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情與無情之間的辯證張力，從來作為現代中國作家的作品乃至真實人生裡，揮之不散的一大主題。這在不同作家身上體現作不同的形態，比如魯迅起初吶喊「救救孩子」的希望與晚年親睹左聯互相批鬥時的絕望，抑或茅盾早年對共產主義解放理想的激情與國共分黨後對革命事業的疏離，甚至是張愛玲曾經千迴百轉的深愛與歷盡風塵破碎後的無愛。[1] 這裡舉的例子，都可算得上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流的作家，而其中的「希望—絕望」、「激情—疏離」、「深愛—無愛」，則亦恰恰能夠歸入廣泛意義的「多情—無情」對立結構之下。而我以為，從沈從文的作品乃至整個人生看來，他是中國現代文學史群像裡，最鮮明、最透徹地呈現這種對於情的辯證體認的作家。
要對沈從文「知人論世」，除了他的小說、散文、文論甚或長詩以外，其自傳也非常值得細讀。《從文自傳》一九三四年於上海時代書局初版，四三年改訂並由開明書局印行。此書以第一人稱的視角，基本上總結了沈從文自身在湘西農村的童年經歷、少年時的冶遊見聞與讀書心得，以至側面自述了其豐沛的文學創作黃金時期。[2] 從中，我們得以集中考察並還原一個相對真實的「沈從文的前半生」，並對照其同時期的重要作品，或能試圖有機地解釋他人生的後期為何「放棄文學」，轉投向文物研究的因由。在一般讀者印象裡，沈從文大概是個未曾出國留學、形貌寒酸的「鄉下人」，但其實他的家世還是不俗的。他的祖父沈宏富曾獲授滿清提督銜，出任過貴州總督，年輕有為，雖因創傷早逝，仍為沈家後嗣奠下了的家業和名聲。其父親沈宗嗣承繼祖望，也曾任鎮守大沽的將軍，惟因庚子年間天津失守，家業也被毀去大半。至沈從文一輩，父親戰敗出逃、無仗可打，而母親又是讀書人，讓他到私塾知書識字，培養起決斷的文人氣度，卻也因着這份自由無憂的童年時光、逃學遊玩的經歷，養成了放縱不羈的處世態度。然而，家世頗具名聲，自幼受盡父母疼愛，閒時遊山玩水，這些都未為沈從文帶來樂天爽朗的個性。像大部分的傳統文人，沈從文雖很小的時候已經展露出聰穎明慧的心性，但在身體方面，除了常常咳嗽發喘（四歲時家人甚至因其大病，連棺木都給他訂製好了），而至長大後亦有神經衰弱與流鼻血病史，故也間接造成了其陰鬱執着的性情。我認為沈從文這副成長於散漫時光的病弱之軀，加上從中養成的孤獨、頑野、拙於與人相交，很可能是導致他作品中所呈現的「病理性贅述」（circumstantiality）之為一種重要文學觀念以至生命體認的主因。[3]
「贅述」這個詞並非新造。在晚清小說，比如劉鶚的《老殘遊記》，總有些與主線情節不甚相關的枝節，往往被略提一兩句，作者便以「不必贅述」帶過。而事實上，沈從文是五四群像上中少數有意識地承繼（或試圖對話與）晚清小說「說故事傳統」的作家。比如名作《邊城》那個著名的開首：「由四川過湖南去，靠東有一條官路。這官路將近湘西邊境到了一個地方名為『茶峒』的小山城時，有一小溪，溪邊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戶單獨的人家。這人家隻一個老人，一個女孩子，一隻黃狗。」[4] 就可算是典型中國傳統小說的開首鋪排，猶似是說書人的話說從頭。然而，相比於以引人入勝為目標而省略多餘說話的傳統小說，沈從文是恰恰相反，所有「不必贅述」的在他筆下就成為幾乎唯一值得敘述之事。於是，當我們細讀沈從文的作品，尤其《邊城》、《長河》等篇幅較長者，不難察覺他的故事非但是敘述（narrative），更是以贅述（iterative）的方式，始終動員拉長所要言說之事件與敘／贅述者眼光的距離，從而消解任何客體之間的張力，及其背所將後對主體施放的一切痛感。
