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有幸看見全貌的早期香港文學刊物不多，《墨花》現在便只能看見零星幾期。一般而言，評論切忌處理無法完整閱讀的期刊，不過，評論有時需要些許衝動，也不妨拋磚引玉。研讀1920年代的刊物資料，對比之下，《墨花》旬刊的文字內容不算突出，但是，閱讀過程卻讓我驚喜不斷。我一邊翻閱一邊想，這部堅持有一半圖片一半文字的刊物，究竟抱持怎樣的想法站立在1928年的香港？又，究竟是怎樣的情境才衍生出這本在文章刊載石塘新選姑娘照片和古畫收藏圖片，同時刊載白話小說與文言詩詞的旬刊呢？或許，它愈是體例不純，愈證明它是思想轉型之際的產物，可藉以觀察早期香港文學新、舊交替的面貌。
新、舊交替的瞬間
《墨花》於1928年7月17日發行第一期，現存資料除這期外，仍能完整看到的有1928年9月5日第一期（按：《墨花》因為內部編輯班底的調整，故有兩期第一期）、1928年10月25日第五期、1928年11月5月第六期、1928年12月25日第十期、1929年4月15日第十五期。另外還有只能看見封面、目錄及版權頁的第十二期殘本，以及一部《墨花選集》剪貼本。《墨花》的評價歷來不高，無論在當代讀者抑或後世評論內，都未見肯定。單從評論來看，實在很難想像《墨花》何以經銷地區如此廣泛：
本報國內外各埠總商會中華總商會各大公司大書坊大報館均有代理：
星架坡 庇能 暹羅 小呂宋 古巴 廣州 奉天 吉隆坡 爪哇 泗水 山打根 巴拿馬 江西 吉林 蔴坡 仰光 婆羅州 麗棉蘭 神戶 汕頭 上海 新山 霹靂 占碑 朝鮮京城 大版 甘肅 金山大埠 把維亞 士甲巫眉 緬甸 奧洲域省美利賓 雲南 金山大埠 南圻 坤甸 山口洋 紐約 雪梨 廣西 萃泰號 馬六甲 蘇門塔臘 三寶壟 檀香山 澳門 新疆 雪蘭莪 日噫 巨港 舊金山 北京 福建[1]
當然，能透過各地「中華總商會」的大公司大書坊大報館來代理，主辦人自然非富則貴，然而這經銷網絡的地域之廣，足使《墨花》成為需要被談論的早期刊物。《墨花》究竟給予各地華人群體何種想像，是分析的重中之重，但在展開討論之前，先回望既有評論，以及兩期創刊號，有助我們先瞭解《墨花》的定位及意義。
同代人吳灞陵與侶倫都提起過《墨花》，前者同時是《墨花》特約撰述員；後者以筆名貝茜綜論香港文壇現況時提及《墨花》；後世論者則有盧瑋鑾和楊國雄曾談過。吳灞陵認為《墨花》不屬單純的文藝雜誌，而且就整體的香港文壇現況而言，新舊是沒有嚴格的判斷的，因為缺乏讀者，大家都以新舊夾雜「馬馬虎虎的混過去，很少打着鮮明的旗幟的」。[2] 吳灞陵在文中沒有直接批評《墨花》，而是將之列入值得留意的文藝期刊範疇。相較之下侶倫的批評則很嚴厲：
後者（按：《墨花》）內容並不純正，只是幾個以辦刊物作消遣的有閒文人底玩意。對於新文學運動上亦無甚功績。[3]
《墨花》因為不純正且對新文學運動無用，故此在侶倫眼中是有閒文人底玩意。是否「玩意」無法得知，不過，這刊物卻偏偏又會刊載與侶倫同為「島上社」成員的張吻冰、謝晨光的作品，這「不純正」倒是應記一功。盧瑋鑾引用侶倫的說法，認為《墨花》：
看起來守舊色彩仍濃，也充分表現了在新舊交替期間的某些錯誤觀念：「以為把文言轉換為白話文，把對話寫成獨立行列，也就是新文藝。」（按：「」內容為盧氏轉述侶倫以筆名林下風撰寫的文章〈香港新文化滋長期瑣憶〉）
