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瑋鑾在回顧香港文學的發展時曾提及，香港的文學雜誌歷年來雖然有疏落也有豐盛，但它們皆構成某一時期的文化場域，並刊載記錄着具影響力與重要的作品。[1]這些文藝雜誌除了刊載小說、新詩、散文、劇本等創作文本再現香港之外，刊物中所特別開闢的香港特輯也形塑着香港文學的建構。
《八方》提問──香港有沒有文學？
1979年香港文藝雜誌《八方文藝叢刊》的創刊號開闢了「香港有沒有文學」的筆談會，多數參與這場筆談會的藝文人士皆肯定香港文學的存在，並在此肯定的基礎下思考香港文學的未來發展。當時討論所開展出來的幾個重要議題，至少包括了香港文學應該要更加重視香港評論的生產、區辨作品素質的好壞、影響力如何，以及有系統的整理香港文學；亦有論者在讚賞香港年輕世代對於青年文學獎投稿的踴躍之餘，另一方面亦感嘆香港在外在社會環境下，普遍對於文學的不重視，指出相對於日本、大陸、台灣有文學，香港卻被視為棄兒，因此社會整體難以關注香港的文學成就。
《八方》第一輯所刊載的此次筆談會，實際上透露了兩個層次的思考。首先，透過多位論者對於香港有無文學存在的事實所提出的看法中，我們除了可以感受到論者們對於香港文學的肯定之外，更重要的是提出了轉化香港文學的方式以及如何提升文學品質的問題；此外，我們看到有論者將香港文學的發展放置在一個更大的範圍，不只將之放在中國的脈絡之下探討，而是同時納入了其它地域文學的思考。1979年這場筆談會的規模雖然不大，但是它卻象徵了香港文學的被提出與檢討。
香港大學參與：《學苑》與學生會
以香港文學作為一個主題進行專題討論，在1980年代的香港文藝刊物上陸續有更多的進展。1981年由呂大樂等人所編輯的香港大學學生會刊物《學苑》第九、十期合刊，推出了「香港文學專輯」。專輯中回顧了香港文學自1950年代以來的發展，並評介香港重要刊物、文社組織的興起與衰退、思索文學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同年，《十月評論》第八卷第二期刊載「從文藝雜誌看香港文學的出路──『向態』生活營座談會紀錄」，這個座談會主要從「文藝雜誌的功能」、「辦文藝雜誌的意義」和「年輕世代與文藝雜誌的關係」這三個層面思考香港文藝雜誌在文化場域中所扮演的位置。
1982年由香港大學學生會港大文社出版、鍾國強擔任總編輯的《新火》第四期所開闢的「香港文學專探」，透過採訪香港文學工作者以及思考香港文學本土化運動作為《新火》最後一期的亮點。1983至1985年期間，《文藝》和《香港文藝》也陸續思考文藝刊物在香港文學場域的位置，以及1997與香港文學之間的連結。
《香港文學》──香港文學的過去與現在
1985年《香港文學》創刊號推出「筆談會．談香港文學」，這個專輯開啟的議題除了包括對於香港文學的肯定、回顧香港文學的發展、對於香港文學在未來的期許之外，一個值得留意的面向是有關於香港文學與中國文學之間的關係。相較於創刊號所推出的筆談會，《香港文學》在第十三期（1986.01）的一周年紀念特大號中，推出了「香港文學叢談──香港文學的過去與現在」專輯。這次的專輯更全面地思考香港文學的發展歷程，討論的方式主要是透過不同時期文藝雜誌的探討，回顧某個歷史階段香港文學的發展，這種探討與回顧方式，除了讓讀者有機會理解香港文藝雜誌如何建構香港文學之外，更重要的是，藉此也連帶呈現出香港在各個時期不同文藝雜誌所處的時代脈絡。