這樣的書寫姿態難免顯得冷漠無情，似乎對周遭事物毫不關心，僅僅遊移旁觀而不介入，不少與沈從文同期或稍晚的作家和學者都曾因而詬病其人道關懷的欠缺。於此，我欲主要考察「沈從文的前半生」，並輔以1949前後他的經歷，針對這種指稱試為沈從文作出辯解。假若我們認知到沈從文這種「贅述學」（iteratology）表面上的「去人道主義」現象，並不是出於其文才匱缺，抑或天性冷血，並考察到他的成長病史，我們會發現他其實是刻意地使得自己筆下作品乃至人生取態，都內含着某種「畸形學」（teratology）的意味，於文學內部便體現成先天的言語障礙。這其實也就預先地印證了後結構時代以來，文學書寫本身被指認為德希達（Jacques Derrida）所說的延異（différance）──既是遲延，也是差異──甚若，真正的文學書寫往往只能是不斷裂變的詞不達意。[5] 如果這個須達之意（根據中國古典文學傳統理解，意也就等同於情與志）是五四文人所主流提倡的人道關懷精神，那麼沈從文始終在帶讀者繞路，首先便是基於這種對文學與人生的理解。而即使他長時間着墨書寫湘西鄉村的美好，其實也是形若內爆（implosion）地安插着影影綽綽的不協調感，仿佛始終有甚麼是隱而未言的，以更深邃的目光離遠見證着意義的懸置（aporia），甚至是因其永恆後發性所引致的無聲解彌。[6] 於是我們可以不無弔詭地指出：沈從文的所有「鄉土抒情」，俱非意在發掘書寫鄉土的美好可能，而是重新證明鄉土書寫的美好之不可能。
如此，在《邊城》、《長河》，甚至《湘行散記》等近乎牧歌（madrigal）的作品裡，沈從文就明顯不是單純地以文字築建一座遠離政治、陶醉個人精神追憶的阿卡迪亞（Arkadia）。反倒過來，這應當被理解作他之為非教條主義者（指涉上述的人道關懷精神，也包括廣泛意義的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的立場表露。如王德威精確指出：「正是有鑒於現代中國文學已經充滿意識形態的決定論或宿命論，沈從文拒絕以他的小說為任何論點做背書……拒絕為已經紊亂失序的中國社會再增添一道新的教條」。[7] 從王德威的論點接應我在上文提出的「贅述學」，其實便可把沈從文的敘述模式體認成佛家說的「言語道斷」：正因對政治的緘口不言，沈從文在其文學作品乃至整個人生姿態中，其實就表現着某種意義來說更為隱晦的意識形態實踐──他是以不說，作為淵默裡的雷聲。正因為不說，道得以在；而這種道就是區別於舉世喧囂的政治教條的「真正的言說」。所以，如果人道關懷精神是其時主流的詩學要求，沈從文則是以少數民族／少數文學（littérature mineure）的「人的不道」（不是完全不說，而是總要說些別的──詞不達意的言說）作出強硬反撥。當然，這也能對應沈從文畢生在面對中共神話時的鄙疑態度，以及一九四九年北平（今北京）「解放」之際，他甚至試圖自殺之故──「非常抒情的美的意境，可是這種意象，卻放在一個瀕臨瘋狂的語境裡。」[8] 這是有別於溫文形象以外，我們不能忽略的，執着得暴烈的沈從文；而他在1949年後「放棄文學」，作為現代中國文學的一隅內部圖景或現象，也大概算是文學史以至文明史上某種悲哀的預兆。
讓我們先繼續專注理解他的「贅述學」，嘗試再思其對「說故事傳統」的揚棄之意義所在。長久以來，假如說故事是藉由一層虛構化的距離，試圖以假弄真地作為驅魔的替代形式，則沈從文以他的「贅述學」讓記憶—敘述之門任意敞開，無限延長虛構化的疆域，試圖踐行並證明一回又一回驅魔之行的不可能，猶如進入鬼打墻的處境，以召喚「魅境」來詰解永恆「未竟」之途。當他親身發現故事往往是有始無終的──被打斷、又折返、再拖沓──若借王德威的慣用語，便是書寫者在惘惘的歷史（潛）意識中，迫使自身永續地言不及義，「從頭寫起」。如是，當我們再審視沈從文的「去人道主義」，自當發現他拒絕的也許不是人道，而僅是主義；而贅述就是他面對紛擾世界，所藉以拉長並消解任何意義的方法。若結合他的成長經歷考察，我們將更明白這種態度何以如此堅定。在小時候上私塾的路上，因慣於逃學，他偶爾會繞路到監獄前凝看屍體被小狗分吃，然而，他並無深刻情感，也只是離遠看着，甚至跟父親說：「我想看看人頭」。[9] 直至辛亥革命啟動新時代的來臨，他目睹了小小鳳凰縣裡各路軍隊以革命之名（革除某部份人的生存權利）所派生的大型殺戮，那時候沈從文只約十歲，正是知性初次啟蒙的階段，但他眼前卻是成百上千因着打仗，不知就裡地失去生命氣息的軀體：「我剛好知道『人生』時，我知道的原來就是這些事情。」[10]
