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遜威爾斯的大國民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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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遜威爾斯的大國民背影

偉大的《大國民》

  因為大衛芬查(David Fincher)的《曼克》(Mank),奧遜威爾斯(Orson Welles,1915–1985)再次受到注目。八十年前他開拍的曠世之作《大國民》(Citizen Kane,1941),票房普普通通,只得到一個奧斯卡最佳原著劇本獎,直至影片面世三十年後,奧遜威爾斯才再獲金像獎肯定,得最高榮譽大獎。今時今日《大國民》依然穩佔各式各樣的最佳電影片單,幾十年來未逢敵手,儼然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電影,雖然當中難免有一點點約定俗成的成份。

  關於《大國民》的討論多不勝數,寶蓮姬爾(Pauline Kael)引起爭議的《Raising Kane》一書即提出影片背後多人的合作與集體貢獻,包括孟基維玆(Herman J. Mankiewicz)提交的劇本,而不是奧遜威爾斯的one man show。但至今仍教人嘖嘖稱奇的是,《大國民》為奧遜威爾斯的第一部作品,編、導、演三方面一併涉足,而他當年才不過是二十多歲的小伙子。片中他飾演影射傳媒巨子William Randolph Hearst的一代大亨Charles Foster Kane,由壯年演到老邁,影片突破舊有模式,集懸疑、偵探甚至Gothic於一身,打破線性敘事,將中心真相一再掩藏,加入仿新聞片段,借取德國表現主義的電影特色,配合獨特的取鏡角度、影像風格和光暗對比度大的燈光佈置,以及至今仍為人們所津津樂道的廣角拍攝與縱深長鏡頭。但是,當我們一而再地讚美《大國民》的時候,奧遜威爾斯會覺得如何呢?

  奧遜威爾斯已死,但他的想法並不如Rosebud一樣成為片中人感到撲朔迷離的謎團。奧遜威爾斯的長女基絲威爾斯(Chris Welles Feder)出版《在我父親的背影中:女兒回憶奧遜威爾斯》(In My Father’s Shadow: A Daughter Remembers Orson Welles)一書,以父女關係開展對這位一代名導的私人回憶,而由他的死亡和葬儀開始再娓娓倒敘細說從頭,一看就知道是與《大國民》眉來眼去,同時將全書中幾位主要人物都介紹出來了。

 

在我父親的背影中

  基絲威爾斯在第一章立時引出父親的第二任妻子烈打希和芙(Rita Hayworth),而不是自己的生母Virginia Nicholson。大概是由於母女的關係似乎並不是非常親和,加上基絲威爾斯對烈打希和芙的印象又甚佳,而一般讀者對一代荷李活性感女星都比較感興趣,作家也識趣地不甘後人了。

  奧遜威爾斯自編自導,並且與烈打希和芙夫妻檔擔綱的《上海小姐》(The Lady from Shanghai,1948)是繼《大國民》又一名作,兩部電影上映之間,奧遜威爾斯還拍了《偉大的安伯遜家族》(The Magnificent Ambersons,1942)和《陌生人》(The Stranger,1946)。《上海小姐》公認為黑色電影(Film Noir)的經典之一,影片改編自三流懸疑小說,卻展現出個人自由意志困境的深刻倫理命題,結尾的鏡房鎗殺橋段比杜琪峰、韋家輝的《神探》早了足足六十年。

  年紀小小的基絲威爾斯當然不知道《上海小姐》暗示的夫妻感情角力,以及影片叫好不叫座的事實,繼後奧遜威爾斯離開荷里活的下場。在她眼中的家庭生活還是一切安好,而且能夠在一大堆明星面前走來走去,她還央求父親讓她在電影中擔任小角一員,結果在《金殿逃龍》(Macbeth,1948)中如願以償。

  基絲威爾斯的童年和少女生活周旋於不同的地方和人物,但她甚樂於與見多識廣、幽默風趣的父親在一起,和父親共同遊歷歐陸名城,感受父親的愛,期待父親的肯定,活像大明星背後的小粉絲,而按書中的描述,早年的奧遜威爾斯確是一個親切和善、少年得志而且才氣橫溢的俊傑,但後來他的生活似乎日漸紊亂,感情方面更是一塌糊塗,而忙碌奔走和周遊列國就不在話下了。

 

