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覓戴望舒在香港的「林泉居」──不在這邊在那邊

我看到了戴望舒最好的詩，就是在薄扶林道上的林泉居裡寫出來。

──徐遲^[1]

　　1937年爆發的日本侵華戰爭，令當時已在中國文壇揚名的「雨巷詩人」戴望舒（1905–1950），伙同好友徐遲（1914─1996）一起從上海南下香港，^[2] 在此小島渡過近十年苦樂交纏，也創作豐盛的歲月。他在香港住了最長時間的「林泉居」，與他好些著名作品息息相關；然而，「林泉居」的所在地，三十多年來一直被誤以為在薄扶林道92號或92號A至C。經筆者多番查證，發現這兩處皆不是。到底，「林泉居」在何處？

　　

緣起

　　這次查找「林泉居」的前世今生，緣於早前到薄扶林道近摩星嶺一帶考察地理，之後把當日行蹤與同好香港史地的網友林浡分享。他傳來盧瑋鑾教授（小思老師）的一篇網文〈林泉居的故事〉，問我是否去找戴望舒的故居？我才猛然想起戴望舒曾住在薄扶林道，但從不清楚其確實位置，這次考察的目標也不是他。

　　〈林泉居的故事〉摘自盧瑋鑾教授2019年出版的著作《香港文學散步》第三次修訂本。^[3] 打開一看，見文後有照片及盧教授的一段補註，得知她1980年代末在薄扶林道92號Ａ至Ｃ的車路旁位置，發現一個豎立的標示牌，上有門牌編號、英文「Sylvanbrook」及中文「林泉」兩個大字，牌後是一幢四層高的白色洋樓。她以為這裡就是昔日「林泉居」的所在地，於是拍下照片記錄。到了2013年底，她偶獲三十年代該屋主人李龍鑣先生告知，她攝下的那幢白色洋樓便是「林泉居」的「真身」，自上世紀二十年代就在那裡。

　　但我覺得照片中那幢四層高的白色洋樓，似是六十年代的建築，而不是二十年代的。心生懷疑，便從網上查找一下，得知這白色洋樓已於2011年拆卸，2015年建成五幢獨立屋，整個屋苑名為「Pokfulam Peak」，門牌改為薄扶林道92號A至E。從2009年的Google Maps仍可看到它消失前的面貌，原是三幢四層高的白色洋樓，成品字形矗立在路旁，盧瑋鑾教授所攝的，是最靠近薄扶林道車路旁的一幢。

　　我同時把盧瑋鑾教授那篇文章及照片，轉發給同好香港史地的網友Chris Yuen查看。熱心的Chris迅即從網上找出目前薄扶林道92號A至E這物業的公契，記載了此地段的建屋歷史，顯示港英政府最早於1959年5月才發展此地皮，租給「Sylvanbrook Building Society Limited」建屋，該組織是由一批香港公務員組成的建屋合作社。^[4] 這個發現，引證了我的觀察無誤，照片中的白色洋樓絕不是「林泉居」的「真身」，又看了戴望舒的友人對「林泉居」的描述，那甚至不可能是「林泉居」的所在地。尋找「林泉居」的興致因而大增。

 

第一章：查找「林泉居」位置的經過

　　由於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薄扶林道近摩星嶺一帶人煙稀少，只有零星的樓房及別墅，屋主為自己建築物起的名字，更為外界熟悉，因此過往有關「林泉居」的文字描述，未見註明門牌編號，要尋找它的確實位置，得費上一點功夫。首先，看看戴望舒如何與「林泉居」結緣？

　　1938年5月，戴望舒㩦同妻子穆麗娟（1917–2020）和未足一歲的女兒詠素，伙同好友徐遲一家三口（也是㩦同妻女），坐輪船由上海抵達香港。他們先到西環的學士台，聯繫比他們早到香港的一批上海文化界朋友，包括葉淺予、張光宇、張正宇兄弟等。得到這批好友協助，初到埗的戴望舒和徐遲分別入住了學士台和桃李台的唐樓單位。

　　沒多久，戴望舒找到一份合適的工作，在1938年8月1日創辦的《星島日報》任職副刊「星座」版的編輯。當時報社位於灣仔道177號，可能為了上班方便，或想有更好的居住環境，戴望舒一家便搬到跑馬地居住。^[5]

