向關係，而非某地對香港的單向影響。這種堅持自我與強調對話的姿態，也在其詩作《邊葉》中展露無遺：
邊葉／梁秉鈞
你惋惜養份來不到最偏遠的葉緣
觀賞的目光當然應該集中在主花
你是圓心，冠瓣的城垛輻射著權力
反覆修訂的正史，我是圓周上面
曖昧的一點，是風沙擾亂了的狼煙
邊塞的傳說，野史裏模糊的情節
請不要帶著君臨的神色俯身向著我們
高唱激昂的雨曲，或是附和風傳的靡音
邊緣的花葉有自己的姿態，你可留意？
你會不會細讀？獨特的葉脈如街道縱橫
反駁你心中既定的藍圖，你有沒有細認？
逸出眾人注視的目光，主葉岸然的面貌
之外︰水底相連的根，心巻未舒的新葉
隨風合唱中隱晦了的抒情需要另外的聆聽
──1986年五月
這組蓮葉詩，我也曾經在課堂上與學生討論過。結合香港文學史觀，此詩中有兩組對立意象值得讀者注意，圓心與圓周，正史和野史。在香港文學發展歷史上，甚少有人能像也斯這樣，同時扮演譯者、學者、詩人、評論家、編輯的多重角色。也斯的小說詩歌創作與文學文化評論，一方面是在與眾聲合唱，另一方面也是在要求「另外的聆聽」。正如王家琪在此書中指出：
總結以上的討論，也斯的文學評論實在可以視為一種香港文學史。首先，他對香港文學的評論每每展現出高度自覺的「歷史意識」。……其次，他經常從整體上概括香港文學的特點。……他對香港文學的討論是區塊式的、以議題為中心的，不志在面面俱到，而是集中在幾個他認為最能演示香港特質的議題，深入研析，由此論證香港文學的價值和本質，嘗試從整體而言解釋香港文學的獨特性。因此他的香港文學故事集中在幾個課題，例如香港的後殖民問題、現代主義文學、都市文學、「生活化」新詩、抒情詩學等等，解釋這些課題和香港文學、文化、社會及歷史的關係，追蹤個別文學現象的成因、發展、特點。雖然把這些個別的「情節」加起來並不等於一部「完整」的文學史，但是他的評論多具備一定的時間性框架和源流梳理，或討論不同年代作家和思潮之間的承傳關係、梳理某些文學現象的形成脈絡。他從理論或文學史的高度提出許多香港文學特質，例如他對香港現代主義的研究，從南來一代對中國現代派的承傳，談到七十年代的轉變，歷時架構頗為完整。（第23頁）
如上述「余派」例子所示，將這些邊角料剪裁在文學史敘事之外的，其實有可能是香港文壇中不同意見的論戰對手，也有可能是試圖收編香港文學的中國內地或者台灣學者。但回到文學史建構的原理機制而言，要整理出一條清晰主線，就必須要捨棄所謂的細枝末節。已經出版的香港文學史林林總總，但尚未有一部出於香港學者之手。關於這一情況，諸位學者早有討論。筆者在2014與2016年分別發表過兩篇英文學術論文分析香港文學史寫作的兩難處境，提議借鑒世界文學研究思路。比如說，美國比較文學學者莫拉蒂（Franco Moretti）曾於2000年在學術期刊New Left Review上發表文章Conjectures of World Literature，提出文化歷史脈絡可呈現為「樹型」或「波浪型」的假設，樹型脈絡追溯某種文化的起源，而波浪型脈絡重視不同文化之間的影響。這兩種脈絡不僅分別展示了世界文學的多樣性與趨同性之間的動態更替，也對香港文學史編撰有一定參考價值。比如說，香港文學源自何時何處？香港文學與其他地區國家的文學之間關係如何，是否互相影響？
邊角料何以必要？──文學評論作為文學史論述的可能
筆者認為，如果能夠突破追本溯源或者探究影響的這兩種思維模式，借鑒本雅明在研究德國悲劇時所提出的「星叢模式」（constellation），也許能夠開拓目前的研究困境。在本雅明的史觀中，歷史並不只是過去。歷史是現在我們能夠辨認到的過去。如果沒有人對天下間所有在以往發生的事情進行辨認，選擇，書寫，並名之為「歷史」，那麼無邊無際的過去實際上並無意義。這也和觀星者構建不同的「星叢」相類似，不管是在古埃及、古中國，中東地區，不同的觀星者從自己的時空語境出發，對夜空中不同的星星進行觀察、辨認、重組，並對其賦予各種意義，從而得出各異星座。作為後來者，我們在研究不同歷史敘述，各種星座理論時，也是在對歷史學家和占星學者的不同立場、視野進行閱讀闡釋。在文學史編寫過程中，也是如此。正如也斯的描述：
每個人都在說，說一個不同的故事。到頭來，我們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那些不同的故事，不一定告訴我們關於香港的事，而是告訴了我們那個說故事的人，告訴了我們站在甚麼位置說話。
──也斯，《香港的故事：為什麼這麼難說》
受到本雅明啟發，筆者所發展的「星叢模式」借用天文學概念，闡明學者如何通過立足於不同時空的作／讀者對文本的不同闡釋，整理出各種視野之間的交匯點，從而形成一個類似星叢的結構，以此開展跨文化、跨地域、跨語言的多維動態研究。其運作過程包括三個環節：1）立足於個人經驗而開展文本創作、閱讀及闡釋；2）通過視域轉換而促進跨文化交流；3）在視野交匯範圍內提煉普世詩學，即不同時空中創作的文學作品中蘊含的共同價值觀念。
