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文學的愛好者。法國馬克思主義者拉法格（Paul Lafargue）回憶說，馬克思曾打算完成他的大作《資本論》後，全力投入為巴爾扎克（Honoré de Balzac）的一系列著作《人間喜劇》（La Comedie Humaine）寫文藝評論。（1978）恩格斯也曾經在書信裡說，他認為巴爾扎克的小說是大師之作，比左拉（Émile Zola）要好：他甚至說，自己在巴爾扎克的小說中了解到法國的歷史和社會風貌。（Engles，1981）
巴爾扎克在《夏倍上校》（Le Colonel Chabert）中寫道，社會和司法就像一頭夢魘，壓在主人公的胸口上。（Balzac，1954）馬克思也曾借用這個比喻，說過一席話：「人創造歷史，但他不是隨心所欲的去創造。他們不是按自己選擇的情境去創造，而是按經歷、被給予的、由過去傳遞下來的情境去創造。一眾逝去的世代的傳統，在現世活着的人的腦中重得像個夢魘。」（Marx，1954，頁10）[1]
《夏倍上校》的主人公奉拿破倫之命參與埃勞戰役，不幸在戰爭中受了重傷，未能隨軍隊回國，甚至被誤報為陣亡了。當他十年後回到巴黎，發現整個社會已經跟從前不一樣。曾經是拿破倫軍隊中的上校，但現在連拿破倫都被流放了，妻子也跟另一個人結了婚。他的不幸可謂是社會整個意識形態改變的結果。
雖然，最終馬克思沒有對巴爾扎克的小說進行深度的分析，但巴爾扎克的小說就像馬克思所說的「夢魘」，一直在他的腦中徘徊不散。不但如此，馬克思的精神意向又成為了歷史所創造的夢魘，傳遞到列寧的思想中，使得他往後試圖透過研讀托爾斯泰的作品，探討文藝與政治意識形態的關係。
列寧論托爾斯泰的文章一共有六篇，本文主要談他1908年撰寫的第一篇：〈托爾斯泰作為俄國革命的鏡〉（Leo Tolstoy as the Mirror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再以其他文本為副。
托爾斯泰作為俄國革命的鏡
讀列寧論托爾斯泰的文章，首個要點可能是要知道他的論述目的。對於一般的馬克思主義美學思想而言，其實並沒有所謂一個純文學角度的論述視覺。又換個角度說，文藝批評這類活動，背後總帶有某種政治或經濟上的意圖。列寧當然也把握着這個要點，他這系列文章也毫不修飾地，大談托爾斯泰作品背後的意識形態，和它跟1905年第一次俄國革命的關係。
其實，〈托爾斯泰作為俄國革命的鏡〉這個文章標題已經把當中的大意透露了多半：它想要指出，托爾斯泰作品中所展示的歷史和政治意識形態是那段時代背景下的產物。換句話說，歷史是藝術家創作的因由，它同時使得作品能夠成為一面鏡。
以上的論旨又馬上引申出一個意涵，就是：對文學作品的研讀，其實也是對作品中的歷史和意識形態的研習。文學因此又可反過來成為歷史的指引。文學作品和當中的歷史和意識形態是鏡面的對照，因此也沒所謂脫離歷史語境下的理解方式。把握着這點，列寧便開始批評一些對托爾斯泰胡亂解讀的人。
先是所謂官方的理讀，他們是一種粗暴式虛偽的典範，他們在昨日把托爾斯泰像狗一般追打，而今日又把他推舉為愛國主義者，背後只是為了迎合歐洲人的意識形態，這明顯是沒有考慮到歷史的結果。不過，列寧又接着說，這種官腔式的讚譽其實騙不了誰，真正危險的是右翼自由派式的解讀。他們對着托爾斯泰顯出一副欣勤和認同的樣子，說他是神的追隨者，但他們當中無一相信托爾斯泰式的神。不僅如此，他們無視托爾斯泰對社會秩序的不批評，說到底只是把自己連繫到托爾斯泰的大名，以求取得政治資本。（Lenin，1973）[2]
列寧當然不喜歡人對托爾斯泰作資本主義式或中產式的解讀。事實上，奧威爾（George Orwell）也曾經提過這點，他說他曾經讀過列寧妻子的一本小書，當中記述了列寧在莫斯科藝術劇院看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灶上蟋蟀》（The Cricket on the Hearth）。她說，狄更斯的中產情緒讓列寧感到煩躁，他甚至看不下去，要在中途離場。（1976）
不過，批評了官方和右翼的解讀後，列寧又打算怎樣理解托爾斯泰？首先，他指出了托爾斯泰和信奉「托爾斯泰主義」的人的矛盾性：在一方面，托爾斯泰是一個把俄國人文風貌展現得活靈活現的人，他還是世界一流文學的貢獻者；在另一方面，他是個迷戀上帝的地主階級。在一方面，托爾斯泰對社會上的虛假與虛偽毫不留手地加以批評；在另一方面，所謂的「托爾斯泰主義者」卻是寬己嚴人，滿口歪理。（Lenin，1967，頁29）
然而，即使在列寧眼中，托爾斯泰並沒有把握到當時社會中勞動階層的角色，他認為在托爾斯泰身上所顯現的矛盾性，並不是他個人思想的結果；相反，它是如馬克思所說，是在活着的人的思想中的夢魘。而且，這個夢魘並不是偶然的結果，就如《夏倍上校》的主人公一樣，他從戰場的傷痕中回到巴黎，發現巴黎風景依舊，人面全非，他就覺得有一隻夢魘壓在了自己的胸口上，讓他連呼吸一口氣都感到陌生。列寧就說：「托爾斯泰的觀點和教義中的矛盾［……］展現了十九世紀後三分一部分，俄羅斯生活的矛盾處境。」（同上，頁29）
以上所論述的其實有一大含意，首先，政府跟右翼自由派之所以錯誤評價了托爾斯泰，其一原因是他們看不見托爾斯泰的矛盾性，其二是他們在評價時並沒有考慮到十九世紀末的俄國歷史，他們只是以托爾斯泰作為政治宣傳工具。用現代的眼光來看托爾斯泰是不對的，這不但適用於列寧所反對的人，就如列寧本人也說，以現今的角度看評價托爾斯泰對勞動階層的運動也是不對的。