　　1939年9月之前，戴望舒一家再搬到薄扶林道山坡上一幢三層高洋房，住入二樓一個十分寬敞的單位，入門的客飯廳約15呎乘13呎，臥室一間約15呎乘30呎，另有浴室及廚房。^[6] 這單位原住了一名德國人，此人奉政府命令回了國。負責管理此物業的法國女士馬爾蒂（Madam Marty），把該單位轉租給戴望舒。室內有那德國人留下的桃花心木大圓桌、高級彈簧床和書架，還有面對摩星嶺和大海的落地長窗及露台，格調高雅。^[7] 有關馬爾蒂的資料，及她與戴望舒的交往，詳見第二章。

　　這三層高洋房的外文名稱是「Woodbrooke」，從香港大學檔案館找到的記錄，此名稱最早見於1936年9月30日，香港大學文學院長致校長的一封信，內容是有關馬爾蒂出任港大文學院兼職法語文教師，提及馬爾蒂的地址，是「Woodbrooke, Pokfulam Road」。

　　過往一些有關這此洋房的中文記述，寫成Woodbrook 或Woodbrook Villa，只有徐遲的記錄最準確。戴望舒有些朋友按此洋名字把這住所稱作「木屋」，但戴望舒給了它一個充滿詩意的名字：「林泉居」。另有研究者認為「林泉居」是戴望舒的書房名稱。^[8]

　　這裡背山面海，林木葱蘢，附近有小橋和瀑布，環境優美，屋外還有可供種植蔬果的園地。戴望舒的好友葉靈鳳稱：屋前那個山㘭（筆者按：沙灣㘭），在香港是以產蝴蝶著名的，階前的小灌木叢上整年都有蝴蝶飛翔。^[9] 戴望舒很喜歡這個居所，和穆麗娟婚變前，曾在此渡過一段寫意幸福的日子。1941年11月，他把蘇聯作家高力里（Benjamin Goriely）的著作譯成中文的《蘇聯文學史話》，便以「林泉居」的名義在香港自費出版；另外在和平後的1946年1至3月間，又曾多次以「林泉居」或「林泉居士」作筆名，在香港的《新生日報》發表作品。

　　徐遲在1939年9月其妻女回上海後，也獨個兒搬往與戴望舒同一層居住。此時單位的分配如下──

• 一樓西側：馬爾蒂
• 一樓東側：原是香港公務員巴爾福（Sir Balfour）的居所，他此時已遷到香港仔一所別墅，把單位讓給沈仲章^[10] 入住。
• 二樓西惻：在香港大學任教的美國人司密斯先生及過繼的廣東籍兒子。
• 二樓東側前房：戴望舒一家三口。
• 二樓東側後房：徐遲。1940年初，徐妻攜女返港同住。
• 三樓東側及西側：英國一名稅務官和太太

　　根據徐遲以上描述，^[11] 可推斷這幢洋樓的大致設計和房間分佈，東側是近香港大學方向，西側靠近瑪麗醫院方向，每層的前房向海，後房向山。

　　徐遲還寫道：「『木屋』（Woodbrooke）在薄扶林道，從學士台上坡，沿公路前進，不遠就到了一個永別亭^[12]。……在這永別亭的正對面，有道瀑布從山上飛將下來，從一座小橋底下流過，鑽進涵洞，自行流走了。我們從西環來到這裡，便要上石級，過小橋，一面拾級而上，一面觀賞飛瀑，的確是一個好風景。然後穿過林下石級，上到一個鳥語花香的闊平地，上面花開如錦，中有一座三層樓的洋樓。」^[13]

　　由此看來，盧瑋鑾教授拍攝那幢位於薄扶林道車路旁邊的92號A至C建築物，並非在山坡上，前面也沒有濶平地，不可能是「林泉居」。更明確的是，網友林浡從香港地政總署的網頁，找到這位置一帶不同年份的地圖及航拍照，可見在1934至1960年間，現在92號A至E的位置，並沒有建築物。符合92號A至E的公契資料，該處是於1959年才獲政府批地建樓。

　　我繼而估計地勢略高、現時門牌為薄扶林道92號、90號或88號C這三個位置，更有可能是「林泉居」所在地。因地圖顯示，在三十年代，這三個位置的屋前會有較多空地，它們的北面，有一條小溪及小橋，由學士台方向過來，必要經過，符合徐遲的描述。