在酷刑經驗（torture experience）中成長，沈從文並非對人的死亡麻木，而是學會對任何熱烈情緒──革命之名──擺出最冷靜不動的站姿。他基本上不曾作出張揚的人道批評，鮮於表露的同情情緒之對象也常常轉向劊子手是否道德的形上哉問──也許比起同時代作家，這是更具現代況味的生存體認與倫理選擇。惟循此理解到人道主義的辭令並不適合於解釋沈從文的書寫動機與視野，方能真正提出他並非無情、而是多情的可能：「對天地最無情事物，仍能作最有情的觀看。」[11] 我以為王德威此句話的重點，正是在於點出沈從文面對世界的態度是保持較抽離的觀看，而非介入，而這便是該種多情的表現。正因為愛，不忍介入。說到「多情」這個詞，於中國古典文學語境以降，指的其實就不僅僅是投情對象之多，更是投情之深；然而，多情卻被無情惱，淺情人孰知一二。（這其實是在五四傳統中非常罕見的，作家自願「包括在外」的現象，除了沈從文，還有張愛玲、錢鐘書等，都被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所精準把握到。）少年時混跡江湖、親睹殺戮的經歷，加重了沈從文深厚的歷史眼光與對現實世界的透徹認知，並造就其後來面對左派激進的革命氣氛時，仍能保持清醒地質疑，胸中情懷不為任何空洞教條所動。如此復思他所堅定實踐的「贅述學」，便能理解他正是藉由話語的內在建構，得以踰越對世界物事的任何意義上的耽溺──當然，他是深知自己作為革命時代的異類，比如他曾不無諷刺地陳說「不寫」與「胡寫」的意義，繼而冷冷道：「適時即偉大。偉大意義在文學藝術作品中已有了根本改變。」[12] 今天讀來，我們證知此言非虛。
1980年歲末，沈從文曾到美國聖若望大學（St. John’s University）進行有關《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的講演，甫開始他便憶述起小時候遇上革命屠殺的經歷：「這給我一個遠久的影響──就是認為不應有戰爭，特別是屠殺，世界上任何人都沒有權利殺別一個人。這也就影響到我日後五十年的工作態度，在無形中就不贊成這種不公正的政治手段。」[13] 這基本上便是他對整體意義上「反革命」的政治取態的自我承認。當然，在這裡「反革命」的意思也是流變的，並非等同中共語境中的反對份子，也非能理解成泛反對任何社會政治變化的因循思想──他的「反革命」主要是在於反對革命（或某政黨以革命之名）帶來的殘酷殺戮。以如此一種回溯目光再思「沈從文的後半生」，其實我們便能發覺，在中共建國後沈從文所呈現的生命狀態，已可謂是理想文學志業與現實人生處境的斷裂解離。若留意沈從文起初形似創建「世外桃源」的衷情，到自殺未遂後退求「瀟湘漁隱」的幻滅，在在可見他生命中不同階段對中國文學傳統圖式的對話乃至再演繹的意圖。而如果「沈從文的前半生」與「沈從文的後半生」並非像某些論者錯認是脫節的話，我們就不妨理解成在1949年大局已定過後，沈從文頓然切換姿態，不是滑稽地立即九十度「左轉」，而是選擇默默退避急流，試圖循沿審視現代歷史的挫傷結晶，並搖手召喚或許能與時代當下互相對話的某種古老意識，進而拾掇益助文明延續的契機──他堅持的原則依然是一個「情」字，他對天下蒼生、對美好文明有情，而且投情極深；故他反對教條的束縛，反對革命的非人性行為，即使是以凹折屈居的姿態──只盼以「多情」的生命真實，抵制「無情」的政治現實：「如把一切本來屬於情感，可用種種不同方式吸收轉化的方法去盡，一例都歸納到政治意識上去，結果必然問題就相當麻煩，因為必不可免將人簡化成敵與友……必然會形成一種不健康的隔閡，猜忌，消耗。」[14]
