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TE Modern 日前舉行了一場德國威瑪共和國的展覽，[1]入場第一幅畫就是克利（Paul Klee） 在1921年畫的《Comedy》（圖一），克利一生的產作品以百計，試過不同的作畫方法，卻很少被放在新即物主義（New Objectivity）的語境下理解，展覽的策展人亦沒有說明克利與威瑪的關係，我總覺得有點格格不入。
軍人、老師、政治犯
新即物主義是學者概括德國威瑪藝術的名詞，簡單說就是反浪漫、反自我，描述的是社會的狀況，不畏俗，渴望的是社會大眾的共同參與，常見題材有妓女、傷兵等，表表者包括Otto Dix 和 George Grosz，都是克利的後輩。細看克利的作品集，其實也有小量類似風格的作品，譬如這張1918年的《Automated Astronauts》（圖二）和被視為克里代表作的《Twittering Machine》（1922）（圖三）都出現了機器人的模樣。但克利被後世記得的主因是他用顏色的方法，所以把他放在一個反浪漫的藝術的展覽裡，連結點不是風格，僅是同時代而已。
在威瑪時期，克利扮演的是學院老師的角色。1918年，他剛結束一戰兵役回德國，三十五歲。 克利在他的日記寫：「我的當兵經驗並不痛苦，倒是充滿驚喜。」[2] 戰時已略有名氣的他被調到空軍當文書，眾人對他格外尊敬。1922年起，他在包浩斯 （Bauhaus）當老師，教了十年後到Düsseldorf Academy繼續教學（就是那家Joseph Beuys後來進的學院）。1933年，他被納粹政府標為「Degeneate」，指他流的是猶太的血統，從此便如同流放異國 。
回看克利的一生，明明是納粹黨的加害對象，卻被後世以「兒童畫」之名記住，色彩彷彿把他的經歷和對藝術的追求都掩蓋了──因爲顏色繽紛，所以就只能是開開心心的小朋友嗎？
如果藝術品的表像與藝術家的經歷可以這樣對等，那藝術就只不過是人物傳記的另一種形式。
對於克利而言，藝術家必須同時是詩人、自然探險家和哲學家。[3]他在日記裡清楚地把藝術、自然和自我畫上等號。[4]生長於印象派興起的時代，他刻意不跟隨，「世界越可怕，藝術變得越抽象；相反，快樂的世界會帶來屬於當下的藝術。」[5]
在他眼裡，印象派的抽象針對物質（譬如是光、田園），這並不足以反映「自我」的那一層，所以他在畫裡追求更抽象卻又更實在的元素，包括回憶和情感。他欣賞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的敏銳和梵高（Van Gogh）的原創、他着重的不是光而是色調（tonality）。[6]這兩幅被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收藏的早期作品《Before the Town》（1915）、《Movement of Vaulted Chambers》（1915）就表現了他對色調的理解（圖四、五）。同是處理空間（小鎮和房間），他沒有如印象派畫家般落墨在光影，而是用色塊把空間割開，用二維的方法解構空間，卻表現成另一種三維空間。《Homage to Picasso》（1914）（圖六）也是用了這樣的解構方法。當時的畢加索還未是「野獸」，一戰前的他主要在畫布上以拼貼的方式重構現成物。[7]克利特別欣賞這位同輩，便用色塊的解構方法向他「shout out」。
這樣理解的話，克利的顏色不是為了填滿空白，而是他處理空間和物件的方法，是一種對印象派畫法的不妥協，是他的一種反叛。
麵包、香煙、香啤梨
他在日記裡記下了他當兵時去寫生的經歷：他帶着麵包、香煙、香啤梨畫畫去，「今天我獲准外出。有點霧氣，光線正正是我喜歡的模樣，我沿河流走到一塊大草地。我找到了一處非常寂寞的地方，並拿出水彩畫具開始工作。在黃昏來臨前，我已經完成了五幅水彩畫，其中與別不同的三幅甚至打動到自己。」[8] 雖然無從考究當時所畫的是哪幾幅畫，但從他在1924年畫的《The Outskirts of Taormina》（圖七）中可一睹他水彩寫生時有多「chill」。
可是總不能把「chill」當成日常。「我以為我正死去，戰爭與死亡。不過如水晶般的我又怎能夠死去呢？戰爭早就在我這水晶的體內存在。因此，這於內在的我並不算什麼。為了從我的頹垣敗瓦走出來，我要飛翔。而我飛了。我把這頹毀的世界留在回憶裡，正如別人偶爾回望。」[9]
克利自喻是水晶，晶瑩剔透。這是他的眼睛。於是他獨創「油畫移印」的技術。克利會把完成的畫作鋪在沾滿黑色顏料的紙上，然後在上面沿痕跡刻，把顏料壓往底下的白紙上。這方法讓他同時處理物實像的部分（通過仔細的刻）和物抽象的一面（通過顏色的渲染），把物的實和虛都呈現出來。他著名的魚系列就是這樣畫成的（代表作是1925年的《Fish Magic》［圖八］），還有三幅以玩偶為題的油畫也是這樣虛實交錯：《Actor’s Mask》（1924）（圖九）、《Fancy Dress Couple》（1923）（圖十）、《Puppet Theatre》（1923）（圖十一）。
在他被納粹政府定罪後，他和家人移民到瑞士，也終於與畢加索見面，但健康亦自此一落千丈。或許是這個原因，他在三十年代中期後代作品明顯的陰暗：在TATE所藏的《Walpurgis Night》（1935） (圖十二)，克利回到他年輕時代的強項，用細密的線編織了一場黑夜；另一幅私人收藏的《Untitled (The Angel of Death)》（1940） （圖十三） 把他對死亡的意象畫了出來。比起他在一戰時期的作品以及對死亡的看法，這些經歷過「以畫入罪」的作品終於不再繽紛，好像驗證了戰場的槍聲遠遠不及人言的傷害厲害。
當前人追求光影，他用色調把東西解構；當後輩揭露社會的實況，他描繪物的虛像。因此，他的畫作難以分類。克利永遠不妥協在任何一個流派裡。巴黎的龐畢度中心前年以「諷刺」（satire）為題，在暑假這黃金檔期為克利辦了一場大型回顧展。展覽終於擺脫了用「兒童畫」來理解他的陷阱。但如果大眾還是非要用「兒童畫」這比較容易消化的方法來記住克利不可，這「兒童」除了是天真外，還應是位反叛的、對大自然充滿好奇的「野孩子」。
注釋
[1] 展覽名為「Magic Realism: Art in Weimar Germany 1919-33」，於TATE Modern London展出，展期到2019年7月14日。
[2] Klee, Paul. Paul Klee. Parkstone International, 2012, 133.
[3] Klee, Paul. Paul Klee. 108. 原文為“All the things an artist must be: poet, explorer of nature philosophy!”
[4] Klee, Paul. Paul Klee. 112.
[5] Klee, Paul. Paul Klee. 119.
[6] Klee, Paul. Paul Klee. 78.
[7] 畢加索那時期的代表作有《Ma Jolie》（1913–14）。
[8] Klee, Paul. Paul Klee. 134.
[9] Klee, Paul. Paul Klee. 119.
写的非常好，会一直关注，加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