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贅述學」：多情卻被無情惱──漫談沈從文的文學與人生〉（下稱〈贅〉）一文中，因篇幅所限，我未冗解釋吳曉東對於沈從文作品「指向一種倫理重建」的說法，為補缺漏，於此續作論述。[1] 吳曉東在〈從「故事」到「小說」──沈從文的敘事歷程〉試圖從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理論，切入到沈從文的作品乃至人生軌跡，探討在其理解之下「故事」與「小說」的交纏意義。論到「倫理重建」的部分，他首先引用的其實是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的話：「小說具備倫理意義。人類生活最終的倫理目的是烏托邦……烏托邦不是一種觀念而是一種幻象。因此不是抽象的思維而是具體的敘事本身，才是一切烏托邦活動的檢驗場。」[2] 明顯地，即意在指出沈從文的烏托邦（utopia）書寫，正正就是以倫理導向作為前提與終點的，故他緊接著精確地指出：「他的湘西的烏托邦幻景最終關涉的也正是倫理學的圖景，背後是人的關係和道德秩序。」[3]
以烏托邦的概念作為切入點去理解沈從文的「贅述學」（iteratology）及其倫理精神，是非常有意思的。正如王德威指出，經歷幾次啟悟，沈從文的內在世界其實就早已絕非純然的桃花源景象。[4] 按此理解，沈從文正正就是以自身書寫揚棄於桃花源式的牧歌圖景那意在回溯與懷舊的單純遐想（或如我在〈贅〉所指出的，正是為了反證牧歌書寫的不可能）。而他對於自己作為苗人（鄉下人）的定位，或許就更接近以化外社會的姿態反抗中心敘事的某種無政府主義動員操作；若聯同其早期極欲救國的使命感加以考察，他筆下所展演的，其實就的確更接近於西方現代小說的烏托邦想像：藉由情動推定的前瞻性，書寫一篇又一篇指向未來的虛構索引，探索現代社會情境中現實（fact）與虛構（fictions）的關係，甚而是極具現實批判意義的「徹悟的過程」（conversion process）。而作家在該過程中，便猶暗地以性命相搏，試圖憑空召喚某種（正存在於文學內部的虛擬而某種意義上是仿真的）不存在之真實（the Real）──漸而，這正是拉康（Jacques Lacan）意義的體認：不復尋找任何實體性的真實，更莫說確立任何新的主體。而想來這其實也是王德威指出沈從文「重新『體認』（re-membering）中國」時，所隱然未談的深意：「一方面回顧以往（或以往從不存在）的事物，一方面前瞻尚未到來的失落，從而獲得抒情的寄託。」[5] 撇開一句，在此或許更值得深思的是：吳曉東指稱於1920至1940年間，沈從文是在大學的現代高等教育體制中，脫離鄉下人認同而變成孤獨的都市現代人，於是印證了「說故事的人」走向「死亡」的象徵性過程。若基於上文乃至〈贅〉一文對於烏托邦之為一種社會倫理乃至政治現實批判的理解，我們會對吳曉東的話作出一定質問：其然，豈獨其然乎？
在〈贅〉中，我是這樣寫的：「當我們細讀沈從文的作品，尤其《邊城》、《長河》等篇幅較長者，不難察覺他的故事非但是敘述（narrative），更是以贅述（iterative）的方式，始終動員拉長所要言說之事件與敘／贅述者眼光的距離，從而消解任何客體之間的張力，及其背所將後對主體施放的一切痛感。」事實上，這個角度大概不算是我在沈從文研究的創見，若細心觀察，即不難發現前人為這「贅述學」早已鋪墊了極為厚實的先行根據。容我舉兩個重要例子──也是對我影響最深的兩位沈從文研究學者。美國漢學家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多次訪問沈從文，為其作傳《他從鳳凰來》，可謂是沈從文研究界間，「知人論世」方法上無可超越的典範。他指出：「沈從文肯定是把自己看作先行者。……在整個二十年代，沈寫的句子完全違背傳統句法，簡直是向中國文學陳規擺開反抗姿態。」