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不需要救贖──讀黃茂林：〈中國病人〉

　　《魚化石》於2005年出版，是香港詩人黃茂林迄今惟一一本詩集。其詩敍事性強，尤好長篇大論。詩歌語言有嚴重的散文化傾向，未免囉唆。雖然如此，黃茂林的好詩都有一種特質能令其詩免於不墮，此即其冷峻抽離，甚至迹近殘忍的語調和個性。這種特質貫串其各種題材如家庭、生死、工作，甚至自我與社會的關係。這讓他的詩變成了描寫日常生活掩蓋下的殘忍，極具特色。黃茂林生於內地，十三歲移居香港，其後又到廣西讀大學。觀其詩集，處理內地題材的作品不在少數，數量之多，隱然與香港有關的題材平分秋色。這種寫作傾向，與生於內地，其後定居香港的廖偉棠亦有可對讀之處。〈需不需要我扶你一把〉、〈悲劇心理學〉、〈HTTP：／／〉、〈中國病人〉、〈百科全書〉、〈遺傳誌〉、〈獵德村的一場小球賽〉、〈青山公路，上巴士的小孩〉，〈關於一個名家庭主婦的煎魚技巧〉都是值得欣賞的作品。當中寫得最有個性的，當屬〈中國病人〉。

　　評論黃茂林的難處在於，他的詩真的寫得很長，隨隨便便就給你五十行起跳。〈中國病人〉這首詩長達一百行，若要全詩引錄，本文也可以就此收筆了。中國病人這個題目令人聯想到「東亞病夫」。但這詩並不是國族情緒高漲的作品，更不是李小龍的經典對白：「中國人，唔係病夫。」，然後一腳踢爛牌匾。這首詩以第一人稱寫成，敍述者是一個被母親稱為「無出息」的「無賴」。

我正懶得高興
她如此憎恨我
卻又如此坦然
真是個有趣的問題

這傢伙確然是一個無聊、無業、無用的無賴。詩作甫一開首便寫「我」跑到江邊打發長日無聊的時間。他的方法是在江邊「把漂浮的垃圾拾起／準確拋向／下沉的垃圾堆」。再看其語調：「我正懶得高興」，絲毫不以此為忤，就連母親的責難也全不在意。之後他又跑去打桌球。但桌球並沒法拯救他。事實上，這個看似無所顧忌的傢伙，內心充滿了糾結難解的複雜情緒。

我從桌球城歸來
無法叫每一個球
都感到快樂
我一直躲在
人群　忍受
每人都像我
一樣醜
這種溫存
叫我一直感到歡暢

「球」代表了社會對人的各種要求。能夠取悅「每一個球」，能夠取悅不同階層的人，讓他們「都感到快樂」，那就能贏得球賽，那就是成功的人生。詩中的我無法無取悅每個球，於是他只能從一個地方逃到另一個地方，從江邊逃到桌球城，再躲在人群當中。他憎惡這樣的社會卻又無法從社會當中逃脫。他只能一直忍受。「每個人都像我／一樣醜」，每個人都像我，乍看似是自戀又似是渴望和眾人溝通，接下來「一樣醜」，則立時將整個思想扭轉，變成對所有人和自己的不滿、憎恨。但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時，接下來兩句「這種溫存／叫我一直感到歡暢」。人們如此醜陋，他卻以「溫存」形容，將自己和社會關係以熱戀比喻，甚至感到「歡暢」。句子的走向被黃茂林一扭再扭，充反表現出一個飽受社會擠壓的人的愛恨交纏。他無法從「醜」中超脫，但他又必須為自己的生命賦予意義。於是他只能說服自己，他喜歡這種醜。猶如患上斯德哥爾摩症的「我」，忠於醜惡，這就是患上心理病的「中國病人」。

　　然而黃茂林意猶未盡。光是描述其心理病，並不能滿足他。於是他讓「我」從人群裡繼續逃亡，逃到人民醫院裡「捐精」。

我有點厭煩，沒理由的
護士遞給我透明盒子，紙巾
一套
色情帶

看他
多年青
人們埋怨
他像病人
Made in China

光是捐精這個題材便已經叫人耳目一新。這還是我第一次在新詩裡讀到。於是我的病就由心理繼而展現於「生理」。「沒理由的」厭煩，並不是真的，「我」只是不願說出自己羞於承受他人的目光。一個如此討厭自己和社會的人，竟然跑去「捐精」，這與其說是幫助不孕的家庭，倒不如說是對社會的報復。於是就連醫院裡的護士和婦女都「埋怨」，覺得「我」就「像病人」。Made in China，在國際間不時扯上成本低、次貨、不耐用、盜版。知識份子試圖以中國現代文學救國，魯迅棄醫從文，這種論述來到黃茂林手上有了新的詮釋。中國人已經無需現代文學來拯救人民的生理和心理。 人民已經日入鮑魚之肆而不覺其臭。中國人以斯德哥爾摩症來拯救了自我。浪費時間無效就以運動的疲累麻醉自己，運動失效就轉而到免費提供「色情帶」的醫院打飛機。中國病人病入膏肓，但中國病人無需拯救，並且甘之如飴。

