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於《Sample樣本》第十期「歡迎光臨賭博樂園」
在今天的印象中，買樓在香港好像是一件天經地義、自有永有的事。但只要回看歷史，就會知道在過去絕非如此。買樓作為一種投資選項，在十九世紀末已經興起，而樓市泡沫由冒起到爆破的循環也已一再出現。但由於當時的樓宇要整幢轉讓，而樓宇按揭亦未曾發明，所以買賣物業只限身懷巨額現款的富商參與。買樓以作自置居所，並成為一般市民大眾的居住選擇，要到1970年代末才真正開始成為較普遍的生活經驗。
回顧香港文學，當中有很多關於居住空間的描述。速讀不同年代的文本，就好像看一個地方的縮時攝影一樣，容易留意到特定一點的細微變化。以上買樓作為自置居所的普及過程，在本土文學中也可以找到不同時期的定格快照，看到各時期問題意識上的不同。
自置居所在文學中現身
在1970年代之前，在戰前戰後難民湧入的背景下，差劣的居住環境、包租公／婆的刻薄、租金昂貴都是常見關於香港空間的描述。這些文本的共通點是租住被視為常態，而自置獨立的居所很少成為主角的背景或故事的主題。如戰前文俞的散文〈可厭的都市〉（1940），描寫了來港逃避日軍侵略的難民要承受「吃人的房租」。在劉以鬯報紙連載小說《香港居》（1960）中，主角一家已算比較富裕。他們多次搬遷，到處尋覓居所，但也以找戶主分租出來的「光猛梗房」為主。到故事中期，他們買樓時，也並不只是自置居所，而是將整層的房屋增建間隔為「板間房」，自己成為包租的「二房東」。而1966年亦舒的短篇小說〈回家〉，主角是新時代中開始經濟獨立的女性，但她也是在尖沙咀捱貴租來租房住。由租住到自置居所的轉折出現在1972年劉以鬯的《對倒》中。其中一個主角淳于白是業主，以收租維生，獨居於自置物業中，沒有之前的文學作品中常常出現的對租住的控訴。《對倒》的獨特之處在於夾在新舊的糾纏中：主角在沉溺於過去回憶之餘，也對香港社會的未來與樓市市況的興盛有較樂觀的想像。[1]
由《對倒》開始的1970至1990年代，香港的文學中才開始見到自置居所成為主題。在較富裕的本土中產冒起，加上樓宇按揭在年期與首期上的放寬的背景下，在1986至1996年間，香港住戶自置居所的比率由34.9%升至45.9%。樓價也在1986年開始上升，至1997年升了大約八倍；同期的人工升幅相對較少，大約是五倍，住戶的房屋開支佔收入比例亦由20%增加至30%。這些數字意味着在80年代初自置居所相對而言仍然較易，但在九十年代中期，特別是1997年前，難度日益增加。[2]
這個時期中，問題意識不再只集中於居住空間惡劣狹小，而開始處理對自置居所的欲望和難以實現的現實經驗之間的矛盾，與及房屋市場因樓宇按揭普及而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所帶來的問題。當中兩篇短篇小說白洛的〈買樓記〉（1982）與鄺國惠的〈看樓〉（1998）特別聚焦在買樓上，並提出對這些議題的想像，很適合作為八十年代初期與1997年前後的剪影。
兩篇小說同樣描寫一對男女買樓而最後未能完成的過程，但即使同處於金融化過程中，時段不同，也會有很相異的特點。人文地理學者Manuel Aalbers曾經分析房屋金融化至少有兩個階段。[3]在早期階段，按揭規例的放寬可令更多買家得到銀行融資而進入樓市，從而推高樓價。在第二階段，當房屋金融化繼續發展，按揭市場本身自成一個體系，並開發出各種以按揭為基礎的金融衍生工具。
