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後殖民到冷戰再思「本土」:《盧麒之死》作為後雨傘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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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後殖民到冷戰再思「本土」:《盧麒之死》作為後雨傘文學

黃筆下群眾散聚的隨機、不可解,和六六暴動論述的訴求(由反天星頭等艙加價五仙到反殖民;左右派兩路選擇不涉事)相映成趣。運動中大家彷彿有甚麼具體的要求和連繫,但一經盤問,大多數人都說是因為「好玩」、「好奇心」、想「直接體驗」、「反對壞政府」或者根本說不出為何(十二人中只有兩人說得出反對加價)。(166)事實上,六六暴動不能說與香港本土意識無關:蘇守忠衣衫上寫的「democracy」(見:《信報》2016年7月3日〈六六乍現 本土論述五十年後仍存困局〉)正是說「香港人意識」萌芽──「我」生於此;「我」在「此處」的公共事務要有份參與;要求民主。

黃有勾出六六涉事者的政治論述,但的確是為它賦予較邊緣的位置:盧麒「不能給殖民主義定義。活在殖民地的人在這樣不快樂的境況;」(91-92),所以「不快樂」不僅是個人沉溺更是殖民處境(但諷刺的是「殖民地欠缺永久性和無所適從」[167]是出自殖民者口中:「殖民經驗」就是被人代言,和錯認他人是「我」(群眾經驗?))。但同時香港身份的「後殖民」框架又變了調,因為「殖民主義」的實踐在香港並不如印度、阿爾及利亞一樣,是「(英、法)帝國對被殖民者」的對抗,反而是「勾結殖民」才產生的自我認知,所以殖民主義在香港才「不能給定義」。(如何理解這種既為受害又為同謀的關係?黃似乎在問:如果解決「被代言」的處境的辦法不是「發聲」、「行動起來」,而是沉默、從歷史中退場、「第四可能」?)

有論者謂黃未能處理「中港政治深層結構」。部份原因或者是因為論者處理香港的殖民性時,仍然囿於「兩個殖民者(中與英)之間」的論述 。然而黃的企圖卻是處理香港作為冷戰前緣的境地:盧麒、盧景石之母皆為專服侍美國水兵的舞女,所以才有較佳的英語能力可以在殖民地法庭上一展身手(「還道是風月情濃」[207]);「艷情年代」(封底語)全是指向美國、冷戰格局下的香港角色。香港之所以成為「蘇絲黃」、舞女大班美國水兵的情色想像的發源地,不只因殖民、東方主義,更是香港在冷戰下扮演的獨特角色,姓社和姓資之間的,幽媾。只有在冷戰格局(漁村成為「國際」大都會)下才能理解為何香港成為凱悅酒店舉辦「殖民史上最大的雞尾酒會」、有「蘇格蘭男格裙」、「和服」、「旗袍」、「沙厘」的奢華宴會的背景:「後殖民混雜」的「普世主義」是因為冷戰、因為(兩個)世界在此的偶然聚集。(121)黃處理的問題不是「中國作為(另一個)殖民者」,而是晚期殖民與冷戰的勾結共謀格局下,「反殖作為表演」:「民族主義」。盧麒曰:「我不想講英語,因為我是中國人」(171)作為反殖策略而非本質性的認同(說「我是中國人」(即使我知道這身份存疑)因為明知我說時有人會覺得冒犯)(正如說「我不是中國人」因為明知有人會覺得冒犯)。「民族」、想像的共同體,本身就充滿演獻成分,因此也牽連最多情感體驗。

六六事件在歷史交錯中的有趣之處正在於它不為任何意識形態所吸納:它超越了冷戰期間國共、資社等勢力對峙的陣圖(或為之所棄);它不高呼「本土」、「自決」(「喊『(香港)獨立』會被人推下及掩口」[92]),盧麒死前疑似有意赴美流亡及「上書廣州」(96),生前「收留」他的陳姓人士亦似乎和國民黨有關,但最終各方勢力雖然身影幢幢卻從不直接涉事。它有反殖的意味,但借天星小輪加價五仙為口實意圖推翻殖民統治任誰看也是不可能的事,更像是事件發生後一個試圖為情緒宣洩賦合法性的說法(盧麒就說過「根本沒有計劃,大家只是萍水相逢」[98])。