　　於是我到現場考察，喜有意外收穫！在薄扶林道92號（現為利嘉大廈［La Clare Mansion］）一條由私家車路通至山坡停車場的長石級旁邊，竟發現兩條古老石屎柱，一邊柱上有「薄扶林」三個大字，另一邊有「清山圃」三個大字。驚訝醒覺，這裡就是九龍倉買辦黃金福（1870–1931）的後人提及的黃家大宅：「清山圃」！早前有緣遇上黃金福的孫女，她告知在戰後的1940年代後期，住在薄扶林道的黃家大宅「清山圃」，她記不清門牌，我那時也不清楚那地方的具體位置，現看到這兩條柱上的六個大字，恍然大悟，原來在此！

　　「清山圃」是依山而建，有個向海斜坡大花園的豪宅，1920年代後期落成，於六十年代初出售，1965年建成十二層高，共兩大座的利嘉大廈。現時還可看到「清山圃」原建築物的部份地臺及石牆。再翻查徐遲的書，曾述其入住的二樓後房，「窗子可望得見鄰家的別墅，青翠碧綠的草地。」^[14] 相信他看到的，就是「清山圃」！黃金福1931年12月去世，其英文訃告的地址，是「Ching Shan Po in Pokfulam Road near the junction with Mount Davis Road」（意指薄扶林道近摩星嶺道交匯處的「清山圃」），可見「清山圃」的英文名稱並不是Woodbrooke。

　　由此確定92號的「清山圃」並不是「林泉居」，尋找範圍進一步收窄至旁邊更高層山坡上的90號及88號C，都是能望到「清山圃」的位置。我在現場所見，它們附近的小溪，或許因前兩天下過雨，水量較多，跟上次到訪時所見的缺水模樣大不同，不但聽到流水淙淙作響，從車路修車店旁邊的石級步上這山坡，還看到小型瀑布急流而下，瀑布下方有一排供過溪踏腳的大石，仿如一道小橋，此情此景，跟徐遲的描述十分相似。

　　這條石級路也是現時山坡上居民主要步行上落的途徑，它連接山下車路之處有多個指示牌，說明山坡上幾幢樓房的名稱及門牌號碼。這也符合戴望舒朋友徐品玉的描述：「戴望舒夫婦則搬進了香港大學網球場斜對面山坡上一間似乎叫「Woodbrook」（屋名用木牌寫著放在上坡路口，可能我的記憶有誤）的洋房去，那屋子外面餘地很大，麗娟種了些瓜豆蔬菜。」^[15]

　　另外，現場還發現另一段石級，在昔日永別亭的正對面，現已荒廢，無法通行，但從地圖分析，這並非徐遲所描述的途徑，而是通往「林泉居」附近的薄扶林道86號，該處1974年建成二十層高的住宅大廈嘉瑜園。

　　下一步便到土地註冊署，屋宇署及建築署，查找90號及88號C的資料，希望得知物業的主人及歷史，以確定哪裡才是「林泉居」所在。可惜，相關記錄最早只及1952年，那時90號的業主名叫黃錦榮，他到1953年亦買入88號C的地皮。我於是向黃金福的後人查詢，回說其家族與這名業主無關。

　　由於未能找到答案，便轉由「Woodbrooke」這外文名字著手，從網絡及政府舊文獻中查找線索。終於在兩份政府文獻中找到證據，證明現時薄扶林道90號就是「Woodbrooke」，即「林泉居」所在地。

　　一是1938年由香港政府出版的《香港街道、樓宇門牌號數及地段索引》（Index of the Streets, House Numbers and Lots of the City of Victoria … in the Colony of Hong Kong，1938），在201頁的薄扶林區，列明薄扶林道90號是「Woodbrooke」，地段編號為2580。

　　二是由1956年起，每年出版的《註冊選民及陪審員登記錄》（Final Register of Electors and Common Jurors）。內有登記人的姓名及地址，由1956年至1971年，都可找到一名姓「Wong」的選民地址，是「Woodbrooke, 90 Pokfulam Road」。

　　另外，在1933至1937年的陪員名單內，^[16] 找到一名德國男子的姓名Schuldt Guenther，他在香港一家德國公司Melchers & Co.工作，報住的地址是薄扶林道的Woodbrooke，雖沒註明門牌，但跟徐遲的一項描述頗脗合。他指戴望舒在「林泉居」的單位，原本是一名德國人住的，此人奉政府命令回了國，戴望舒得以入住其單位。Schuldt Guenther很可能就是那位回了國的德籍住客。希特拉1938年3月揮軍吞併奧地利後，便積極準備更大規模的軍事侵略行動，不少在海外的德國人都奉召回國備戰。

