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我在世界上受苦，而是世界在我心裡受苦。人只有在集聚從破衣爛衫到大教堂各種東西的無言痛苦的狀態下才存在。同理，人只是從各種生物──從蛆蟲到上帝──在他心中歡笑和呻吟的那一刻開始，才成為生命。
──齊奧朗（Emil Cioran），《思想的黃昏》（Amurgul Gândurilor）
年輕作家王証恒交出首部小說集《南歸貨車》，在香港文學界不乏討論。然而至目前所見，專書評論比我預期的要少。以此作品的成熟程度與野心，我認為其值得更多關注，因此先後撰作文章說明其人其書的左翼淵源，以及與火相關的隱喻，在此再寫一篇，希望就着與小說家之「愛」相關的問題，略作補遺。我深深認為閱讀此等作品，實在能夠有效激發我們思索當前之世，文學何為，或文學何以可為。
以下整篇評論基於這樣的理論前提（或體認）：《南歸貨車》作為「即物」方法論未竟全功的書寫試驗。簡而言之，所謂「即物」之為（具有哲學概念層次的）書寫原理，意指作者始終不忍心任由大寫的意識形態操縱自身書寫，因而試圖貼近物事賦予的具體經驗，任由其衍生書寫之可能──及以書寫並唯書寫所能夠表達的可能世界，其表達本身。按我理解，這便是証恒所傾慕、所渴想自己能夠趨往的左翼心腸──理論上，「即物」完全是基於小說家對現實不能割捨的珍愛。
在此，基於閱讀經驗，並尤其是對証恒（如他自己所言的作為左翼小說家）的尊重與期望，我將指出《南歸貨車》的「即物」書寫原理或有缺憾之所在：愛的匱乏。事實上，最首先的問題應該是，文學的自性被火焰燒毀了，以左翼的慣用語，取而代之的不過是貧乏的修辭學，馱負着厚重的政治意識形態話語──變成了「自足性的行話」（jargon of autarchy）。當然，這是証恒自身對於文學的立場，本難有對錯可言──甚至，我們可以質問，事實上真的有持存的所謂文學的自性嗎？
上述的都是在廣義上，關於對文學之理解，我們可以斟酌辯論的課題。但進而，我欲討論的，其實是更接近於文學哲學層次上的問題：當小說家對普遍概念作出終焉否定，引申的將是反向取消言說殊別經驗的可能本身。稍引拉康（Jacques Lacan）的見解：人們生前死後，都無法脫離符號界的法則框限；而誰欲追求真實（le réel），誰便註定深陷永不復返的精神病患之中。我猜想証恒其實並非毫不察覺，比如〈綠牆〉裡的哥哥陷入精神絕境，抑或〈南歸貨車〉裡的妻「進了無盡、幽暗的隧道，走不出來。」都可被解讀成該種懸置（aporia）狀態。
如是，即便傾述的願望本就是愛，言說的瞬間也將永遠化成跡近對任何殊別經驗與及所牽涉人事之暴力，不可挽回，連揚棄（超克）也無法叫人相信，抑或相信，也無法承受。言說因此應該是沉默，然而，就如黃碧雲在《烈佬傳》獲獎後，說出那番發人心省的話：「言語無用，沉默可傷。」料想這正是証恒的「即物」書寫無可迴避的前提：小說本就是言說與沉默之間的張力場所；而一旦墮入這種邏輯，任何書寫（或「非書寫」）也將是對於愛的損耗，至於增添何其艱難──即近物事，竟成為了這個即近行徑本身的原地翻轉。
當然，面對這個悖論，其實並非沒有論述能夠為我們提供流變契機。就以德勒茲（Gilles Deleuze）的理論為例，粗略地說，這固然也可以是小說家承受着因他者（被描述對象）所帶來的的陌異經驗，而試圖藉由書寫本身的虛擬性重構、重新分配既往主體知覺空間的界限。這也許便是妄以德勒茲理論所詮釋的，以他者為關鍵、為界限本身的「即物」書寫原理。正如其與瓜達希（Félix Guattari）曾寫道：「他者，既不再是這場域中的主體亦不是在這場域中的客體，將是主題與客體……據以再分配的條件。」然而，不論如何借用其名，那都徹徹底底不再辯證，不再左翼，不即近「物」自身了。