〈買樓記〉寫於1980年代初，處於金融化的早期階段。故事中對樓宇按揭提出一個疑問：當一個家庭長期負債，這個狀況會否與另一種對未來的計劃──生育起衝突？應該如何解決？〈看樓〉寫於1997年樓市瘋狂上升而最終泡沫爆破之時。Aalbers討論的是2007年次按危機（Subprime Mortgage Crisis）中以樓宇按揭為基礎的衍生工具，而〈看樓〉中的主角也利用了相似的財技「摩貨」來轉售成立了但未完成交易的樓宇買賣合約，希望在大升市中賺取差價。在小說中，買樓既是要自置夢想之屋，又是生財的金融工具。兩者之間的矛盾就成為了故事的張力所在。
負債與負責任
〈買樓記〉中描寫一對夫婦三十多歲。下定決心買樓以實現自置居所的背景是因為房東在1980年代初的租務管制下，仍然被容許每隔兩年加租30%。本來兩人都不願先耗盡積蓄支付首期，再欠銀行一筆長命債來供十幾年的分期付款，但妻子提出要買樓的具體理由是為了要計劃將來──因為她正在懷孕，希望將來的孩子免受加租之苦︰
妻指着隆起的肚皮，認真地說：「我不是胡思亂想，而是為你將來的孩子着想。我們苦它十幾年，孩子可以輕鬆一輩子。要不然，每隔兩年加三成租，到孩子交租的日子，那天文學數字他怎吃的消呀！」
兩人之後看中了北角正在興建的廿二層高樓宇中一個450呎的單位，吸引他們的正正是「年期長久，子孫永享」的保證。但衝動地落了訂金5,000元後，他們回到家中才開始計算自己的負擔能力，然後妻子發現一個他們認為不能解決的問題──每月供樓開支佔家庭入息比例達到六成。他們的家庭收入有6,500元，現在租金只需要1,800元，但將來置業後每月供款就要達到4,200元。供樓的年期有十二年，他們也畏懼當中不可測的風險︰「難保沒有變化？倘若生病、失業、生第二個孩子……又叫我們如何應付？」
妻子說，不如墮胎，因為樓和孩子，在這個計算未來人生的算式下只能夠二擇其一：「要供樓，我們就不能有孩子。樓和孩子，孩子和樓……」在這個難題中，樓宇按揭是「先洗未來錢式」的欠債，是五指山一樣的重擔。每月要以工作得來的薪金作償還，而且未來的種種風險也難以預計，會把整個家庭都壓得透不過氣。
本來以為買樓是在負責任地為孩子的未來打算，最後卻可能會扼殺了孩子的到來，於是二人決定放棄買樓：「為孩子的將來，我們才決定買樓的呀！」幸好地產公司很快又找了另一位買家，所以順利地取消了合約而轉售予另一位買家。夫妻二人也因此頓覺自己從買樓的負債束縛中解脫出來。
個人夢想與金融工具的雙重屬性
在〈看樓〉中，主角是一名女性地產經紀阿鶯，入行已有一年多，與哥哥合資在西環買了一個單位與母親一起三人同住。每月供款已佔去收入大半，但仍然想「要擁有屬於自己的地方」，儘管其實阿鶯也不太清楚心目中想要的是什麼。偶然間她遇到一個同樣不清楚自己要求，也對與家人一起買樓感到為難的準買家Michael。他們一起睇樓，尋覓個人心目中虛無飄渺的夢想之地，最後找到了一個已交吉的新盤。房子日光充沛，Michael一見鍾情，覺得自己已站在達成夢想的臨界點。他們稱這個在「寒冷中暖意如幻」的地方做日光之居。雖然在睇樓，卻不敢觸碰窗框家俱，也迴避談起價錢，怕一觸碰夢想就會破滅。
不過要買下這個如夢如幻的dream house，最終也不能不進入市場。之後，阿鶯帶了另一個準買家與Michael一起睇樓。忽然間，兩個準買家就開始了瘋狂的叫價競投。阿鶯忽然間如獲感召一般，在中間以一個天文數字，投去了日光之居。
