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篇文章，筆者嘗試探討了歌德《少年維特的煩惱》（The Sorrows of Young Werther）中的愛與死。愛情是一種屬於大眾的語言，它使得《維特》通行世界，且歷久不衰；到了最後，小說的文學價值經由死亡提昇到一個新的層次。在死亡的設定之下，愛情便成了一種反叛，甚至因而有了政治革命的意味。
之前提到，匈牙利哲學家盧卡奇（György Lukács）嘗試把歌德從浪漫主義者的手中解救過來；也提到湯瑪斯．曼（Thomas Mann）以《維特》為題，寫了《綠蒂在威瑪》（Lotte in Weimar），情況就彷如歌德當初受盧梭影響。而當把目光放到盧卡奇論湯瑪斯．曼的一系列文章時，便會發現幾個文本之間所產生的奇妙對話。
曼想要繼承歌德，當然不是一種巧合；而盧卡奇愛讀歌德和曼的作品，也不是巧合。作為馬克思主義者，盧卡奇之所以要為這兩個資產階級辯護，其中不明言的原因當然是他們有文學上的權力；但從理論上，是兩人的直率使得他們的作品具有反映真理的能力（對於盧卡奇的文學理論，讀者可參考筆者的〈馬克思主義美學：盧卡奇美學思想絮論（上）〉）。
盧卡奇的〈尋找資產階級者〉（In Search of Bourgeois Man）便是對這個議題的探討。當中探討了歌德跟曼的文學地位，直接稱呼：「湯瑪斯．曼是德國中產階級的良心。」（Lukács，1945／1979，頁20）
其後，他在解釋曼的文學特質時，特別提到了他早期的《托尼奧．克律格》（Tonio Kröger）和較為後期的《魂斷威尼斯》（Death in Venice）。兩本小說都是對藝術家處於現代世界的描寫──它們一方面反映了藝術家的掙扎，同時又以藝術家作為起點，反映了現代社會中所有人的掙扎；就如《魂斷威尼斯》中的一段說話：「古斯塔夫．阿申巴赫〔主人公〕是所有那些辛勤工作、心力交瘁而仍能挺起腰板的人們的詩人代言人，也是現代一切有成就的道德建設者們的代言人。」（同上，頁21–22）
這句除了反映了故事主人公的特質，也反映了作家本人的特質。
提到愛與死和歌德的《維特》時，會想到《魂斷威尼斯》。它們兩者都關於愛情和死亡。在愛與死的背後，它們都顯示的是一種反叛……
《魂斷威尼斯》之愛：阿波羅對戴歐尼修斯
《魂斷威尼斯》講述的愛是一種孌童式（Pederastic）的單戀。五十歲的作家阿申巴赫（Aschenbach）雖事業有成，有一定名氣，卻猝然想要尋求突破。他跑到威尼斯，巧遇上了波蘭美少年達秋（Tadzio），便展開了一場猛烈的、單向的孌童戀。最後，他為此逃不過霍亂，魂斷威尼斯。
小說是湯瑪斯．曼本人的自白。在一方面，故事主人公設定為五十歲且富有名氣，無疑是作者的自我昭示；但在另一方面，它同時展現了一個所謂「有良心的中產」該具有的特質：即使自身在制度上混的不錯，卻敢於誠實地展示自己對知識份子禮教的不滿。
這看似簡單的論述，在背後其實有不少深刻的、叫人津津樂道的細節。要真正讀懂《魂斷威尼斯》，便要熟悉一些哲學著作。
先是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悲劇的誕生》（The Birth of Tragedy）。尼采認為，悲劇的藝術性在於酒神戴歐尼修斯 （Dionysus） 與太陽神阿波羅 （Apollo）互相角力所產生的平衡（當中阿波羅代表理性；戴歐尼修斯代表瘋狂）。尼采其後指出，從歐里庇得斯（Euripides）開始，悲劇的創作就受了蘇格拉底理性哲學的影響，忽視了戴歐尼修斯的元素（Nietzsche，1872／2011，頁59），是一種藝術的降格。[1]
《魂斷威尼斯》裡，主人公在中產階層的文化圈裡有一定地位，自然是太陽神式理性的結果。但作為「中產的良心」，他自然亦感覺有所不足。假如讀者熟悉希臘神話，便會發現其實曼已在作品中暗示過這點。在其中一段裡，主人公把少年比喻為風信子，說：「雅辛托斯注定因兩神為他的情敵相爭而死。」這裡曼所引用的是奧維德（Ovid）的《變形記》（The Metamorphoses）：阿波羅與西風之神（Zephyrus）為爭奪男童雅辛托斯（Hyacinth）而進行擲鐵餅競技；但阿波羅卻失手把鐵餅擲向了雅辛托斯，錯手把他誤殺了。他死後化為一株風信子。（Ovid，1958，頁276）
這個典故的援引極為巧妙。首先是以尼采的美學觀為根據，直接指出了阿波羅式理性所引致的死亡；其次的是，兩神為爭奪男童雅辛托斯而比賽，等同明確地暗示了了主人公的孌童傾向。經作者如此援引，波蘭美少年達秋便成為了酒神特質的符號，主人公對美少年的追求亦成為了作者對藝術層次的追求。[2]
孌童之愛：現代對古代
根據曼的筆記，在寫作《魂斷威尼斯》時，他不但讀了雅辛托斯的典故，還讀了柏拉圖對話錄的《斐德羅篇》（Phaedrus） 和《會飲篇》（Symposium）等關於愛情的經典著作。（Shookman，2004，頁47–48）[3]這顯然是一次對孌童和它的合法性的探討。
在古希臘的時代，孌童行為是被接受﹑甚至是普遍的。在這種男性的同性戀關係中，年紀比較大的的被稱作「愛者」（erastês），被愛的則稱為「愛人」（erômenos）。在愛者愛著年輕的愛人的同時，他們一般智性指導作為交換條件。這種關係常伴隨著性，關係一般到少年長大成人後結束。
