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4年，歌德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著作《少年維特的煩惱》（The Sorrows of Young Werther），整個世界突然就出現了「維特熱」，不但有關維特的各種事物都要成為了商品，還有不少人仿效維特，光榮地為愛情而自殺。在歌德本人年老時，都經常要為這陣「維特熱」解說。拿破崙於1808年拜訪年老的歌德，他以「《維特》的作者」去指稱歌德，又說把小說讀了足足七遍之多。[1]（見Duncan，2005，2）
當然，在歌德死後，人們還一直在讀《維特》──甚至，作為一個文藝青年，沒讀過《維特》或許會受到歧視。它之所以能歷久不衰，還因為它的「世界文學」特質。
晚年的歌德受波斯詩人哈菲茲（Hafez）影響甚深，曾書信友人愛克曼（Johann Eckermann）提出德國文學應該面向世界，成為世界文學。（Goethe, Eckermann & Soret，1850，189–93；也參考Strich，1949，27）歌德或許沒有想到，他年青時寫的《維特》也算是世界文學了。其中一個原因是，故事的設定跟當時的社會環境沒多大關係；但更重要的，是當中的愛情元素。愛的情感是人類共有的。它本身就是一種世界語言。愛情是世界語言，就連當時文化上截然不同的中國也出現了中文譯本的《維特》。（見Duncan，2005，1）
為愛情自殺：男性對比女性
《維特》之所以風行世界，是當中的愛情元素。我們或許都愛過，甚至愛得叫生要死。這是人們仿效維特為愛自殺的原因（當然，這亦是我們到了今天還在讀《維持》的原因）。然而，人們不只是讀它，還認真地研究它。
其中一個原故，顯然是歌德的偉大：我們確實想要仔細看看一顆偉大心靈的模樣。其次的是，我們想知道維特當時的心理特質。為愛自殺的心理雖然說來並不陌生，但說是非常理解，卻又說不上。現代的一些心理學研究指出，女性因為愛情而自殺似乎比較普遍。（如Leenaars，1987）但不論這些心理學研究結果是否屬實[2]，於十八世紀，甚至到了今天的社會看來，為愛情而自殺似乎成了女性情感的性別標籤。
維特的自殺從一開始就被視為具有女性的陰柔氣質。還不只如此，一些研究還指出，年輕男子其實還較傾向於不留下自殺動機的線索。（Scourfield et al.，2007，252）然而，維特卻向喜歡的對象夏洛蒂寫了最後一封信，解釋了對她的愛如何置自己於死地。
然而，維特除了留了一封信，還為學者們留了一道難解的、令人發癢的自殺線索──在維特開槍自殺時，桌上放着的是萊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的劇作《艾米莉亞．加洛蒂》（Emilia Galotti）。 雖然說，《維特》的書寫看似跟當時德國社會的語境無直接關係，但桌上的這本劇作卻又把人帶回了現實。1722年，萊辛的朋友卡爾．耶路撒冷（Karl Wilhelm Jerusalem）自殺了，發現桌上放的正是《艾米莉亞．加洛蒂》。
哥德的《維特》可說是那次自殺情境的再現，具有強烈的符號意義。萊辛知道哥德如此書寫自己的好友時，曾經說過，維特的自殺行為只是沒有頭腦的愚笨所致的。（Swales，1987，97）言下之意，是他朋友的自殺似乎比維特的高尚，並非一時的浪漫化衝動。在當時的社會，自殺是不被知識分子所接受的──更何況是為情自殺？
在知識分子之中，德．斯戴爾夫人（Madame de Staël）是少數讚揚為愛自殺的人，（見Crocker，1952，55）其言論甚至引起了歌德的注意。談及德．斯戴爾夫人，很多人會提起她對德國的浪漫主義在法國發展的貢獻。為愛以自殺，自然會被一些浪漫主義者所推崇。特別是，在法國大革命剛結束的社會處境之下，出現了一班對推崇理性的啟蒙思想家的質疑。
為愛自殺作為反叛：啟蒙思想對比浪漫主義
德．斯戴爾夫人的思想好像也有一些引伸的意義。其一自然是她女性的身分。偏要提議自殺的美，或許同時在為女性權力而說話。其次的是她對法國啟蒙思想的看法。在見證着法國由啟蒙思想到暴力的革命，再到拿破崙的霸權統治，她漸漸想到，單一的理性並非通向真理的唯一依據。理性不是無所不能的；在理性之外，人類獨有的情感或許是我們理解世界的重要依據。特別是，當她因為批評拿破崙而遭被流放，便漸投所謂「法國浪漫主義」的道路。
不少人會認為，《維特》中的情感主義特質，是德國從啟蒙思想走到浪漫主義的先兆。小說因而是一部過度至浪漫主義的作品。[3]然而，偏要提到德．斯戴爾夫人，是想叫讀者不要忘記她跟拿破崙之間的共通點：他們都對啟蒙思想推崇至極。也不要忘記，這個被浪漫主義者所批評的拿破崙，是《維特》的忠實讀者。
又或者說，維特自殺時桌上放的不是別的，正是萊辛的《艾米莉亞．加洛蒂》。萊辛本人就是德國啟蒙思想的一大健將呢。再讀這本《艾米莉亞．加洛蒂》，便會發現當中不缺對人類情感的描寫。所謂尊崇理性，其實由始至終都不代表要放棄承認情感的重要性。
說到底，問題在於難以區分啟蒙與浪漫主義的實質區別。其實，不少學者早就發現這個困難了──甚至，有意見說，整套浪漫主義的思想不過是文學界的醜聞。指的是，大部分文學批評家其實並不確實知道自己的論點。就如學者弗雷德里克．拜沙（Frederick C. Beiser）說，浪漫主義從一開始就不一定是反啟蒙的，（見Beiser，2003，4）而且，它的本質從一開始就不在於文學書寫上的風格區分──它首先是哲學上的，繼而是政治和道德上的。（同上，24）
於哲學上，當然便會涉及對「理性」的理解，接着是人類心靈與世界真相的連結。[4]而說到政治上的面向，又與理解《維特》有密度關係的，便要說匈牙利哲學家盧卡奇（György Lukács）的〈少年維特的煩惱〉。
文章一起首就指出了《維特》作為世界文學的重要性，繼而推展到探究德國啟蒙思想的本質問題。他說，受德．斯戴爾夫人的思想影響，我們從一開始就被教育成把《維特》歸類為浪漫主義的作品。（Lukács，1936／1968，35）他繼而又說，要把《維特》歸類為浪漫主義，其實等同要把盧梭都一拼歸類為浪漫主義的，只是，浪漫主義者們為了實施他們的政治理念，只好不惜代價。
盧卡奇的論點不一定是對的，但卻富有深刻的意味。首先，他說穿了文學批評背後的政治動機。他批評一種「保守的浪漫主義」（reactionary romanticism），期望把《維特》以至歌德歸類為代表革命的啟蒙派。
但綜合不同想法的人的觀點，便會發現，大家之所以喜歡《維特》，其實離不開當中的反叛元素。雖然德．斯戴爾夫人被盧卡奇批評為保守的浪漫主義者，但她把《維特》視為浪漫主義先鋒，其動機不就是要對拿破崙叛逆？而再看拿破崙，他不又是一個對世界規則叛逆的人？