顯然地，列寧不能否認1905年的革命是一場由多方勢力所促使的，這一方面是展現了社會的矛盾性，但他又如何論述勞動階層在當上的位置？這裡便牽涉到更進一步的討論。
托爾斯泰的鏡像：革命的本質
馬克思主義者馬歇雷（Pierre Macherey）提醒我們，即使文學作品跟歷史有着莫大的關係，在解讀一個作家的著作時，不能只看作家本人所身處的歷史背景，所謂的歷史真實性並不能被化約為「自發的」（spontaneous）和「同時的」（simultaneous）的心靈狀態。（Macherey，1978，頁19）[3]當中的含意是指，一個作家所寫的東西本身也是歷史的結果，他所寫的其實往往反映了比他本人所身處的年代更早的思潮的結果。
正因為這個原因，列寧才會認為托爾斯泰的作品是其後1905年革命的鏡，正如他也說：托爾斯泰的作品屬於1861－1904這個時期，當中結集了1905年革命的特質。（Lenin，1967，頁49）也是他其後在〈列夫．托爾斯泰與他的時代〉（Leo Tolstoy and His Epoch）裡說補充：雖然托爾斯泰本人把自身的文藝生涯定得比1861年早，完得也比1905年要晚，但托爾斯泰作品所代表的是這段時期的思潮。為了說明這點，列寧引用了《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 中的一句：「在今天的俄羅斯，一切事物都天翻地覆。」（Lenin，1967，頁60）
這裡的重點一來是要指出1861-1905年俄羅斯的矛盾與動盪，以及托爾斯泰如何把小說變成歷史的一面鏡。但另外，列寧為甚麼把托爾斯泰歸類為革命前的文學家，其中很大原因在於他對文學與意識形態的看法：文學在於反映社會的意識形態，以致革命後的文學必須要為工人階級服務才算是好的文學；而革命前的文學在於反映社會在進入社會主義前的矛盾。[4]不過，論及這點時，在一定程度上還需要知道列寧如何理解1905的革命。
在1905年，革命爆發後，列寧發表了〈黨組織和黨的文學〉（Party Organisation and Party Literature），當中不只提到文學出版的原則，還講述了他對革命的看法，如這一句：「革命尚未完成。雖然沙皇已經不能擊敗革命，革命還不具備打敗沙皇的力量。」（Lenin，1965，頁44）
這場革命是由多方勢力所促使的，一方面右翼自由派對政府不斷施壓，而在另一方面，各方的工人亦透過罷工，向政府宣示不滿。這都是當時造就革命的社會圖像，以列寧的方式去說，是一種具矛盾意義的起因。但從〈黨組織和黨的文學〉中的宣言看來，列寧不只是把革命視為一段歷史時期的結果，它還具有指向將來的面向，而那個將來是指後來勞動階級的參與。
有了以上的這些，讀者應該清楚看到列寧的一整套美學框架：首先，文學需以歷史的方式去解讀；其次，托爾斯泰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他代表着那個時代的種種矛盾；承接下去，矛盾的結果是革命，而革命後是新時代的展開。在現今的眼光看來，列寧的文學理論或許有點粗糙，但在當時卻直接影響了一代的馬克斯主義者，當中匈牙利的盧卡奇便是一例。
注釋
[1] 對馬克思和巴爾扎克的研究，可讀 Petrey（1988）。
[2] 1910年，托爾斯泰與世長辭，列寧再次撰文批評政府和右翼報紙。（Lenin，1967，頁51）
[3] 馬歇雷的文章多處引用列寧，但考查不到真正的出處，讀者閱讀時須自行判斷它的可信性。
[4] 讀者可參考 James，1973，頁3-6。
參考書目
James, C. V. (1973). Soviet Socialist Realism: Origins and Theor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Lenin, V. I. (1965). “Party Organisation and Party Literature.” In Cymbala, R (ed.),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 10, pp. 44-49). Moscow: Progress.
── (1967). Lenin on Literature and Art. London: Lawrence Wishart.
Macherey, P. (1978). “Lenin, Critic of Tolstoy.” In A Theory of Literary Production (G. Wall, Tran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Orwell, G. (1976). Inside the Whale.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Penguin Books.
Petrey, S. (1988). “The Reality of Representation: Between Marx and Balzac.” Critical Inquiry, 14(3), 448-468.
Marx, K. (1954).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Moscow: 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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