[6] 如此說來，沈從文打從步進「五四」文學場，便已刻意錯置了自身從未獲得的正統地位，而站在抒情的版圖上對抗史詩敘事，以異於其時主流的一種邊際文類（marginal kinds）──也是以少數文學（littérature mineure）自居。另一方面，誠如王德威以〈黃昏〉為例所指出：「在描述砍頭過程以及觀眾反應時，他所採用的『贅述文體』（iterative style［即以一次性的敘事暗示事件的重複發生，總已如此］）消解了行刑在時間或心理方面的臨場緊張感。」[7] 這說法亦是直接地啟發了我從沈從文的作品中，讀來消解張力與痛感的重要理論原點。
循此進路，我們便能更深刻地理解沈從文的「贅述學」與其背後的倫理精神的關係：沈從文正是以贅述作為方法學，驅使其書寫導向某種烏托邦式的──甚至是極隱晦地試圖尋求「無傷」可能的──倫理勝境。然而，中國經驗作為生命中最不堪承受，又永遠魂纏、無法磨滅的「一個傷痛的所在」，[8] 基本上成了所有現代中國作家的書寫前提。自小經歷酷刑經驗（torture experience）的沈從文自然也難逃羅網，或許就正如我在〈贅〉中所提到：「這種『傷』是無法在現世解救的，只能於精神世界試圖跨越」，因此，（甚至他自己也深明）他的烏托邦想望註定只能存在於他的虛構書寫裡──既存在又不存在。由是我們便能清晰明白「贅述學」那疏離封閉的詩意效果與審美距離的生成，是背負著如何一種深具辯證意味的（既已完全實現又永遠不可能實現的）倫理精神。王德威指出：「詩意的生成不在於沈從文聲稱他的故事有其傳記上的可信性，也不在於他對田園牧歌式的人物和意象的顛覆，而是在於故事的敘事對話狀況。」[9] 這樣的話，沈從文所始終贅述的「故事」，其實就與其對焦生命的倫理理想，從始至終都交纏相成。
如是，即使在細察沈從文的生命體驗時，我們會發現他作品中的農村少年的愛情故事素材；捲桐木皮作哨子、捕野雞、獵鳥的生活習俗；乃至生蛔蟲、癲癇、鼻血、傷寒、神經衰弱等等的疾病書寫，都是從他的真實人生所擷取而來的。但我們仍不至於誤認其筆下故事的（烏托邦式的）湘西，就是歷史現實的湘西。按照本雅明關於「說故事」（story-telling）的描述，在一切價值分崩離析的現代情境裡，故事敘述者之所以離我們越發遙遠，內在原因便是傳統經驗的貶值。而對應「五四」的新時代敘述，在沈從文的眼光裡──正如上文提到，桃花源式書寫已被揚棄──鄉愁所指的現實性（reality），就更為一種辯證的、虛擬的真實性（literalness），一種「故事創生語境」所徹底刪除並取代。以這樣的前提再思沈從文的童年經歷便顯得更有意思。「他每天上學要走過很長一條街，路上他就有許多有趣東西可看。」[10] 革命因種種原因延緩而至，使得沈從文眼光中的湘西究竟並非邁向現代民主，而是「推回邊疆原始主義的老路上」。[11] 在《從文自傳》裡，沈從文追述那短暫的生活的餘裕，讓他得以養成對周邊事物始終投射「有情」的凝視，甚或可謂一種「格物」的目光。[12] 而也許是出於對父親之為軍人的期望的逆反（或矛盾）心理，又或因沈家作為軍政家世在鳳凰縣的曖昧地位讓其感到不自在，即使沈從文年輕時當過軍隊中的上士文書，但他天性卻是「從文」的──不僅是賣文為生，更是對於「文人」傳統的嚮往、執著與承繼。比如金介甫就提到在他從軍後期，其實就「把工餘時間都花在大量讀古書、學歷史上」，[13] 加上部隊瓦解與情感折磨，終才決定改行，動身前往北京響應「五四」。