以愛為由﹑死為反叛
其實，在《維特》問世前，歌德一直在寫詩作《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普羅米修斯》中的愛和反叛自然是不言自明了。
縱觀歷史，關於愛情的文學作品不計其數。但同時關於為愛而死亡的，好像多帶有反叛的特質。這特質甚至可以說是埋藏在人類巨大的歷史精神之中，一直世代相傳的。當文學詮釋學家漢斯．特喬斯（Hans Robert Jauss）提到《維特》時，會馬上提到盧梭的《新愛洛伊斯》（Julie, or the New Heloise）（Jauss，1982，178），其中的原由是他受高達美（Hans-Georg Gadamer）的影響，提倡以歷史作為詮釋和理解藝術品的根據。[5]（詳見Jauss，2009）
《維特》受了前人的影響，繼而影響後世。 湯馬斯．曼（Thomas Mann）的《綠蒂在威瑪》（Lotte in Weimar）就是對《維特》的回應。有趣的是，湯馬斯．曼的《魂斷威尼斯》（Death in Venice）同樣是以愛為由﹑以死為反叛──只是，其性質跟《維特》有點不同，所挑戰的對象亦有所不同……
參考書目
Beiser, F. C. (2006). The Romantic Imperative: The Concept of Early German Romanticis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netto, S. S., & Lester, D. (2002). Love and Achievement Motives in Womens and Mens Suicide Notes. The Journal of Psychology, 136(5), 573–576.
Crocker, L. G. (1952). The Discussion of Suicid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13(1), 47–72.
Duncan, B. (2005). Goethe’s Werther and the Critics. New York: Camden House.
Dye, E. (2007). Love and Death in Goethe “One and Double”. Rochester, NY: Camden House.
Goethe, J. W., Eckermann, J. P., & Soret, F. J. (1850). Conversations of Goethe with Eckermann and Soret (J. Oxenford, Trans.). London: Smith, Elder &, 65, Cornhill.
Jauss, H. R. (1989). Question and Answer forms of Dialogic Understanding (M. Hays, Trans.). Minneapolis: Univ. of Minnesota Press.
── (2009). The Identity of the Poetic Text in the Changing Horizon of Understanding. In J. L. Machor & P. Goldstein (eds.), Reception study: From literary theory to cultural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
Leenaars, A. A. (1987).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Shneidman’s Formulations Regarding Suicide: Age and sex. Suicide and Life-Threatening Behavior, 19, 249-263.
Lukács, G. (1968). Goethe and His Age (R. E. Anchor, Trans.). London: Merlin Press.
Scourfield, J., Jacob, N., Smalley, N., Prior, L., & Greenland, K. (2007). Young Peoples Gendered Interpretations of Suicide and Attempted Suicide. Child & Family Social Work, 12(3), 248-257.
Strich, F. (1949). Goethe and World Literature. London: Routledge.
Swales, M. (1987). Goethe: The Sorrows of Young Werth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Vilhauer, M. (2010). Gadamers Ethics of Play: Hermeneutics and the Other.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注釋
[1] 關於拿破崙論《維特》，詳見Swales（1987，100）。
[2] 亦有報告嘗試證明，年紀和性別不影響自殺動機。如Canetto & Lester（2002）。
[3] 有論歌德的愛與死的書籍直接把《維特》置於浪漫主義的框架下作分析。如Dye（2004）。
[4] 作者於這裡暫不討論形而上學的命題，有興趣者可讀拜沙（Frederick Beiser）的The Romantic Imperative: The Concept of Early German Romanticism（2003）的第四章。
[5] 關於高達美的美學，Vilhauer的Gadamer’s Ethics of Play Hermeneutics and the Other（2010）是一本不錯的入門讀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