　　有了較確實的證據，便聯絡李龍鑣先生，查詢他在2013年為何認為薄扶林道92號A至C那幢白色洋樓是「林泉居」的「真身」？我先把盧瑋鑾教授的補註及相關照片電郵給他，其後年近九十的李龍鑣先生回電詳細解說，否認曾指照片中的白色洋樓早在1920年代存在，那亦不是其家族的物業。

　　李龍鑣1933年在汕頭出生，父親是在泰國經營米業的華僑，李龍鑣年約六歲隨家人到香港生活和入學，1941年日本佔領香港前，返回家鄉避亂，於1949年再到香港定居。他既是商人，也是民國史研究者。1920年代，父親及伯父在薄扶林道96號的山頭建了大宅，即現時裕仁大廈（Yue Yan Mansion）的位置，有私家車路由薄扶林道通達。大宅範圍十分寬廣，有兩個網球場及兩幢五層高樓房，分別稱為紅屋和白屋。

　　紅屋用紅磚建造，頂有綠瓦，耀目別緻，是家人的居所。相隔一段距離，有一幢白色洋房，設計較簡樸，主要租給來香港大學唸書的南洋華僑學生居住。日本攻打香港期間，紅、白二屋均受爆火損毀，和平後需重修。當時有人在香港籌建中正中學，租用李龍鑣家族的大宅作校舍，於1948年春開學，不久校方更購入整個物業。李龍鑣家族自此與這大宅再無關係。

　　李龍鑣表示，在薄扶林道大宅居住時年紀尚小，對附近的黃家大宅「清山圃」和Woodbrooke 都毫無印象，但對那個充滿童年回憶的山頭就很懷念，所以不時會來這一帶散步。2013年底，他與盧瑋鑾教授一起來看他小時生活過的地方，可能溝通時有所誤會，他口中所說的白屋，並不是盧瑋鑾教授在1980年代末攝得的白色洋樓。

　　謎團終於解開！那個持續了三十多年的誤會也真相大白，「林泉居」其實不在這邊在那邊！然而，原本在92號A至C路旁、標示「林泉」兩個大字的牌子，是誰人所立？仍是一個謎！會否那公務員建屋合作社的負責人是文學愛好者？或只是單純喜歡「林泉」二字的意境？不管此名字的來由，它無疑帶來遐想，加上那公務員建屋合作社的樓房旁邊，亦有一條小溪，沿溪而上，便是著名的龍虎山瀑布。這些環境因素，都容易令人誤以為那裡就是戴望舒住過的「林泉居」。

　　將找查結果告知盧瑋鑾教授，她表示我的資料有力，足可把整個「林泉居」的真相呈現出來，修訂她的錯誤。她最初是因為有朋友租住了那公務員建屋合作社樓房，1980年代某天前往訪友時，赫然看到有「林泉」兩個大字的標示牌，便以為那是昔日「林泉居」所在地。

　　但查證工作還未告一段落，不久接獲香港歷史檔案館的通知，我一個月前申請查閱馬爾蒂（Madam Marty）父親的遺囑，已得到司法機構的遺產承辦處批准，可以到該館查看。因為一直未能確定「林泉居」的主人是誰，徐遲說馬爾蒂只負責管理，戴望舒另一好友施蟄存（1905–2003）指馬爾蒂是屋主，^[17] 所以希望從馬爾蒂的父親遺囑，找尋答案或線索。

　　可惜，那簡單兩頁的遺囑，沒有我預期的內容。正以為白走一趟，毫無收穫之際，與檔案館助理主任趙先生談起我追查的目標，他建議我從地段編號入手，該館藏了戰前好些樓宇的買賣登記和差餉登記，可能會有所發現。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幾個舊檔案中，竟尋獲「林泉居」最早的買賣合約，及1924年製訂的建議圖則和外觀畫像！它是連地面那層合共三層，露台的頂部都是圓拱型的古典設計，形派雅緻，與1963年航拍照所見脗合。熟悉舊樓設計的網友林浡，根據圖則中的火爐位置，對照戴望舒在家中書桌前的照片，還推斷出他的書桌，就在東側火爐旁的窗前位置。

 