換言之，文學史要處理的，其實是過去、現在與未來之間的共時性。研究歷史，就好比仰望星空。董啟章在文章《我們能不能為未來懺悔？》[2] 中，對兩者之間的相似性，做出極為詩意的表述：
歷史本來必然是處理「過去」的。「未來」永遠逃遁於歷史的光照或陰影之外。可是，我一直被「光年」的現象迷惑。晚上我們仰望星空，看到一顆遙遠的恒星的一點光。這點光經歷了千萬光年來到我們的眼中。我們所看到的，其實是千萬光年前的時間，是過去。但從那顆星的角度，這點光來到我們眼中的這一刻，是屬於未來的。在夠遠的距離下，兩點之間同步的「現在」不再存在。「現在」永遠只能同時以「過去」和「未來」呈現。所以，「未來」既是一片無邊之地，但也是「過去」的光點的投映。「未來史」於是可能是把語言當作已犯的罪孽來懺悔的一種模式，又或者是把懺悔當作未實現的預言來宣告的一種設計。在《時間繁史 啞瓷之光》裡面，「過去」和「未來」並不是以一個（縱使是變動不居的）「現在」分隔開來的，兩者是互為表裡的。只有這樣，「未來史」一詞才說得過去。
2013年1月6日，也斯病逝，告別人間滋味。此書作者王家琪當年還在中文大學攻讀碩士，正在摸索博士研究題目，之前，她在本科時期曾有幸在何慶基教授的課堂上，得聆也斯客座分享，印象深刻。作者碩士研究題目為《素葉》同人文學雜誌，也與也斯主持的《中國學生週報》以及《大拇指》同人有一定交集。為此書作序的兩位學者樊善標教授與陳智德教授，也分別寫到自己與也斯相識相知的經歷。比如說樊善標就是在1995年，參加也斯在香港藝術中心主講的「香港文學：理論與實踐」課程時，作為研究三國時代經學的中文大學中文系博士研究生，與香港文學文化研究結緣。而陳智德更自稱為「也斯的長年忠實讀者，以及始於碩士研究生時期到博士階段一直追隨他的學生」，與也斯的緣分極深。
距離也斯發表《香港故事，為甚麼那麼難說？》一文二十六年之後，王家琪博士以其博士論文著作《也斯的香港故事──文學史論述研究》，參與到諸位前輩的眾聲合唱之中，也不妨可視為對也斯越界書寫的一種「另外的傾聽」。此書中從也斯的評論著手，提醒我們在也斯的文學創作和學術著述之外，還有一個研究香港文學的重要資源。可以說，此書凝集了香港文學研究學者代際相傳的熱情與智慧，也是也斯播撒麥子之後結穗豐收的成果。從作者的角度而言，更向也斯「香港的故事，為甚麼這麼難說？」大哉問，給出了一個誠意滿滿的回答。在此書結語部份，王家琪對此書論述做出總結：
本書以「後殖民」、「現代主義」、「都市文化」、「生活化新詩」及「抒情」為也斯的香港文學史論述的關鍵字，全面探討也斯一生從事的評論，梳理和分析他由六七十年代開始的專欄短評到八九十年代以後的學術論文，並結合其文學創作，嘗試整理並評價他的香港文學史論述，把他講述的“香港故事”整理為完整的體系。（第327頁）
2016年，陳國球教授主持出版的十二卷《香港文學大系（1919-1949）》逐漸面世，試圖以「大系模式」編入不同作品，並展示香港文學在1949年之前與中國內地文學之間的密切聯繫。根據其出版社商務印書館的介紹，《香港文學大系》共三輯，包括新詩、散文、小說、評論、舊體文學、通俗文學、兒童文學等共十二卷，由十一位本地專家學者擔任主編，追本溯源，發掘被時間洪流淹沒的早期香港文學作品。原來，眾數的文學史，真的有可能成事。可見，創作之必要，評論之必要，文學之必要，邊角料之必要，對於這座作「邊葉」 姿態的城市，眾數的文學史，眾生喧嘩的空間，開放對話的能力，也是非常必要。又及：有心的讀者也許早已發現，本文標題也借鑒了瘂弦《如歌的行板》中的句式。台灣詩人瘂弦對詩人梁秉鈞的早年創作具有一定影響。隨此文附上：
如歌的行板／瘂弦
溫柔之必要
肯定之必要
一點點酒和木樨花之必要
正正經經看一名女子走過之必要
君非海明威此一起碼認識之必要
歐戰，雨，加農炮，天氣與紅十字會之必要
散步之必要
溜狗之必要
薄荷茶之必要
每晚七點鐘自證券交易所彼端
草一般飄起來的謠言之必要。旋轉玻璃門
之必要。盤尼西林之必要。暗殺之必要。晚報之必要。
穿法蘭絨長褲之必要。馬票之必要
姑母繼承遺產之必要
陽台、海、微笑之必要
懶洋洋之必要而既被目為一條河總得繼續流下去
世界老這樣總這樣：──
觀音在遠遠的山上
罌粟在罌粟的田裡1964年4月
注釋
[1] 王德威將此概念翻譯為「眾聲喧嘩」 ，並指出作為文學觀念，「眾聲喧嘩」強調語言傳佈的多音複義傾向，以及其與各種社會文化建構往來互動的變化關係。八○年代兩岸文學的發展，不僅開拓了前此少見的自我及相互批判、對話空間，也尤使我們再思當代作家與前輩間若斷若續的傳承脈絡。「眾聲喧嘩」因此亦指的是過去與現在、此岸與彼岸、創新與守成、高蹈與通等二元論式重新參照、組合的可能。參見王德威，《眾聲喧嘩》（台北：遠流出版，1988年）。
[2] 董啟章，〈我們能不能為未來懺悔？〉，《閱讀駘蕩志》第九號（2009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