提到「五四」，對照其他大家比如老舍乃至魯迅的諷刺文風，沈從文的那種贅述筆法，事實上就更顯露出其獨到的人文倫理精神。「沈從文的筆法表面上看來兼容抒情與反諷，但他表述的背後總有一層更深的倫理關懷。──即使他的『倫理』姿態可能與其他五四作家迥然不同……對人生荒謬處境的體認，以及堅持在面對心理、社會與政治的絕對困境時要能做出『自己的』選擇，這使他的倫理關懷得到進一步的強化，變得有現代感。」[14] 對應於王德威的說法，我認為這是與「博愛」精神有關。沈從文早年在香山的期間，曾深受基督教文化影響，尤對《聖經》的文學意味與信仰中心最具興趣，而討厭教條，當然，那後來發展成更抽象的泛神論思想：從單純的尋找神，變為尋找並發揚人的「神性」。但無論如何，這種倫理關懷的精神內核，其實也就是對於世人的愛，以及一種救贖的本願衝動，比如他就曾對親戚黃鏡銘說：「我眼看在腳邊殺了上萬無辜平民，除了對被殺的人留下個愚蠢殘忍印象，甚麼都學不到！……我想讀點書，讀好書救救國家，這個國家這麼下去實在要不得！」[15] 然而，在革命神話當道的時代亂流裡，沈從文體會到所謂愛不過是高貴無用的托詞，於人世倫理毫無意義，惟此他才將其歸結作一種「有情」凝視，試圖尋找對於世界有意義的描述，只為重構屬於新時代的倫理──這就是「贅述學」由始至終的倫理內涵：正是對殺戮（ölés）與擁抱（ölelés）之間的互為因果產生恐懼與排斥，他才可以拉長敘述與審美的距離，錯亂一切記憶及意義，終而證得傷害轉身離場。事實上，金介甫與王德威都不約而同地指出了沈從文對於壓迫者處境的同情觀看（而非但是對被壓迫者），乃是拒絕羼雜任何意識形態的再現或詮釋，也就是說，其作品中一切隱晦的（反）政治寓意，往往便更內含深厚的、對於普世的「多情」倫理寄託。[16]
更宏觀來說，由始至終沈從文所認識並實踐的就並非「五四」作家群之間的風氣，而是「五四」精神本身──對他來說，是以文學帶動的，首先作為一種嶄新倫理精神的呼喚。在三十年代而來，當沈從文終敢於以作家與學者自居，其實便是得以名正言順地實踐其「反抗性格」，勇於「提倡文學的獨立性，主張文學秉承五四運動的首創精神，不受商業控制和政治拘束。」[17] 當然，這樣遺世獨立的專情者註定是孤獨的，如同我在〈贅〉的文末所揭示，為他翻案甚至也是毫無意義的了，因為，他根本就是故意處身正朔主流以外的、整個時代中最為「執著的文學者」。[18] 就像當時的創造社明星郁達夫對沈從文的判語：他正是個兩頭不到岸的「半去勢的文人」，意味他對於任何群體（北京文人）或敘述（革命神話）都呈現著仿如潔癖的抽離狀態，「成了作家卻不依附於任何作家團體」，[19] 而這，僅僅是為了「在面對心理、社會與政治的絕對困境時要能做出『自己的』選擇」。[20] 事實上，若稍考據沈從文的交遊，我們也能觀察到他是較為接近政治傾向上偏向自由、強調人道精神的作家。[21] 當然，到後來沈從文以自殺（未遂）作為他的封筆儀式，就可算是宣告著1949年後，「五四」內核的那種倫理精神實體的正式消亡，無論自己再如何贅／追述，也都無力回天了，就像他的遺言：「我對這個世界沒有甚麼好說的。」
最後，容我就1988年沈從文原應受頒諾貝爾獎（Nobel Prize）的「訛傳」稍作發想。事實上，諾貝爾獎所倡導的，正正就是一種深厚的、面向普世的人道倫理精神。在於中國作家群像，我同意王德威的話：「回顧一個世紀以來中國追尋現代性所經過的生死疲勞，高行健和莫言不約而同地表達文學『悲憫』的能量。悲憫不是聽祥林嫂說故事，因為『苦難』太容易成為煽情情觀；悲憫也不必是替天行道，以致形成以暴易暴的詭圈。只有對生命的複雜性有了敬畏之心，文學的複雜性於焉展開。」[22] 儘管在表現風格與外文譯介上，沈從文或許未如高行健或莫言般深得外國讀者與評審機關的青睞；但就中國現代作家而言，我認為沈從文對於生命那近乎是不忍打擾的悲憫目光與敬畏心腸，使得他確實便是最接近諾貝爾獎的一位。[23]
注釋
[1] 我曾如此寫道：「此時對上文提及的情感狀態作出逆置理解，我們仍將觀照得到相似的姿態：在現實的磨歷過後，當他試圖放手展露其苦悶的象徵，就並非是為了遣悲懷，而是意在遣其悲懷之永不能遣。進而，通過探索敘述行為的本體性，他的小說便『同樣指向一種倫理重建。』」參考勞緯洛：〈「贅述學」：多情卻被無情惱──漫談沈從文的文學與人生〉，《微批》，2020年10月11日；吳曉東：〈從「故事」到「小說」──沈從文的敘事歷程〉，載《長沙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二期：87。