它甚至不能進入六八全球(反殖)學運風潮的浪漫景觀,因為時間也因為與事者未及大學水平:大學學生會事後聲稱「加以譴責」、「深信要達成『世界和平』……根除『帝國主義』『殖民地主義』『新殖民地主義』……『社會不平等』」(130-131),這些學運典型話語和六六肇事者說的反殖論述如出一轍,但發言身份不同便連歷史地位都不一樣。六六事件是為歷史所棄,但也因此,最能確認其「本土」的特質的事件:它分明,只可能,然而,不得不,在香港(冷戰下的「東方之珠」)發生並遺忘。

黃也借不同人的話語,點出六六戳破了英治香港「自由民主」的「核心價值」神話。「(盧麒語:)『在香港這個所謂民主櫥窗,有很多事是冇解的。』」(132)「(一名參與九龍右派暴動的人士)『在這自由民主的(殖民地)香港跪了成十分鐘』」。(150)「我(盧)很奇怪,在這廿一世紀(黃後按語:「(如果那不是誤)」),美國在世界的另一邊發射登陸月球火箭,在這一邊仍存着十八世紀的殖民統治」(161)。而「民族」(黃:(無法擺脫中國大陸)〔189〕),黃也借被逐出境的國民黨間諜絕密檔案道破其虛幻:「黃永賢(按:高級警司、殖民華警)……非為物質酬報(按:即為「理想」)……以欺詐及不忠(按:殖民地下何謂忠與不忠?)的方式行事(為一個不存在的「祖國」),我(按:殖民總督)無法再信任他們。」(192-193)

共產中國和六六的對照點則在於其反諷的對比:「『社論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空前偉大的革命群眾運動,是一場極為尖銳複雜的階級鬥爭。』(盧麒卻……(在)「簡單而凌亂」的單位,自己一個人在走廊煮飯……」)(96)青年鬱悶指向這種在冷戰環球秩序中無以安身的狀態。黃的「後殖民之後」書寫所探問的是,如何處理經過冷戰重塑的多重殖民經驗?「民主」在甚麼情況下成了任人觀賞(表演、演獻、奇觀)的世界櫥窗?「反殖」「後殖」是否也落入了同一個窠臼?

常言本土「香港人」意識來自固定的對語言、文化、地域的認同,黃承繼《烈佬傳》的做法,反其道而行,質問「香港」身份論述背後掩埋的本土經驗。群眾經驗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的終極起源不可解(或者是因為一場豪雨、日蝕),但確實地在歷史時空中聚集和分散,對應的是香港本身,因為歷史的偶然(殖民、冷戰、中國離散)而聚合成城,所以分散、「出賣」、「遺棄」,幾乎就是我城的命運。黃的一些句子劍指香港近年的群眾運動:「每一群眾爆發都要有人犧牲。有人死;如非就不完成,如半」(63),對應雨傘運動偶有耳語說「有人死在警槍下的話運動就(可能)會成功」;「快樂革命;他們在打麻將,燒嘢食」(140),對應雨傘的嬉戲式抗議。如果說雨傘話語嘗試將本土身份推上政治峰頂,那麼黃重新拆解了群眾運動、本土論述的亮麗黃袍,卻某程度上切中了雨傘、魚蛋裡蘊含的群眾情感經驗:最初快樂、然後失望、恐慌、並以疲憊倦怠作結,幾乎就是傘後香港政治走勢的簡要。如果說歷史為時代、群眾而非個體所寫,那麼黃似乎認為,這些看似龐大浩瀚的單位,都是為情感所驅動,是這一點(而非其他如,理論修辭、具體訴求、本土情結)令六六和雨傘、魚蛋有串連起來的機會。

 