在重寫張愛玲同名小說的《赤地之戀》一篇中，証恒寫道：「文字無以迴避，詞語遭到牢記。」誠哉斯言。從方法到內容，「即物」書寫是証恒所以為小說最精彩的立論，卻也已然預先作為了反高潮式的結論。正如他寫道：「很多事情都不可言傳。」遊行域外的言說意志，與趨近民眾的左翼願心，本就是組無法化約的名與實之間的悖論！置身後結構文學批評的時代，巴特勒（Judith Butler）承接着德希達（Jacques Derrida）舉出「言說者與語言互相言說」的前提。這啟發我們思考：當小說家企圖以言說抵抗語言之際，書寫（écriture）本身很可能就只得作為對於現實經驗的拒絕與放逐（而非再現）；由此，造就嶄新差異的語句方得以真正誕生。
如是所謂「即物」的愛，有情的介入，很可能反倒連寡愛也不是。那不過是所愛無物，意願（依戀）自身，別無其他。而我始終相信，書寫大概僅僅始於一種放逐諸神的寡愛，方有作為極限運動之可能。不知有意無意，此書的後記就稱作〈渺小的愛〉，也許是証恒自己早有相關思考？回到《南歸貨車》，我讀到其背後所謂之愛，卻非渺小──應該說，儘管那種種名為愛的關係在形式或格局上都顯得似有還無、薄若浮絲，但至少，小說家對角色、對城市、對時代，都在透顯着深厚宏大的承擔願望，甚像在錄寫這二十一世紀的「赤都心史」。
在他口中：這也是愛，而不渺小。我最後的問題是：這會否顯得小說自身所能承受的願「力」，早已不從（該種意義上的）左翼的「心」腸呢？抑或，當小說家仍然勉力行之，卻恰恰反證了愛的匱乏無用？這興許就導向了虛心與實心的悖論：「即物」本應是最虛心地徵信求實，作為承載殊別經驗的書寫方法，期望於歷史的自為中發現自在；然而唯一實有的否定辯證原則，卻使得所言之詞不斷揚棄自身，終而成為永劫內縮的荒敗廢墟，一座實心封閉的無物之陣。這或許正是「即物」書寫的否定辯證原理的核心悖論，也是以我所見証恒及後的創作路上，尚待踰越之癥結所在。
証恒不止一次說：「像我，由『魯迅』的思想出發，卻老是寫出一堆『沈從文』的東西。」在《南歸貨車》裡，那些對準時代矛盾的尖銳諷刺，幾乎全被寫成深刻卻曖昧的愛情故事，這大概就是從魯迅走向沈從文的意思。我曾撰作「贅述學」（iteratology）一詞分析沈從文的人生姿態及其作品背後的倫理精神，意在點出沈從文面對世界的態度是保持較抽離的觀看，而非介入，那便是「多情」的表現。然而，比起沈從文正因為愛而不忍介入，証恒按照「即物」原理嘗試介入物事人情，則惟近乎暴烈地言錄經驗，書寫（或說文本）才得以可能。當沈從文的深情在於觀照，是出於愛而拒絕從上而下的憐憫；則在《南歸貨車》，更是作者（很可能是有意識地展露的）介入現實的無能──因為歸根究底，過於自負的觀看，於作品的完成毫無幫助。
總的來說，《南歸貨車》的「即物」書寫實踐有意識呼應陳冠中所謂「活出時代的矛盾」，試圖呈現出當今大寫的政治處境底下，人們活生生的曖昧處境，實屬香港年輕一代中，具成熟思考的小說作品之一。的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不論現實如何難當，小說與時代往往互相需要。然而，假如實心非實，是名實心，証恒這種藉愛運行的書寫原理尚存能事，那便是言說與沉默經及彼此：印證無效以為有效，暗示無情聊訴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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