[2] 傑姆遜：《語言的牢籠·馬克思主義與形式》（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47。
[3] 吳曉東：〈從「故事」到「小說」──沈從文的敘事歷程〉，87。
[4] 參考王德威：〈沈從文的三次啟悟〉，《抒情傳統與中國現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課》（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98–131。
[5] 王德威：〈「頭」的故事〉，《歷史與怪獸：歷史，暴力，敘事》（台北：麥田出版，2011），49–50。
[6] 金介甫著、符家欽譯：〈故都怪客〉，《他從鳳凰來：沈從文傳》（北京：新星出版社，2018），124–125。
[7] 王德威：〈「頭」的故事〉，37。王德威對應魯迅、沈從文與舞鶴所指出的砍頭情結（decapitation syndrome）其實極為精彩，從中我們亦能發想，沈從文那種不忍介入的「有情」凝視，以及對任何物事的意義永續懸置（或移置）的「想像的鄉愁」，很可能統統都是由此經驗而養成的。比如他自己從軍時寫作的《我的教育》，就有以下句子：「愛刺激。除了殺頭，沒有可以使這些很強壯的一群人興奮的事了。」
[8] 王德威：〈「頭」的故事〉，54。
[9] 王德威：〈批判的抒情──沈從文的現實主義〉，收劉洪濤、楊瑞仁編：《沈從文研究資料》下（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896。
[10] 金介甫：〈湘西少年〉，34。
[11] 金介甫：〈湘西少年〉，36。
[12] 事實上，這種凝視也是深具「鄉土抒情」的意義的。比如湘西陽戲與苗民儺戲之於沈從文，就仿若目連戲之於魯迅，二人同樣厭惡京劇，或許就更暗示著一種以鄉土（邊緣）反抗城市（中心）的情緒。
[13] 金介甫：〈青年時代：沈從文和湘西都在自謀出路〉，77。
[14] 王德威：〈「頭」的故事〉，39。
[15] 沈從文：《沈從文文集》第10卷（香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2），30。
[16] 參考金介甫：〈故都怪客〉，129；王德威：〈「頭」的故事〉，33–35。
[17] 金介甫：〈故都怪客〉，106–108。
[18] 唐偉、吳曉東：〈「細讀」和「大寫」：關于沈從文研究的訪談〉，《當代文壇》2018年第五期：84；亦收於吳曉東：《夢中的彩筆：中國現代文學漫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320–330。
[19] 金介甫：〈故都怪客〉，112。
[20] 王德威：〈「頭」的故事〉，39。
[21] 與他相熟或互有影響的，主要都是非黨作家。比如1924年郁達夫對其文才的發掘，1925年與徐志摩相交而獲得發表作品的機會，1928年與巴金、施蟄存等混熟甚至同居過一段日子，1929年與胡適、周作人等惺惺相惜，以及1938年聞一多對其作出聚會邀請。當然也有例外，比如我們都熟知沈從文早期與丁玲、胡也頻二人極為相熟，甚至可謂曾過著「三人行」的日子，但到後來二人成為左翼作家，沈從文與他們之間事實上也經歷了曖昧的決裂。惟非關本文主旨，按此不談。
[22] 王德威：〈從摩羅到諾貝爾：現代文學與公民論述〉，收王德威、季進主編：《世界主義的人文視景》（南京：江蘇大學出版社，2019），65。
[23] 甚至連馬悅然也曾說過：「在中國，要得諾貝爾文學獎，除了沈從文，有誰能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