接下來我想討論的是有關「鄉愁」（nostalgia）的問題，稍微讀過沈從文相關研究的讀者應也不會對此感到陌生。我之所以仍欲在巨人肩上多添一把嘴，乃是因為我將指出以「鄉愁」作為表現形態的「多情」，是如何透過想像的方式，始終能動地貫徹其敘述學──「贅述學」的可能。我想，還是要從與《從文自傳》同期的兩部代表作談起。《邊城》與《長河》，是沈從文分別在1934和1938年，兩次從城市返到湘西時創作的長篇小說作品──兩部有關「鄉愁」的作品。驟讀下去，我們或能感受到，前者的情緒是相對樂觀的，而後者則相對悲觀。為解釋這種落差，王德威提出了一種閱讀可能：前者是空間的，後者是時間的。[15] 當然，他的話不可能這麼直截。不論從自古以來人類所感受的主觀世界，抑或當代理論物理學的維度學說，都教我們知道，空中有時、時中有空，時間與空間本是緊密難分的。王德威的論述常常舞得「天花亂墜」，我絕非貶損，而僅是點出我們作為讀者除了甘願被其想像力和生命力刺激眼球，也好應觀照此中複合辯證的精彩深意。依我理解，王德威所強調的應是《邊城》裡所呈現「由城到鄉」的空間意義的逃逸意志，因着某種原因，在《長河》裡變成了時間意義的回溯意志。在《邊城》裡，沈從文嘗試超脫人類學意義而對原鄉作出純藝術性的描述，促使原初激情的神話得以可能。然而，因着現實的步步壓迫──正如上文所說，他是藉由自身書寫，重新證明了鄉土書寫的美好之不可能──導致他不得不對人世更感悲觀，而直面那反覆纏祟的歷史夢魘：一種因時間脫節引來的斷裂感所產生的神經衰弱式原鄉衝動。於是，到了《長河》，沈從文的逃逸意志便率先體現為依附時間的回溯意志。這種形若屈原的惘惘焦慮，當然也涉及「解放」神話對其敏銳天性所帶來的危機預感，甚至那鋪天蓋地的革命情緒，也勝過了沈從文本來對於空間轉換的想望。
在《長河》裡，沈從文叨叨絮絮地訴說他對（中共）現代歷史壓倒性「重造」的悲觀情緒，正是再一次印證了，連那時間回溯的終點也是憑空懸置、無所依歸的──不僅是完而不了，而是沒完沒了──此恨綿綿無絕期。而假若敘述（narratives）的意義甚至能超過於事件（event），那麼敘述行動本身作為原鄉神話的置換與再述的內在價值，也在事件的場域開展（情感內爆）之瞬間便已然完成。於是，我們甚至可以反證事件結局的毫不重要，既不會影響敘述效果，亦不會破壞文本的完整性──永不可即的結局，更作為了沈從文持續踐行書寫意志的空洞所指。（就像蕭蕭或翠翠的愛情幻想永遠得不到滿足。）此時對上文提及的情感狀態作出逆置理解，我們仍將觀照得到相似的姿態：在現實的磨歷過後，當他試圖放手展露其苦悶的象徵，就並非是為了遣悲懷，而是意在遣其悲懷之永不能遣。進而，通過探索敘述行為的本體性，他的小說便「同樣指向一種倫理重建」。[16] 惟有藉此路徑，我們方能解通王德威提出這種「想像的鄉愁」並非期望「復活」已然錯置失離的時間與空間，而是着眼創造一種包含嶄新倫理意義的「想像的過去」，甚至是為了積極地廓清在新時代底下所謂「文人性」究竟作何意義。
鄉愁既然能夠僅作想像，其中一切指涉便得以理所當然地「毫無根據」，也就是說，故事的真實與完整，已被徹底消解離場了。在這樣一層理解下，我們就得以更清晰地理解沈從文的「情」與「贅述學」的關係。事實上，沈從文自身對所謂「『有情』敘事」亦是多有深思的，比如〈抽象的抒情〉裡，他便提出可把語言、文字當作一種「抒情」看待，這是大陸新文學史家與抒情傳統論述諸家俱曾專論詮釋的。而我觀察到的是，當敘事的鄉愁所指已被抽空，他的「情」便能夠自由地透過想像的超越，深嵌在於敘事其中，應該說，與敘事本身同義。這就呼應了普安迪（Andrew H. Plaks，亦譯作：浦安迪）所說：「在一部敘事作品中，聽說話人的聲音往往比聽故事重要得多 。」[17] 而當逝水年華只能透過敘述回返，則追憶的形式便已僭成了記憶內容的本身：一種召喚記憶的語調（tone）──沈從文對中國文明、對天地蒼生的「多情」既然難以言說，甚至是「言語道斷」；那麼他便藉由想像把情（此處指向對美好世界的「鄉愁」）的對象懸置，讓那剪不斷、理還亂的情得以最深刻地傾注於贅述的語調本身，作為聲音，作為虛構而古老的招魂歌。