衝動之後，阿鶯與Michael回歸現實︰兩人的財力都不足以買下日光之居，手頭上的現金甚至連訂金也付不起。他們於是把心一橫，將日光之居變為金融工具，先以免佣金來說服業主接受一張五日後兌現的期票作為訂金，然後盡力在五日之內把日光之居「摩走」 來賺錢。「摩走」意思即是把已成立的合約在完成買賣之前轉賣給其他買家。在樓價瘋狂上升時，甚至可能出現「摩上摩」，即樓宇其實尚未實際成交，但已成立了合約卻在炒家之間不斷轉手，愈炒愈貴來賺取差額。他們心中明白，「現時買樓，與炒樓已經分不開了。」
努力了數天，找了十六個買家來睇樓後，可惜也沒有人承接這天價合約。到他們想取消期票時發現支票已經兌現，而當日早上的股市大瀉也拖垮了樓市。兩人知道無可能再轉售予他人，自己的未來將會與已成為負資產的日光之居捆綁在一起，要為它賣命，卻「驚覺捆綁原來教人如此平靜」。可惜最後的轉折是，原來業主以空頭支票向再上一手的業主支付訂金，買賣其實並未完成，所以他們的交易也告吹了。
家庭或個人，和對金融的想像
1980年代初的〈買樓記〉與1990年代末的〈看樓〉一致的地方在於主角都一時衝動地為自置居所而下了訂金，但不同之處是衝動的理由是為了家庭還是個人。前者的買樓是為家庭而作具體的未來計畫。當樓宇按揭過於沉重地束縛了未來的家庭發展，負責任的人只可以選擇買樓或生育兩者中的其中一項來切實地完成。後者中的買樓與組織家庭脫鉤，變為純粹個人的追求。自置理想居所的夢想既虛無飄渺又帶有甜夢般的媚惑。兩位主角都想脫離或不願提起家庭，而自由自在地「可以做自己喜歡的事」就成了最大的尋夢動力。
更明顯地帶有時代烙印的是主角衝動地下訂金之後的處理方法。兩篇小說分別反映了金融化兩種時期的想像。在前者中，自置居所是相對於租住的一種房屋選擇，作者的想像中沒有樓宇作為不動產本身的投資與融資價值，也沒有牽涉樓換樓、加按與轉按這些財務技術。關於按揭的想像是老老實實的欠債還錢，主角只顧慮家庭未來的還款能力，並對無法償還的風險極為恐懼。對他們而言，為免家庭將來因不可測的意外而陷入危機，所以今天要避免樓宇按揭所帶來的沉重債務。
在後者中，兩位主角身處於泡沫化的房屋市場，其中一位更是一個地產經紀，深深明白樓宇本身作為金融工具的功用，也熟悉身邊的人如何憑自置居所後樓換樓來致富（如Michael身邊也有樓換樓的同事，常帶有與樓市暢旺同步的笑容）。衝動過後，他們並沒有如前者的主角一樣馬上撻訂，而是把握五天空檔中的發達良機，把自己的夢想家園當作金融工具以賺一筆作將來買樓之用。他們擁抱風險，盡最大努力希望可以「摩走」天價物業，於是在最後一日才嘗試聯絡業主，也在最後一刻才試圖取消期票。
在財技於股市樓市齊齊崩盤的情況中失效下，他們逃離買樓重擔失敗。個人的自由失去，卻反而有一刻嘗試到被責任與重量束縛的甜美。只是，當束縛建於浮沙一般的金融泡沫與社會結構之上時，願意負重擔的責任感與安心，在最後也只有成空。
注釋
[1] 見作者的〈竟然也會樂觀的收租佬淳于白──長版本的《對倒》〉，明報。
[2] 但難度仍未如今天。2003至2017年樓價的升幅為接近五倍，而同期的人工增幅只有五成。
[3] Aalbers, M. (2008)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Home and the Mortgage Market Cri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