《斐德羅篇》的對話設定就是以孌童愛的背景下展開的。在雅典城外，蘇格拉底跟少年斐德羅對話，談愛的本質。斐德羅聽了演說家呂西亞斯（Lysias）關於無愛的性關係的論證，想要向蘇格拉底請教；蘇格拉底卻借故跟他打情罵悄。 Phaedrus 228 e；2010，頁5）過了一會，蘇格拉底自知對斐德羅流露了過分的愛意，知道快要受不著寧芙的誘惑，便說想要離去 。糾纏一會後，蘇格拉底又借故說是神聖的徵兆把他留了下來。（Phaedrus 241 e3-5–242 b8-c2；同上，頁22–23）
《斐德羅篇》是特別的。它是蘇格拉底唯一在雅典城外的對話；當中對愛的論述也明顯跟在《會飲篇》時不同。在《斐德羅篇》裡，蘇格拉底似乎突然有了新的想法，認為單靠純理性的哲學討論不一定就要把握到真理，轉而相信愛的狂喜可能是必須的。因此，問題只是如何區分盲目的狂喜，和與真理連結的狂喜。[4]
曼需要援引《斐德羅篇》，其一是想要運用「在雅典城外」這個敘事元素。戴歐尼修斯對希臘人而言本身就是外來神，曼一方面很自然就會把酒神的狂喜跟「在雅典城外」連繫上；在另一方面，《魂斷威尼斯》的波蘭男孩和威尼斯本身就扮演了異地的元素，是指涉著戴歐尼修斯的符號。
其二的是，《斐德羅篇》作為哲學的經典，其內容必然受到了當時的中產社會所認同。如此大量的引經據典，製造文本之間的辯證對話，其實是想要透過經典的力量打敗當時的社會。
跟歌德的《維特》一樣，《魂斷威尼斯》具有對社會作出批評的元素，是一種反叛。可是，於愛情上，曼本人並沒有在現實生活中反叛。他如當時很多同性戀者一樣，選擇了結婚生子。或許，他可以做的就只有在政治上反叛。在二戰時，他不願跟納粹為伍，選擇流亡美國，以致房子﹑財產﹑甚至是公民身份都被奪去了。
但或許曼總能夠在異地找到創作的靈感。在美國，他受同時流亡美國的作曲家荀伯克（Arnold Schönberg）啟發，和哲學家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的協助，寫下了《浮士德博士》（Doctor Faustus）這部驚世巨著。
參考書目
Beiser, F. C. (2006). The Romantic Imperative: The Concept of Early German Romanticis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ukács, G. (1979). In Search of Bourgeois Man. In Essays on Thomas Mann. London: Merlin.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45.)
── (1979). The Tragedy of Modern Art. In Essays on Thomas Mann. London: Merlin.
Nicholson, G. (1999). Plato’s “Phaedrus”: The Philosophy of Love. West Lafayette (Ind.): Purdue University Press.
Nietzsche, F. (2011). The Birth of Tragedy and Other Writings (R. Geuss & R. Speirs, E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Ovid. (1958). The Metamorphoses (H. Gregory, Trans.). New York: Signet Classic.
Plato. (2010). Phaedrus (R. Waterfield, Tra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hookman, E. (2003). Thomas Mann’s Death in Venice: A Novella and its Critics. Rochester, NY: Camden House.
── (2004). Thomas Mann’s Death in Venice: A Reference Guide.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注釋
[1] 對於《魂斷威尼斯》與《悲劇的誕生》的關係，讀者可參考Shookman，2004，頁87–92。
[2] 從曼的寫作筆記裡得知，他本人也是個孌童者。
[3] 當然還有其他大量的著作，甚至還包括盧卡奇的《靈魂與形式》（The Soul and the Forms）。
[4] 對於《斐德羅篇》的愛情哲學，讀者可參考Nicholson（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