相對於侶倫再評《墨花》的話氣，盧氏的判斷就非常謹慎，認為《墨花》表面看來的確是守舊。看過上述的評價，就不難想像楊國雄將《墨花》直接歸類在「舊派文藝期刊」。楊國雄批評第一期「印刷劣，畫像模糊，一無是處」，[4] 羅列各期資料後再無評價，但在分類上劃入舊文學。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論者都認同《墨花》很能呈現新、舊交替的情況。我的關注點是，閱讀《墨花》不宜直接將之列入舊體文學雜誌，又或是因其學步之意明顯而無視之，以免我們輕易放過新舊交替範式轉移的微妙瞬間。所謂新、舊交替甚至從舊轉新，有形式、內容、思想裏外之別，可供我們仔細討論。事實上，從文章內容來判斷期刊的定位高低自然是一種方法，但以這種目光來看轉化期間的文字，恐怕不少有價值的文獻都會被定性為文學性不足、高度不夠而被輕影帶過。堅持刊登一半畫作一半文章、新舊文字並存的《墨花》，正是二十年代香港特有的四不象，觀察其轉變所呈現的特質，比起評論其文章的內容更有意思。
《墨花》、《小說星期刊》與華文想像
翻開《墨花》兩期創刊號，除了很長的代理明單以外，我們還會發現七月刊已有相當的架構規模，除各埠有特約專員及很快在九月刊便固定特約撰述者以外，廣告部、徵求部俱備，嚴如一個成熟的雜誌公司，以完全不同於同人刊的樣子面世。翻開刊物滿滿是版安排妥當的圖畫、廣告，在發行及訂閱系統上亦有照顧到，創刊前亦已設「預約券」先集資，彷如1920年代版本的kick-starter。如此架構清晰在看到其固定撰述者後，其實並不意外。七月第一期便參與的勁草（天健）原於1923年便接替黃天石香港《大光報》編務並於1927年參與創辦「香港新聞學社」及參與1924年《小說星期刊》作撰述員；九月第一期的總編輯是前《大光報》副刊編輯李秋萍、十六歲便加入同盟會香港分部的黃言情（黃燕清），與黃崑崙一樣是《小說星期刊》的撰述員。而名單當中的憶釵生，其實就是《小說星期刊》的關鍵人物羅澧銘，在《墨花》賜稿的同時，亦與受匡出版社孫壽康合辦《骨子》三日刊。[5]
現在我們頗難想像這本被批評為「有閒文人」玩意、既會張貼石塘風月照片又會貼上張作霖被炸死的新聞照，同時又刊載些所謂「小品」文字的《墨花》，會有如此完善的編輯架構，以及幾乎網羅當時報業重要報人的作者名單。這就涉及1920年代香港「情境」。
張灝在研究中國現代思想史的時候，提出由「情境」而不只是「思想環境」出法來觀察知識分子的各種行為走向乃至於思想表述，因為人總是「根據其身處的情境來確定意義」。[6] 這種肯定人對外界資訊反思的強調，鄭毓瑜在《姿與言》內加以肯定，並認為所謂「現代性」的發展，乃至其衍生的詩界革命，都必須加進情境的考量，以免錯過詩人與外界的相互影響，缺去參照系地單獨談論作品。這種「情境」的論調帶來的重要啟示，是語言的姿態、姿勢乃至質感的轉變，無一不受到外界的影響，同時可以觀察到範式轉移的瞬間，語言的變化仿如《詞與物》的描述一樣，在每一節微小之處反映着外間秩序的變化。由此回望《墨花》的混亂就顯得特別珍貴，它首先代表着香港舊體文化人如果掌握二十年代香港的現代「情境」。
但這「情境」是怎樣的呢？我們不妨從宏觀一點的脈絡看看。《墨花》與《小說星期刊》的人物重疊不少，思想上亦有雷同之處，說後者有承前者之風亦可。我們不妨看看兩者的創刊旨趣。黃守一在〈我對於本刊之願望〉提到對《小說星期刊》的想法：
報紙之種類。綦且繁矣。［……］要其旨歸。不外溝通文化而已。［……］藉報紙為私人之揭櫫。於是議論偏宕。紀載失實。是非莫辨。［……］夫報紙之為用。。將以瀹民智。。陶民情。。［……］願有裨當世。。豈猶守一個人之云樂乎哉。。[7]
可見該刊有糾正風氣、啟蒙民智的志向。這志向也不是說說而已，在此刊內也常有些重要的文章可供我們觀察到當時的文圈情境。例如羅澧銘便在刊內一連六期發表〈新舊文學之研究和批評〉，可以說，文圈當時的舊體文學文化人亦早有留意所謂新的思潮與新文學，問題是如何回應而已。