這些文章中所開展出來有關於香港文學的發展歷程，最早的時間從清末開始，談及1907年的文藝雜誌《小說世界》和《新小說叢》、1928年的《伴侶》，以及陸續在1937年以前出現在香港的文藝雜誌。此外也收錄了1930年代刊載於當時報章上對於香港新文學發展的史料〈香港新文壇的演進與展望〉一文。此文是貝茜（侶倫）在1936年於《文藝週刊》所刊載的系列文章，貝茜這篇史料主要是從批評舊文學的角度思考新文學在香港的發展，他提供了1927-1932年這一段香港早期的文學發展，文中說明當時新文學雖然和舊文學皆並存在報章或刊物中，但舊文學仍舊佔據大多數的版面，新文學仍經常要與殘餘的封建舊文學進行抗衡。除了討論新舊文學在當時的消長與競爭之外，在這一期《香港文學》收錄的文章中，我們可以看到更多的是介紹並整理新舊文學相關期刊的論述。
透過敘述並介紹這些刊物的創辦過程與組成成員，我們可以見到當時報刊背後的組織是多元而非單一的，或者我們也可看到當時存在着各式通俗文藝的期刊，包括《人造一月》和《墨花》裡面的漫畫、《小說旬報》中俗文學與舊文學的各式體裁，包括說唱文學、諧文、筆記雜文等欄目，《說薈》中刊載香港本地作者的艷情、偵探、俠義和倫理小說等。透過《香港文學》創刊一周年的這一期紀念特大號當中所收錄有關於香港早期文學發展的回顧文章，我們除了可以看到這些論述推翻了香港是文化沙漠的依據，並且提供我們有關於中國與香港在文藝連結上的線索之外，更重要的是勾勒出一個對於香港早期文學史的想像與框架。這個框架的基礎除了中國五四帶來的影響之外，我們看到更多的是當時在港的文藝人士在香港這個地方透過文學團體的組織、文藝刊物的創辦，以及編務和創作上的創新嘗試破除舊文學；或是從另一角度思考舊文學的體裁替通俗文學帶來各種面向的發展可能。這些建構香港早期文學的方式和往後1990年代以來中國出版的文學史當中，將香港早期的文學發展直接與民族主義、抗日戰爭或愛國救亡進行連結，展現了不同的文學建構與想像。
華語語系？──香港與南洋的聯繫
專輯中另一個部份集中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香港文藝雜誌，這個時期的香港與東南亞之間有許多交流，一個最明顯的例子便是文藝雜誌與出版物的流通。譚秀牧在回憶1961年創刊的《南洋文藝》時曾提到：
香港的出版界相當蓬勃，除了出版流行小說及消閒刊物之外，有一項主要業務，就是把一些大陸出版的書刊，加以整理、改編出版，然後才運銷星馬一帶。……當時星馬一帶對一切中文書刊，都需求甚大。本港好幾家出版社的主要業務，就是從事改編出版國內書刊。對南洋的華文讀者，有一定的貢獻和影響。[2]
如果說1960年代的文藝雜誌透露了當時香港文學與東南亞之間的文學傳播，那麼1970年代香港文藝雜誌側重的其中一個面向則是讓我們看見，當時香港文學場域對於中國文藝的理解欲望，以及自1950年代中後期所延續而來，香港本地對於現代詩創作的摸索。1970年代的文藝雜誌包括《秋螢詩刊》、《詩風》和《新穗文刊》皆替香港現代詩開啟了許多想像空間。
文學的建構需要歷史與時間的累積，《香港文學》一周年紀念所推出的這個專輯，這些論述本身除了構成香港文學建構的一部分之外，這些透過探討各個時代不同階段文藝雜誌的文章，也帶出了1980年代香港文學的建構過程中，並非是一種斷裂或獨立的時代想像，而是有其過去的文學軌跡與經驗作為方法和基礎。
* 文章標題和分題皆為編輯所擬
注釋
[1] 小思，〈回顧之後〉，《文學世紀》第5卷第10期總第55期（2005.10）。
[2] 譚秀牧，〈我與《南洋文藝》〉，《香港文學》第13期（1986.01.05），頁76-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