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拉尼奧（R. Bolaño）的《遙遠的星辰》是一道不去講述空白的空白。「任何人都不應該因為詩寫得不好而被殺害，何況她還不滿二十歲。」維德爾，智利恐怖政權轄下的一名青年軍官，隱匿在其成員可能是異議分子的詩社，節度有禮地同青年詩人們寫作和談詩，遂行他的無法得知是出自於個人理念或高層授意的多樁祕密殺害行動。對於一位和維德爾帶來的死亡擦肩而過，作為講述者卻沒有名字的「我」而言（我們何嘗不都是那無意但躲避了自我的隱匿者），依憑青年時期在詩社與維德爾的接觸，以及在智利政變以後漂浮於社會上希望找份穩定工作、求安穩寫詩的漫長同時易逝的歲月中，間斷地透過關於他的小道消息和他在文學刊物中留下的蹤跡，維德爾的形象逐漸成為對美學追求與實踐的象徵。在一場於軍官集會上所進行的個人空中表演秀，據說，維德爾駕馭着戰機，以引擎煙霧於暴風雨中寫下在寫下之際就消逝的詩行，故僅能從看向天空的眾人眼中勉強拼湊：
死亡是友誼
死亡是智利
死亡是責任
死亡是愛情
死亡是成長
死亡是聖餐
死亡是潔淨
死亡是我心
拿走我的心吧
死亡是復活
……
一首永遠無從得知的詩，雷電和大雨已經讓煙霧失去連貫，從觀台上凝視，那些模糊的煙霧已不再是字跡，更像暴風中零星而幽微的火焰，但維德爾仍在噪響的天空堅持地吐露他心中的詩歌，其只能是一片寂靜和空白。然而，我們每一首詩不都如此嗎？我們永遠無法希冀從詩中──從自我的心中──取出恆定的意義。
維德爾在進行任何和死亡混淆着的藝術行動時，據聞不帶有任何情緒，或是其在自我的深淵中壓抑了顫抖。究竟他的冷靜是如何辦到的，他內在又是怎樣的一個人纔會做出極端而不顧道德的美學追求，這些都是「我」所永不可知的，因為甚至是在一間平凡的酒吧餐館裡，最後一次那麼接近維德爾時，即使親眼看見維德爾和「我」已如此相像──蒼白、衰老、讀着書本但殘留褪去的熱情──人的身體對他人劃設的邊界實在地阻絕了意識的交通。在一項藝術個展中，維德爾於幽暗的小房間的牆上和天花板，佈滿了他於政變時期所拍攝的那些被殺害女人的破碎屍體的照片。那些死亡，和小房間外正在舉行的宴會中豐富的酒食、高貴的賓客以及對照片感到有所謂或無所謂的人們，相是反差，實是孿生。
當二十年的歲月過去，維德爾的身影和傳聞逐漸淡出人們的心中，亦象徵着人們對於政變、對於暴力、對於有形或無名的死亡的淡忘，但「我」也可能根本意不在此地說道：「文學的革命從某種意義上說亦是文學的消亡。當詩歌是由一些非詩人的人來創作而不是讀者的人來閱讀的時候。隨便甚麼人都可以這麼寫，我想。」在這整道漫長歷史但僅餘下諸截斷片的講述中，「我」對於維德爾的描寫，漸漸生長成一具複雜象徵的綜合體。是恐怖、是死亡、是詩歌和藝術、是對自我熱情的忘卻、是……，可以是任何你曠闊闃黑的心中仍閃爍着光芒但死生未明的遙遠的星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