這種對原鄉始終徵逐、又無法趨近的姿態，使得沈從文（前半生）能夠永恆展現其對有生三千的一往情深：「文學藝術的形成，本身也可說即充滿了一種生命延長擴大的願望。」[18] 如是，回到夏志清所指出沈從文以自身作品「肯定了神話的想像力的重要性」，[19] 我認為毋寧可更精簡地說，沈從文所肯定的其實是「想像」本身，以為保全（首先是形上的）自身生命的唯一要則。而假若沈從文證得菩提可向心（想像）覓，讀者又何必大費心神「破譯」任何意義下的文化神話？[20]
只是，沈從文自己也深知，他註定是個生不逢時的異類。那是革命神話的年代，是真摯與虛偽、多情與無情被歷史「重造」而始終顛倒的年代。他的「贅述學」是同代文人所不能理解的，更由此對他生出諸多指謫與難以辯明的扭曲。相對於魯迅一脈甚或是左翼的寫實主義現實主義，沈從文是截然對立的抒情而詩化；而雖然籠統地作為京派一員，甚至作過不少文章筆討上海文人，但我認為沈從文與京派那種要求文學與政治相隔的氣派仍是存在一定差異的。正如上文提及，他是自願「包括在外」的，故不得不承受此中的孤獨與痛苦。沈從文的弟子汪曾祺便曾以《邊城》為例，指出其作品裡往往帶着一種「痛惜情緒的懷舊」，[21] 我想這也是沈從文見證着無人理解自己的深痛──因為，無論在何等程度上指向集體，他的想像總應先是個人的，因此也是痛惜、更是自憐的鄉愁。他多情，多情又作何用？多情總被無情傷。這種「傷」是無法在現世解救的，只能於精神世界試圖跨越，這就是我欲指出沈從文的「多情」的最終一層：一種寬宏的「神性」體悟。這其實是沈從文自己的用語，他期望以書寫捕捉隱藏在世間的「神性」聲音：「一切靜寂只有一組聲音在動，表現生命純粹。」[22] 我想此中值得留意的是，他追求的從來並不是神，而是某道因想像而生發的，超越了塵世是非利害的──因對生命本身過於深情，而顯得「非人情」的──聲音。[23] 甚至，他就這樣以想像消抵傷害，成為各種現世刑罰之途上，最深情、也最自由的人：「把處罰的痛苦忘掉，處罰的時間忘掉……我應感謝那種處罰，使我無法同自然接近時，給我一個練習想象的機會。」[24] 這是凡人註定無法聽聞的，薛西弗斯（Sisyphus）山上的鳳凰鳴聲。
聞說在湘西鳳凰聽濤山上，沈從文墓碑上鎸刻着這麼一句：「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就作家論的層面審視其「鄉下人」作家神話以及之後的傳奇轉折，沈從文的確是個不折不扣的赤子，尤其是對於文學的專情，讓他無愧作為時代中最持守對文學乃至生命信念有所「執着的文學者」。[25] 而這種極深而極孤獨的「多情」，更指向他對歷史文明與社會倫理的擔當，讓其同時作為薩伊德（Edward W. Said）意義的「知識者」。[26] 試問整個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此等偉大，能有幾人？我想大概如金介甫（Jeffery C. Kinkley）所示：同時代裡能與沈從文一比長短的，就只有魯迅，這實在不能算是對魯迅不敬。[27] 我深信一點：被沈從文的「情之所鍾」所深深打動而極欲為其翻案者，必定不止我一人。然而，他的綿長鳴聲註定是屬於無人的山河的，而從不為世人所輕易理解。也許，瞿秋白晚年的慨嘆亦能套用到沈從文的身上：「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28] 凝佇其猶如長河贅述的文學與人生之前，每個道是無情卻有情的瞬間──有情固難知，何必說？他對這個世界沒有甚麼好說的。
後記