抱這樣的心態在《墨花》中撰稿，這群文友寫手們繼續回應當下。例子除了特約作者吳灞陵在第五期發表〈香港的文藝〉一文，嘗試表達現時香港文圈正面對新舊轉型之時以外，還有相信是外來投稿的作者尼諍寫〈為什麼要讀英文〉一文，希望讀者諸君學習洋文不要停留表面，要跟上摩登的文藝與思想潮流：
- 不知道讀英文的偉大目標，為輸入歐美新思潮和科學智識等。
- 現代英文不大懂，至於英國文壇狀況更加不懂，比如英國現在的大文豪如蕭伯納，高斯華綏，羅素等人的著作一定很多人不懂得。
- 至於現代新思潮更加一點不懂了。[8]
他希望大家學習胡適等人的閱讀方向，多讀外國刊物雜誌，而《墨花》亦由第一期稿例開始便已徵求翻譯稿件，足見其對於新思潮的吸收意欲。或許對狹義的新文學運動《墨花》的確無功，然而廣義形式上的新，《墨花》的確是有做到，將之劃成舊文藝刊物，我覺得不太恰當。
視覺現代性？──刊載圖片的堅持
除了內容以外，在形式上而言，《墨花》相比《小說星期刊》更着重視覺的的展現。值得一提的則是《墨花》堅持以每期一半篇幅刊載圖片。《墨花》本來就指以墨畫成的花，多用以作山水畫冊題名之用，編輯部對於畫的堅持，既包含這層好古雅的用意，同時又非常渴望有現代畫作、西洋畫、照片的來稿。從下圖可見圖片數量一點不比文字來得少：
《墨花》的第五、六、十、十二、十五期的目錄都是以文字欄與圖畫欄來二分雜誌內容。封面圖片總由L.O. 羅少紅執筆（「初戀專號」還發生過為了等插圖而延誤出版的事，李秋萍在〈花前〉重申刊物對插圖的重視），圖片之突出，加上《墨花》廣告系統之完善，不難令人聯想至現代主義刊物非常重視的插圖與視覺現代性的議題。彭麗君在《哈哈鏡：中國視覺現代性》內以《申報》的哈哈鏡廣告為引旨，談論國人自哈哈鏡開始，透過視覺開始想像現代。現代性是複雜且龐大的概念，當中「眼見之為有」的視覺文化，同樣表現着某種現代性的呈現。在《墨花》內刊載的新聞、名伶、妓女照片，大抵表現了二十年代香港文化人之間某種對現代的想像。
不用說女神與摩登女郎所代表的現代視角，當論者集中於以《墨花》刊載石塘女郎的照片來介定其流俗之面向時，我們卻輕易忘記了照相機作為現代科技曾經為中國帶來的現代性奇觀。周蕾以新視覺媒體經驗如何為世界帶來震撼的論調已經為人所熟知，照片作為其中一員，在香港1920年代成為每一本刊物，就算是刊載舊體文學的刊身內，竟然已經如同「國際慣例」地設定成稿例的一部份。草草出版的第一期有諤生的〈畫耑〉一文，內容除強調圖畫的重要性外，尚有藉圖片溝通古今中外之意：
世界先有圖畫而後有文字。故古人之重視圖畫也。與文字等。虑犧河圖。則為括地之圖畫矣。夏禹鑄鼎。魑魅呈形。則為狀物之畫圖矣。漢元帝建昭四年。以誅郅支單于圖示後宮貴人。則為告截之圖畫矣。匪特中國然也。奧大利亞與南亞非利加之人。嘗堊涅其地。彤漆其壁。以為畫圖。其圖則敵人戰鬥。及上古神異事。埃及小亞細亞之法。凡祠廟宮寢皆畫壁。其朝覲儀式繪諸此。其戰勝奏凱繪諸此。其民志馴服。壺簞以迎繪諸此。其頑梗方命。終為俘馘繪諸此。由是觀之。古人之視圖畫。顧不重哉。顧不重哉。[9]
在這麼古雅的文言文之後，接上的是張作霖被炸死的新聞照片六張，這種閱讀上的有趣之處不言而喻。刊物內的照片，應該就起着諤生所言的通中外古今文化的作用。除了張作霖炸死之於火車的照片以外，《墨花》還曾刊載〈用電力而行之大洋船〉、〈用電力而行之洋船〉一類西方船隻的照片，也會刊載日本、埃及、阿根廷等地的風景等照片。這種希望介紹新興科技（更別說香港因為成為殖民地的原故，英方早在香港設立具規模的船廠）、連接外界的用意不言而喻。