結語

黃碧雲對雨傘、旺角騷亂頗有批判,已有專文論述,在此不贅。這些批判往往直指「民主」的核心問題:「人民」,民主政治的主體,本來是無界限、無可完全代表/再現的;群眾運動的情感結構卻傾向泯滅這道再現人民的限制。試比較:「群眾之中的快樂,很快變質」(47);「廣場的人們開始吵架。她老早便知道。路上的人,以為他們是當初與唯一。」(〈陰天,間或有陽光〉);「當時的熱情多麼動人,熱情很多時候都自作多情,以為人們,人民改變了歷史。」(〈誰?是你嗎?革命是自由之最,其後?──記香港國際電影節紀錄片〉)而這也是黃念茲在茲的、革命推動歷史前進背後,大家不明言的種種殘酷之發源。黃碧雲一直詰問的是「人民」到底包括了甚麼人;聲言「為民主抗爭」的人其實又有多了解他們以為在拯救的人。「誰是人民?廣場上的是人民,七百公里以外,一條村落,一間破舊房子,在看電視的,是不是人民?……漠不關心,不行使人民爭取回來的投票權,她只關心眼前的野草,一一的把它拔掉,這個手裏不會閒下來的種地女子,是不是人民?」(〈誰?是你嗎?革命是自由之最,其後?〉)

但黃在《盧》的取態又顯然和以往把雨傘運動、旺角騷亂視一整體為評價有所不同,反而深入六六歷史群眾之中,以檔案文字試圖直接重現群的複雜經驗。而我們馬上發現「群眾」本身也是拒絕再現:「群眾」只可以是“They”,他們(173);與「群眾」的連結也是暫時的、可以分解的:「我們(他與群眾)」(49)。敘事觀點越是游移在眾人之間,越是發現「群眾」之不可接近、之不能成為「我」,這或者才是黃最「早知必然失敗」的地方(也因此「距離那個時代太遠」並不是問題:「距離」是群眾能夠言說的前提)。也是黃的文學寫作中一直相當重要的,「如何代入其他人」的問題:

自畫是我看我,我是他人之死之中的我,這樣在我讀《第七天》的時候,我是余華是楊飛是為一個得了假iPhone作禮物而自殺的年輕女子是強行流產的棄嬰是火災車禍死者是九層地獄咒詛之最靜坐在那裏還沒有走到被火焚燒的希望之土的那一個只有一個並無其他這麼的一個自知並且能夠感受的,一個人。

──〈黃碧雲如何讀:痛苦是狂喜還是寂靜〉

但代入群眾的失敗取而代之的,是對群眾情感經驗的體認。如果每一個人都不是「群眾」本身,歷史上聲言「群眾」的所作所為便越發可疑;群眾的情感便是,或者是唯一的,歷史真實。

黃看出的、盧麒和梁天琦的連繫,也是在於這些糾纏的情感經驗,反而不是具體的歷史處境(雖然我們也可以問,到底(後)冷戰和殖民是否真的已經離開了「自由民主的香港」)。黃的引文記下的是梁天琦由意氣風發到受挫、自我懷疑的歷程,有一些如梁說自己「疑神疑鬼」、「唔想出街」(224)、大學主修哲學(225)等,頗呼應黃筆下盧麒的形象,但主力是刻劃了作為(因歷史偶然而成為的、並驕傲地自認的)群眾領袖的梁天琦的「猶疑」。當黃屢次在面對群眾時倉皇離場的歷史人物前自問「是我嗎」時,其實也間接透露了黃的取態:軟弱、猶疑、無力面對宏大歷史,是人性,「我喜愛(按:被(看見群眾時乘的士離開的)杜葉錫恩批評對不公義不夠憤怒的)盧景石的軟弱,因為可親」(160);假裝比軟弱多的,即不誠實。

這或者是「還原為人」的另一途徑:不是以私密換取「我也是人」、不故意暴露、「表演」個體的一般且以為可親(Karl Kraus:「當人被待之如禽獸時便高呼自己『也同樣是人』,當人行徑如禽獸時便高呼自己『也不過是人』」),而是接近「人」最不可親近、連自己也無語敘說之處,亦即是人之繁、雜、複。這樣,個體和群眾,不可親近,也不能分割。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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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面油畫照片原圖由作者提供

楊焯灃

楊焯灃

「我們需要的是熱烈而鎮定的情緒,緊張而有秩序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