讀沈從文對我而言是很獨特的經驗。中學時因友人贈書，家中書櫃有了《邊城》。然而少年時我大概更喜歡讀古龍的《邊城浪子》？沈從文予我的感覺始終是文筆拖沓，不甚亮麗，他的好那時候我是未懂欣賞的。後來忘了何故，家中《邊城》又轉讓出去。至上大學後，方始認認真真地循中國現代文學史讀，對廢名（即馮文炳）產生了喜愛，尤其是他的長篇小說《橋》。因興趣翻查廢名的研究資料，我注意到其對沈從文乃至汪曾祺一脈的影響；另一方面，因那時候亦曾着迷於夏氏兄弟與李歐梵、王德威等的中國現代文學論述，察覺比起大陸「正朔」，美國漢學的視野很常落到沈從文身上，讓我心生好奇。如此種種，算是引導我從中重新「發現」了沈從文。後來暫居台北的日子，我常常逛二手書店，因緣際會之下買到了《邊城》、《長河》、《從文自傳》等，回到香港大半年，終於有空餘時間捧讀。如今讀來，對照時代裡政治現實的壓迫，抑或個人情感狀態的紛亂，俱別是一般滋味於中難言。某夜輾轉不眠，想起蘇東坡有句：「多情卻被無情惱」，深有感受，故為此文記之。至於「贅述學」的種種想法，於此只是淺略提出，或顯鬆散，日後定將再就沈從文的創作為文專論。
注釋
[1] 關於張愛玲筆下乃至其人生對「愛」的主題是作何體認，甚至說她是多情還是無情，相信當代研究者也未敢定奪。我曾作文提及相關問題：「我聯想到香港作家黃碧雲在《無愛紀》裡如是寫道：『在這難以安身的年代，豈敢奢言愛。』這句話其實亦與曹七巧（甚至也是張愛玲）的生命軌跡有所疊合：人若言渴求愛，也不過是在時代亂流中，對自己的愛；愛其激烈，愛其自毀。如此，張愛玲就以書寫七巧的生命，如是啟示我們：當時代迫使我們無知、或無能於愛，也許無愛、抑或自愛，便是我們所能動員的，最卑微但也最深切的愛──這可謂一種形相匱乏的愛的辯證學……」參考勞緯洛：〈百年還魅張愛玲：從《金鎖記》談到時代裡的愛怨懼〉，載《明報》世紀版，2020年9月25日。
[2] 沈從文極具代表性的兩部長篇小說《邊城》與《長河》，分別創作於1934年與1938年，均是與《從文自傳》屬同一時期撰寫；沈從文絕大部分的創作，應該都在1930至1950的二十年間。而對應「沈從文的後半生」，就應參考他寫於1966至1976年間《沈從文家書（1966–1976）：離亂期的鬱慮深憂》（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以及張新穎著《沈從文的後半生：1948–1988》（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惟本文希望就沈從文的文學創作與人生取態作出並置時間的考據，故會更集中論述他的前半生。
[3] 關於沈從文對自身內向性格的描述，參考沈從文：〈一個人的自由〉，收《沈從文全集》第二十七卷（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7–8。
[4] 沈從文：〈邊城〉，《沈從文自傳》（台北：聯合文學，1990），123。
[5] 我估計這也跟沈從文年輕時曾寫大量明信片與信件來打動張兆和的經歷有關，想必是在那時沈從文對德希達論到的明信片意象所指向的文學之為延異的道理有著深刻的體會。
[6] 關於懸置（aporia）的概念，可在此稍再解釋。事緣早前我跟某編輯談起“aporia”這個詞，我把它理解成「懸置」，他則理解成「無法化約的矛盾」，似乎頗有不同。於是我略作查證：“aporia”在詞源上本身是指病理學意義的空腹，即血糖低之類構成的暈眩、飢餓，在形而上學被理解成某種匱缺的狀態，到了當代的哲學修辭語境，便意味著物事A到物事B之間，永遠無法通行的困境。「無法化約的矛盾」應為引伸義，即把握到從物事A到物事B之間所呈的那種不斷竄延繞路，並永遠無法達到既定「真實」的匱缺狀態；至於懸置則應為另一引伸義，從病理學的本意，推演到對「慾望—主體」的完整性之渴求，是為一種永不可即的鄉愁。因此當慾望是懸置的，身體是懸置的，精神是懸置的，文本意義固然也是懸置的。
[7] 王德威：〈「頭」的故事〉，收《歷史與怪獸：歷史，暴力，敘事》（台北：麥田出版，2011），38。