　　檔案資料顯示，「林泉居」所在地與黃家大宅「清山圃」原被港英政府列為同一地段，編號IL2380，於1922年5月8日公開拍賣，由梁基浩^[18] 投得。他將此大片土地分割成A、B兩部份出售，在同年10月，先把A部份，即現時薄扶林道92號售予黃金福，B部份即現時薄扶林道90號、88號及88C，其後獲港英政府分配地段編號為IL2580，於1923年8月售予譚兆康^[19]，及他的四名投資伙伴：鄧岳雲、潘有海、陳譚張及張慧齡。約於1926年，在現時90號的位置，建成歐式設計的三層高住宅樓，及連接此洋樓至山坡下薄扶林道的石級路。^[20]

　　至1930年，此洋房轉售予香港的天主教會，當時主管香港天主教代牧區的恩理覺（Enrico Pascal Valtorta，1883–1951）主教^[21]，自1931年起，代表香港天主教會向港英政府繳納差餉。到日治時期的1944年6月14日，教會把此洋房售予中國籍男子曾章，買賣合約上有恩理覺及曾章二人的簽名及照片。^[22] 由此記錄得知，馬爾蒂只是「林泉居」的管理人，而非物業主人。

　　根據戴望舒的作品推算，他不遲於1944年3月2日遷出「林泉居」，搬到中環的干德道，因他最早提及舊居的詩作〈過舊居（初稿）〉，下署的日期為1944年3月2日。那麼，戴望舒是在天主教會把「林泉居」出售前，便已經遷出。有關戴望舒居住在「林泉居」的生活情況，詳見第三章。

　　1952年，港英政府開始規劃「林泉居」相連的空置土地作建屋用途，現時薄扶林道88號錦棠小築的位置，相信就是昔日戴望舒種植蔬果的園圃。它於1952年7月被粵劇紅伶陳錦棠（圈中人暱稱一哥）^[23] 買下，建了兩層的樓房自住，不少圈中人稱之為「武狀元府第」。其門外的車路於1955年才開設。

　　陳錦棠在1961年6月，把物業改建成四層高大廈，但當時仍沒有為此物業命名。陳錦棠1981年去世後，遺孀陸淑卿（圈中人暱稱一嫂）把舊居拆卸，改建成九層高，共提供十八個單位的私人屋苑，座向由原來朝西轉為朝西北，1986年入伙。為了紀念亡夫，此物業取名為「錦棠小築」，英文為「Honey Court」，因「Honey」是一嫂對一哥的暱稱。一嫂在「錦棠小築」孀居十五年，至2001年，以九十三高齡辭世。^[24]

　　至於本文主角「林泉居」，從地政署的航拍照可見，它矗立原位至1981年下半年才被拆卸，改建成四層高，共八個單位的私人屋苑「翠林苑」（Green Villa），1983年入伙。

　　「林泉居」的命運與戴望舒的墓地有點相近，踏入1980年代，都換了新貎。戴望舒1950年初在北京去世後，安葬在京郊的萬安公墓，但墓地在文革時遭人為極大破壞，到改革開放後的1980年，獲艾青、周良沛等文壇好友幫助，得以復修重建。

　　2022年2月，有報導指某財團斥資近三億收購了整個「翠林苑」，^[25] 很可能拆卸重建成較大型的私人屋苑，預示「林泉居」原址將步入第三代。日後再到此地追思這位在香港住過、也囚過的「雨巷詩人」，會是另一番景象！

　　這次調研得到好友Chris Yuen、李卓賢、前香港大學土木工程系教授林浡的協力支持，翁午伉儷幫忙拍攝照片，以及香港歷史檔案館、香港大學圖書館、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的工作人員協助，謹此鳴謝。

 

註釋

^[1] 輯自1995年10月8日，徐遲在香港《文匯報》發表的文章：〈我對香港有感情〉。徐遲（1914–1996），原名徐商壽，浙江吳興（今湖州）人。詩人、散文家和評論家。1938至1941年間在香港生活，日本佔領香港後的1942年1月，與妻女離港往大後方。