模稜兩可的天才魔術師

  後來,父女二人由於誤會而疏遠了,在父親的缺席下,基絲威爾斯活得並不非常愉快,但慢慢地也走向獨立與婚姻生活;同時,奧遜威爾斯回到美國,拍出又一黑色電影名作《歷劫佳人》(Touch of Evil,1958),著名法國影評人巴贊(Andre Bazin)在《奧遜威爾斯述評》(Orson Welles: A Critical View)一書的終章討論本片,得出了一個適切的結論:「歸根到底,自從《大國民》以來,主宰威爾斯全部作品的就是這種模稜兩可的東西。這種模稜兩可的美學不過是道德觀念的倒轉。」換言之就是將「基本的善惡對抗說是要倒轉過來的……超凡脫俗的人物是不能用普通的法律加以衡量的」。奧遜威爾斯的世界就是如此善惡不明,「把犯罪表現得崇高偉大」。確實,奧遜威爾斯是一個天才魔術師,他具備令人瞠目結舌的創新技巧(《歷劫佳人》開場的長鏡頭可見場面調度方面的實力),遮蓋了一般的簡單真相,而且以呈現出光怪陸離、顛來倒去的世界為能事,繼後在改編卡夫卡小說的《審判》(The Trial,1962)中也是如此。

  父女終於在1958年於香港半島酒店重逢,但二人仍有芥蒂,當時的奧遜威爾斯還是鬱鬱不得志,當女兒對《大國民》讚不絕口,奧遜威爾斯立時打斷她的話,說道:「《大國民》!天啊,我聽到的盡是那個。你覺得我一生人從未做過其他事情。」

  八年後,二人才在紐約相見,當時基絲威爾斯正編輯《大英百科全書》的電影及戲劇條目,固然少不得奧遜威爾斯的傳略,他對女兒說自己相信《午夜鐘聲》(Chimes at Midnight,1966)是他的最佳作品。「我不能夠形容人們極力誇獎《大國民》,而對我認為是真正大師級作品不說正面說話時的厭煩。」

  至於這部較為受忽略的電影,法國新浪潮導演杜魯福(François Truffaut)也是讚譽有加,但杜魯福又說過《密謀》(Mr. Arkadin[a.k.a Confidential Report],1955)才是他「最喜歡的一部影片……奧遜威爾斯在這部影片中施展了他的全部才能」。

 

人生故事和浪漫故事

  關於奧遜威爾斯的傳記不少,彼得.康拉德(Peter Conrad)的《奧遜威爾斯:人生故事》(Orson Welles: The Stories of His Life)挺有趣生動,作者摒棄了大量而煩瑣的生平資料,將奧遜威爾斯一生視為寓言和象徵,歸入長不大的Peter Pan、集萬人奇思於一身的人物、浮士德式的天才、《黑暗的心》的柯玆(Kurtz)、文藝復興人士、堂吉訶德、莎士比亞筆下的福斯塔夫(John Falstaff)、《暴風雨》的普洛斯彼羅(Prospero)等八面玲瓏的各種人物形象,折射出他複雜而多面的藝術人生。若然不怕作者講得天馬行空,出入古今,其實康拉德論述得甚是精彩,盡見其過人學識。

  《在我父親的背影中》則比較個人和感性,憶述多,議論則少。書中不乏動人的篇章,在奧遜威爾斯死後,女兒與父親生前最後一個女人、廝守二十四年的柯達(Oja Kodar,她應該是奧遜威爾斯的Rosebud了)見面,她們分享他生前種種,當中柯達說──住在意大利的奧遜威爾斯會租用小船,花七或八個小時越過大海探望居於克羅地亞的她,但他不想她知道他的行蹤,所以總在黎明來到,半夜離去。當她期待他出現時,她會坐在海邊的大石上望向地平線希望小船出現。有一天是柯達的生日,奧遜威爾斯前來,在胸前綁上大紅緞帶。他送上一張唱片,裡面是他的情話。奧遜威爾斯死後,柯達每一年生日仍在播放那張唱片,坐在大石上望海,想像如果自己看得足夠長久,會看見他的船駛過來……

  《在我父親的背影中》最終以人們對奧遜威爾斯的愛戴與作品回顧活動作結,對於此書,能編、能導、能寫、能評的多面手彼得波丹諾維茲(Peter Bogdanovich)的書介說得很好,他說「基絲威爾斯從父親的背影走出來,寫下她所知道的這位複雜、矛盾、善變、出類拔萃的男人的一個親密、坦率而且深情、非常私人的寫照。這是我們從未見過的奧遜威爾斯──一個多面向天才的熱情、動人、時而使人惶惑的一面」。

  奧遜威爾斯確實是一位多面天才,難免一步步被傳奇化得面目模糊,作品被過度地詮釋拆解,反而在他女兒單純直接、沒有半點兒學究氣的筆觸下,奧遜威爾斯的個人形象終於漸漸變得清晰起來,使我們好像看清楚他一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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