[8] 王德威：〈沈從文的三次啟悟〉，《抒情傳統與中國現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課》（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年），112。
[9] 沈從文：〈辛亥革命的一課〉，《沈從文自傳》，22。
[10] 同上，25。
[11] 王德威：〈從頭談起〉，《小說中國：晚清到當代的中文小說》（台北：麥田出版，1993），25。
[12] 沈從文：〈抽象的抒情〉，收陳國球、王德威編：《抒情之現代性：「抒情傳統」論述與中國文學研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243。；原收《沈從文全集》第十六卷。
[13] 沈從文：〈從新文學轉到歷史文物〉，收劉洪濤編：《沈從文批評文集》（廣東：珠海出版社，1998），443–444；原收《沈從文文集》第十卷（廣東：花城出版社，1984）。
[14] 沈從文：〈抽象的抒情〉，245–246。以我猜想，這也許就是為何如此執著桀傲的沈從文會答應周恩來讓他作《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並參與編寫《中國歷史圖譜》的要求，排除任何權力壓迫的情況的話。
[15] 參考王德威：〈原鄉神話的追逐者〉，《小說中國：晚清到當代的中文小說》，249–278。
[16] 吳曉東：〈從「故事」到「小說」──沈從文的敘事歷程〉，《長沙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二期（2011），87。
[17] 普安迪：《中國敘事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18。
[18] 沈從文：〈抽象的抒情〉，240。
[19] 夏志清著、劉紹銘譯：〈第八章 沈從文〉，見劉紹銘等譯：《中國現代小說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5，第2版），144。
[20] 這處當然是暗用了《六祖壇經》的佛偈：「菩提只向心覓，何勞向外求玄？」
[21] 汪曾祺著、劉濤評：〈又讀《邊城》〉，《汪曾祺論沈從文》（揚州：廣陵書社，2016），105。
[22] 沈從文：〈潛淵〉，收《沈從文全集》第十二卷，25。
[23] 關於「情」與「非人情」之間的辯證關係，我認為夏目漱石與沈從文有著相近的看法，於此就不冗述。參考夏目漱石著、劉子倩譯：〈草枕〉，收《草枕：隱逸美學的極致書寫，夏目漱石最具詩境經典小說集》（台北：大牌出版，2016），5–205。
[24] 沈從文：〈我讀一本小書同時又讀一本大書〉，《沈從文自傳》，11。
[25] 唐偉、吳曉東：〈「細讀」和「大寫」：關于沈從文研究的訪談〉，《當代文壇》第五期（2018），84；亦收於吳曉東：《夢中的彩筆：中國現代文學漫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320–330。
[26] 同上，85。
[27] 參考金介甫著、符家欽譯：《他從鳳凰來：沈從文傳》（北京：新星出版社，2018）。
[28] 瞿秋白：《多餘的話》（長沙：岳麓書社，200年），319。我想到王德威亦曾說過：「沈從文的話也是『多餘的話』，入不得當代理論家的法眼。」參考王德威：〈「有情」的歷史：抒情傳統與中國文學現代性〉，《抒情傳統與中國現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課》，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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