^[2] 大陸多本有關戴望舒的書，包括2020年出版的《讓燈守著我：戴望舒傳》，都誤記1938年5月，戴望舒和葉靈鳳夫婦，或葉靈鳳全家一起從上海南下香港。但由李廣宇撰寫，2003年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葉靈鳳傳》指出：葉靈鳳早於1938年3月到了廣州，參與《救亡日報》的復刊工作，只是他的家眷與戴望舒和徐遲同行往香港。葉靈鳳在周末有時會由廣州去香港探望家人，同年10月廣州淪陷前幾天，他去了香港，便沒有再回去。徐遲的《我的文學生涯》亦在1938年9月後的記述中，提到「後來葉靈鳳也來到了」香港。可證葉靈鳳到香港，是遲過戴望舒和徐遲。（頁179）

^[3] 小思（盧瑋鑾）編著：《香港文學散步》，第三次修訂本（香港：商務印書館，2019），頁134。

^[4] 港英政府於1950年代推出優惠長俸公務員的建屋福利計劃，由合資格公務員組成建屋合作社，可獲政府以特惠價格批出土地興建房屋，及申請政府貸款支付地價及建築費。此計劃至1980年代中期結束。

^[5] 徐遲：《我的文學生涯》（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6），頁172–174。

^[6] 徐品玉：〈我所知道的戴望舒和穆麗娟〉，《星島日報》1983年1月9日，頁13。徐品玉是著名記者卜少夫的太太，三十年代在香港與戴望舒夫婦認識。但根據譚兆康向政府遞交的「林泉居」建議圖則，入門的客飯廳約15呎乘23呎，臥室約14呎乘25呎，與徐品玉記述的大小有所不同。

^[7] 徐遲：《我的文學生涯》，頁199。

^[8] 方光輯錄、凌亦清整理，〈香港作家筆名別號錄（八）〉，《文學研究》冬之卷第八期（2007）：192–196。

^[9] 葉靈鳳：〈望舒和災難的歲月〉，《文藝世紀》1957年8月號：8–9。

^[10] 沈仲章（1905–1987），浙江吳興人，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留在北大文科研究所任助教，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把存放在該所的居延漢簡轉移至香港大學收藏，並留港拍攝整理，至1941年秋天離港赴上海。

^[11] 徐遲：《我的文學生涯》，頁196、210。

^[12] 上世紀初至七十年代中，殯葬業未現代化，香港多處設有永別亭，方便死者遺體運抵墳場前，供親友向遺體告別。薄扶林道的永別亭，在現時富林苑對面的路旁，是東華三院於1929年設置，共有兩座，一大一小。此永別亭於1976年拆卸，改建成小花園，命名為「華林園」，後因擴濶車路，「華林園」亦遭拆卸。

^[13] 徐遲：《我的文學生涯》，頁196。

^[14] 同註7

^[15] 同註6。

^[16] “Jurors Lists,” Gwulo: Old Hong Kong. Available at: https://gwulo.com/node/6706.

^[17] 盧瑋鑾：〈戴望舒在香港〉，《香港文學》第2期（1985年2月）：11。

^[18] 梁基浩，估計是香港前行政會議成員周梁淑怡的父親（1900–1977），祖籍廣東番禺，1920年代開始經營房地產業務及電影發行、長期主理1931年開幕的中環娛樂戲院。

^[19] 譚兆康，這是買賣合約上所寫的中文名字，估計他就是香港建築工程界名人譚肇康（1883–1961），祖籍廣東新會，少時在香港聖保羅書院肆業。後往大連攻讀建築工程。1908年返回香港，任工務司署監工，後在生利建造公司任監工兼英文書記，承建大量公共工程。後獨資創辦永利建造公司，發展個人業務。1920年，香港建造業商會成立，譚肇康是創辦人之一，且被推選為多屆會長。

^[20] 香港歷史檔案館藏編號HKRS265-11A-2199(1-4)。

^[21] 恩理覺，意大利人，1907年到香港及中國廣東一帶傳教。1926年起，任香港天主教第四任代牧，同年祝聖為主教。1946年天主教會聖統制在中國建立，香港代牧區晉升為主教區，恩理覺於1948年10月升為教區主教。

^[22] 香港歷史檔案館藏編號HKRS57-6-4027。

^[23] 陳錦棠（1906–1981），廣東中山人，十三歲開始在粵劇舞台演出，以小武行當成名，三十年代已有「武狀元」之稱。1936年與馬來亞華僑富商陸佑的孫女陸淑卿結婚，翌年自組錦添花粵劇團演出。

^[24] 朱少璋：《陳錦棠演藝生平》（香港：三聯書店，2018），頁209。

^[25] 見《明報．財經版》，2022年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