作為讀者的我們除了可以猜測石塘風月的公子們會否用《墨花》作按圖索驥的目錄以外，《墨花》內所載梅蘭芳（名伶作為名星般的存在）、石塘少女的照片，自然也帶動我們思考整個消閒與科技結合的現代媒介。現存能看見的每一期《墨花》都有女妓照片，石塘少女的照片，其實突顯了她們的作為新商品到貨於著名大寨，更遑論1900年代文人以蒐集少女照片為樂。[10] 在曾經被指稱思想落後、對新文學毫無回應的1920年代香港早已廣為讀者所接受。攝影的現代意義亦不止於科技，同時是對於寫實慾望的表現，《墨花》對照片的重視，同時是他們回應「情境」的方式──企圖以照片截取世界的真象。
結語
要為早期香港文學期刊雜誌作分類其實並不容易。《墨花》由1928年7月第一期到1929年4月15日的第十五期之間，儘管在雜誌架構上無甚變動，卻對新文體有了很大程度的開放與接納。內容的文章我還未及時間分析，是否「表現了在新舊交替期間的某些錯誤觀念」還未可下定論。不過，我並不願意以「錯誤」來形容新、舊交替期間的各種文學表現，一來早期香港文學的新舊分野不如我們一般理解底下五四新文學運動的截然二分；二來香港的資本現代性因着殖民的關係發展非常急速，若單以是否配合五四新文學來判斷文學、文化上的現代性展現，可能就甩掉許多「無功」的現代性呈現。而《墨花》可能就是早期現代雜誌的漏網之魚。
注釋
[1] 《墨花》第1期（1928年7月17日）版權頁。
[2] 吳灞陵：〈香港的文藝〉，原刊於《墨花》第五期，本文沿用《早期香港新文學資料選（一九二七一九四一年）》（香港：天地圖書，1998）版本，頁9–10。
[3] 貝茜：〈香港新文壇的演進與展望〉，《香港工商日報．文藝週刊》第95期，1936年8月25日。有趣的是，侶倫將《字紙簏》和《墨花》一同批評，認為《字紙簏》也是內容雜亂的刊物，「傾向低級趣味而帶幾分幽默氣」，亦是於新文學無功。這與筆者閱讀《字紙簏》的經驗卻是大異其趣的，《字紙簏》的白話文章與插圖已經非常前衛，不過，的確是與一般「新文學」的口號及文學傾向不太相同。
[4] 楊國雄：《舊書刊中的香港身世》（香港：三聯書店，2014），頁232。
[5] 值得一提的是孫壽康到香港辦「受匡出版社」，出版物都是以應對時事之作，例如《熱血痕》，內容是〈鐵血女子〉、〈五色國旗〉、〈不容少懈〉三個短篇小說及《論衡附錄》兩篇。從其議論〈香港學生學「生」乎學「死」乎？〉一文可見他有呼應五四愛國論述。《骨子》三日刊與《墨花》一樣常貼名伶照片、石塘姑娘照片，卻同時會刊登一些時評文章，例如〈新景欠風潮之忖測〉。見香港文學特藏頁面；黃仲鳴：〈香港小報《骨子》〉，《文匯報》，2006年1月28日。
[6] 張灝：《危機中的中國知識份子──尋求秩序與意義（1890 – 1911）》（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6年），頁5。
[7] 黃守一：〈我對於本刊之願望〉，《小說星期刊》，第1期（1924年9月27日）。
[8] 尼諍：〈為什麼要讀英文〉，《墨花》第6期（1928年11月5日），頁10。
[9] 諤生：〈畫耑〉，《墨花》第1期（1928年7月17日），頁1。
[10] 彭麗君：《哈哈鏡：中國視覺現代性》（上海：上海書店，2013年），頁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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