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的這一刻，中歐的布拉格發生了「天鵝絨革命」（Velvet Revolution）。在短短的一個多月（11月17日至12月29日），捷克斯洛伐克便結束了近半個世紀，蘇聯共產黨的管治歲月。這場如「天鵝絨」一樣輕柔的革命，是二十多年前「布拉格之春」（Prague Spring）所埋下的結果。
又或者說，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完結，蘇聯把坦克開進布拉格的一刻，捷克斯洛伐克人在對自由的追求感到無望之際，卻不由自主地需要反思，自由的實質意義和價值。到了1977年，在國際推舉自由的氛圍下，一眾藝術知識分子簽署了維護人權的《七七憲章》（Charter 77）。
《七七憲章》最著名的簽署者和發起人，自然是捷克斯洛伐克最後一任，以及捷克第一任總統哈維爾（Václav Havel）。哈維爾發表《七七憲章》後一年，寫了《無權力者的權力》（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內容主要為批評蘇聯的極權統治，提出捷克人民應脫離意識形態謊言，活於真理。書的後半部其實是對《七七憲章》的進一步詮釋。具體上，他是引用了本達（Václav Benda）在〈平行政體〉（Parallel Polis）所說的平行結構的發展（the development of parallel structures）──意思是，要有一種能抵抗單一意識形態的「第二文化」（看參考筆者早前較為詳細論述的文章）。
「作為簽字人，」《七七憲章》的尾段有這樣一句：「我們在此授權揚．帕託什卡博士，瓦茨拉夫．哈維爾博士與吉里．哈耶克博士擔任《憲章》的發言人。」《七七憲章》發表後不久，哈維爾跟本達一同被送到俄斯特拉發（Ostrava）的監獄，伏刑四年。然而，作為其中一個簽字人，帕托什卡（Jan Patočka）於1977年3月13日經秘密警察「審訊」後內出血而死，因而「免於牢獄之災」。
個人認為，帕托什卡是捷克歷史上最重要的哲學家。他在德國求學時有幸遇上現象學的大師胡塞爾（Edmund Husserl）和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在大師們的指導下，成為捷克哲學思想的泰斗。甚至有說帕托什卡於「天鵝絨革命」的角色，好比伏爾泰和盧梭於法國大革命的影響力。[1]
本達的〈平行政體〉其實寫於帕托什卡辭世之後，是對《七七憲章》的再度詮釋，其所說的「第二文化」亦不盡帕托什卡對自由的理解。[2] 要理解《七七憲章》，以至「天鵝絨革命」，先要讀讀帕托什卡對世界的看法……
現象學的世界觀：從歷史決定論到決定歷史
要了解帕托什卡哲學對當時的影響，先當要知道共產政權對價值的看法。而幾乎不用多加解釋（特別是1968年蘇聯軍隊開進布拉格後），捷克斯洛伐克親蘇政權推祟蘇維埃馬克思主義（Soviet Marxism），主張辯證唯物主義（dialectical materialism）作為探討世界真理的方法論。〔這裡暫不說（也不必說）各種理論的詳盡學理基礎，只簡言當中的邏輯，帶出一個粗略的思考線索。〕
根據唯物主義的方法學，世界真理以物理性質作為依歸，人類的心靈意識也不過是個體對客觀事物的主觀投射。而加上宇宙萬物只按其規律運動，不受任何主觀心靈的活動所左右，人的行動，以及整個社會的變化，都不過是可被推算的物理事態。加上黑格爾的辯證法思想，所謂歷史，就是按特定原則邁向一最終目的的過程。
蘇維埃馬克思主義者自然會說，歷史的終結在於共產主義的誕生。然而，唯一值得注意的是，不管其哲學理論本身是否能站得住腳，蘇共的管治也不過試圖以冠冕堂皇的哲理，包裝其單一政治意識形態的極權性質而已……
帕托什卡當時所主張的是現象學（phenomenology）。現象學本身沒有反極權的性質──就如，深深影響帕托什卡的海德格是納粹的支持者。然而，在學理上，它的立足點與唯物主義以及馬克思主義有所抵觸。
帕托什卡的現象學不同於老師胡塞爾，也不同於其後的海德格；但總體而言，把人類主觀意識置於問題的中心，是各現象學家的立足點。因此，帕托什卡的現象學從一開始就不認為世界的物理性質構成真理。成就世界，甚至是歷史的，是人類的心靈。
在挑戰馬克思主義的時候，對於歷史的見解顯得非常關鍵。帕托什卡的想法自然有別於黑格爾和馬克思的歷史主義。他在《歷史哲學之異端論文集》（Heretical Essays i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的第二篇文章，〈歷史之初〉（The Beginning of History）開宗名義地寫：
卡爾．馬克思在某處說，實際上只存在一門科學，那就是歷史。這意味著理解世界的演變才算是真正的知識。〔…〕然而，謹當有一個人關心某事﹑謹當我們眼前不只是被觀察的事態，而是可以從對世界的興趣，和與世界有關的角度，對自己和事物之開放性的理解，變化成形才稱得上有意義，或跟意義有關係。[3]
意思是，馬克思把歷史描述成一個抽象得虛無飄渺的東西，然後又說這東西決定了我們的行為，實在很難叫人把自身連繫其中。相反，要論事物的意義和價值，就必須從人類的心靈和本質說起。
在文章的段半部，他又論及了老師胡塞爾和海德格，說明前者把歷史視為一個無立場的旁觀者的視角所看到的事態，並非現象學家所應關心的歷史；而相反後者把歷史加上了人類主觀的視覺和立場，是真正意義下的歷史。[4]
帕托什卡之所以要花筆墨寫歷史的本質，想說的是，真正有意義的歷史，是由能反思自身的人所創造的事態──當我們展示出自身作為人類的本質，關心自己的靈魂，我們的行動才具有歷史意義。換一個說法，是我們決定歷史，不是無個人意志地被歷史擺佈。
決定歷史的意涵：擺脫單一意識形態價值觀
既然我們不受歷史所擺佈，我們的存在意義也不由歷史所決定，人類的存在意義究竟是甚麼？帕托什卡在論文集的第三篇文章，〈歷史具意義嗎？〉中有過深入的探討。