一個手榴彈
遠遠地
拋進人群
引發爆炸
每個人身上
都黏住我的碎片

「打飛機」就是中國人的自我救贖。自慰的射精讓「我」感到爆炸般的高潮。於是「我」在射精捐精之後，我相信自己已經拋出了「手榴彈」，人群無處逃避。於是「我」由受害者變成了加害者，一個充滿權力的「暴君」。主客易位，「每個人身上／都黏住我的碎片」，但我依然完好無缺。於是詩歌結句便順理成章以惡作結，「我」在惡之中，得到了救贖：

我活着
就是要讚美邪惡

　　參看黃茂林的自序，你會發現以下這句：「這幾年，我不斷往返粵港兩地，一種情懷變成兩份。大概這幾年來的甜酸苦辣都反映在詩歌內，但部分是隱藏，很少像〈中國病人〉那樣爆發。」黃茂林是一個清醒的詩人，以「爆發」形容〈中國病人〉，可謂中肯。令人婉惜的是，他並沒有在「爆發」的風格更下工夫，於是他的詩就始終於無法達到最精煉的境界。各種情感着力刻意隱藏，不敢不願不能充份展現詩人個性，這可謂詩歌大忌。事實上如果將〈中國病人〉和他那幾首標明得獎的作品比較，你會發現兩個黃茂林。得獎的黃茂林不時着力經營親情，力求顯現人文關懷，對於社會的質問恰到好處，既不軟弱，亦不顯得過於偏激，而且無一字涉及政治。那是一種確保能登大雅之堂的作品。〈中國病人〉則不然，雖然同樣有囉嗦之弊，但黃茂林冒犯讀者、社會、甚至冒犯自己，對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充滿質疑，中國病人更令「愛國者」倍感冒犯。這種棱角分明的詩，注定「無法叫每一個球／都感到快樂」。不識詩歌者，會覺得這是黃茂林的技巧。但識詩者當會明白，這是一個詩人對自我的背叛。太清醒的人，注定無法在詩歌路上負重致遠。而且我想指出，黃茂林雖然書寫不少內地題材，但整本詩集不涉政治理念。中國為甚麼會有病人，他無一字指涉政治。整本詩集貫徹當代中國人的生存策略，「不談六四」、「不談政治」、「不談共產黨」、「不談民主」。黃茂林寫基層草根的辛酸，但草根為何會淪落至此，是官商勾結，還是政治原因，他一概不處理。廖偉棠在電台節目裡說黃茂林行事低調，絕少參與文學活動。人類社會着重社交應酬，從來都是先敬羅衣後敬人，行事低調固然影響了一個詩人的命運。但同為內地出生，曾多年居於內地、香港、出道年份相近的廖偉棠則廣受關注。而廖偉棠的詩則是年年談六四、談政治、談民主、談獨裁。黃廖二人在詩歌創作上的取態，展現出中港兩地人對政治體制裁然不同的取態，或者就是二人詩名高低的其中一個原因了。

　　在我而言〈中國病人〉是好詩，稱得上為黃茂林最好的作品。但此詩的書寫對象是中國人、寫的是中國病狀、關注的是中國社會問題，就連「人民醫院」、「桌球城」等用字也充滿了中國大陸的語言色彩。像醫院的名字，香港從港英迄今，還沒有任何一家醫院以「人民」二字作為修飾語。九七前，香港政府多以英國皇室成員命名公立醫院，九七後則以改以區域。將這首詩歸入為中國詩，亦無不妥。說〈中國病人〉是香港詩，不如說是香港詩人寫的中國詩更為貼切。當然，我們也可以提出中國病人其實是暗喻香港病人，雖嫌牽強，亦勉強算能自圓其說。另一方面黃茂林在香港居住，詩歌投寄香港文學雜誌，在香港出版詩集，甚至在香港獲政府分配公屋，寫下〈大白田街的斜坡〉。但這些都並不一定代表黃茂林一定認同自己就是香港詩人。尤其是在其自序所言，不寫自己身處香港，卻是說：「廣州作為沿海的開放城市之一，悠長的歷史結合繁榮、混亂、盲流、罪惡、痛苦等徵狀」，其地理用語和感情色彩，隱然於大中華敍事合流，活脫暗示廣州香港等地飽嘗外人割據，殖民遺毒，而終於回歸重光，撥亂反正。其身份認同實在大有可議之處。當然在香港、香港文學恆將消失，準備拼入大灣區和大灣區文學的年代，討論黃茂林的香港詩人身份，為這件事大傷腦筋，真是滑稽又可笑。我依然渴望再寫一篇文章，從黃茂林冷峻抽離着眼，討論其解剖、甚至刺穿家庭關係的香港詩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