帕托什卡首先指出，很多人會把意義視為目標的實踐──比如說，憎恨一個人，然後把他殺掉，那謀殺的行為便有其意義。然而，帕托什卡又說，這觀點難免不盡人意──畢竟，有些行為並不具主觀目標，卻又似乎有本身的意義。而在另一方面，有些行為很像有其本身的目標，但又稱不上有意義。「在我看來，」帕托什卡嘗試舉例：「那無法放棄客觀主義的現代科學，僅通過可能的應用所產生的外部目，使自己合法化，以其無法克服的客觀主義而失去了其內在含義。」[5]
其後，帕托什卡又把事情的意義連繫到價值。甚麼是價值？馬克思主義把一切價值視為能化約成經濟和政治意識形態價值，這是一種觀點。而帕托什卡顯然就是要反對這種看待價值的方式。他認為一些價值是內在的﹑根本的，而並非就目標而論的，從而試圖與馬克思主義的價值理論相對立。[6]
帕托什卡寫《七七憲章》時，早有提過它是一份非政治的文件，說到底，他是有意要把價值的本質重新帶回人的本質，而非抽象的意識形態。帕托什卡也會提及「政治」一詞；但他取的是古希臘城邦時代的意思：也就是要實踐人類自有的德性，追求至善和求真（有機會才詳述他的古希臘哲學觀）。這樣的觀點自然是啟法了哈維爾的《無權力者的權力》，把回到人類本質的觀點稱作「活於真理」。
帕托什卡的哲學觀除了啟發了哈維爾等人，還直接為擺脫外在強加的單一意識形態提供了重要的門路。首先，他肯定了人類自我意識的價值，期望人會自我反思當時蘇共意識形態的本質。比如說，用哈維爾有名的菜販情境：「一家水果和蔬菜店的經理，在店鋪櫥窗的洋蔥和胡蘿蔔之間放著『世界工人團結一致！』的口號。他何以要這樣做？」[7]
在〈甚麼是《七七憲章》和甚麼不是〉（What Charter 77 Is and What It Is Not），帕托什卡就是以這段開首：「今日的人類被意識形態弄得支離破碎，活於繁榮卻不感滿足，狂熱地嚮往著以新的科技作為解決問題的良藥。」[8] 這顯然就是要跟當時的人說：你們開口說著意識形態的政治口號，就是社會敗壞的開始。
不幸地，在「天鵝絨革命」成功三十週年的今日，我們還要為打倒「後極權主義」社會奮鬥。不幸地，帕托什卡的哲學在今日的香港看來，還是極具啟發和指導意義。
「後極權主義」政府向人灌輸具有管治意味的意識形態，試圖為人提供「最終極的生存依據」，跟宗教有異曲同工之妙──就如哈維爾所說：「意識形態是一種虛浮地與世界連結的途徑。 它為人類提供了身份﹑尊嚴和道德幻覺，使人更容易遠離它們 。」[9]
中共作為現今最大的「後極權主義」政權，為人民灌溉的主要是一種愛國主義和經濟至上主義，故才會有「全國各族人民大團結萬歲」和「發展才是硬道理」等意識形態口號。而香港作為一個必須聽從中共的後殖民地，顯然就是只能靠經濟至上的價值觀了。因此一些人才會不斷提著要「止暴制亂」。「止暴制亂」，為的要是經濟的穩定而已。
然而，就如帕托什卡會問：經濟繁榮的意義在於哪裡？假如一個社會要求人民違背做人的基本原則，人的價值又能得到多少昭彰？帕托什卡說：「重點是要從僅是被賦予的生命，過渡到有真正的生活」。[10]
可惜的是，帕托什卡雖說只有絕對的道德才是滿足價值和意義的良方，卻過早與世長辭，以至人們要問《七七憲章》中所說的道德的意思。於這點上，本達的「平行結構」要成了重要的方案。而只要讀過本達的〈平行政體〉，或能從中所提及的平行經濟結構得到啟示，為現在我們所說的「黃色經濟圈」提供實踐的學理和道德依據……
注釋
[1] Aviezer Tucker, The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of Czech Dissidence from Patočka to Havel.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00), p. 3.
[2] 對於帕托什卡與本達兩人的思想差異，可參考：Martin Palouš, “Jan Patočka versus Václav Benda,” in Civic Freedom in Central Europe, ed. Gordon Skilling (Palgrave Macmillan UK, 1991).
[3] Jan Patočka, Heretical Essays i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Open Court, 1996), p. 27.
[4] Ibid., p. 46.
[5] Ibid., p. 54-55.
[6] Ibid., p. 56-57.
[7] Václav Havel,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Vintage Classics, 2018), ch III.
[8] Jan Patočka, “What Charter 77 Is and What It Is Not,” In: Charter 77 and Human Rights in Czechoslovakia. Ed. H. Gordon Skilling (Unwin Hyman, 1981), p. 217.
[9] Václav Havel,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Vintage Classics, 2018), ch III.
[10] Jan Patočka, “The ‘Natural’ World and Phenomenology,” in Jan Patočka: Philosophy and Selected Writings, ed. and trans. Erazim Kohá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p.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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