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於黃涵榆《附魔、疾病、不死生命》一書
1976年夏天德國少女安娜莉絲（Anneliese Michel，1952-1976）死於巴伐利亞地區小鄉鎮Klingerberg家中，遺體上佈滿嚴重挫傷，且有過度飢餓的跡象。當地法醫獲報到場勘驗，因為懷疑存在非自然死因，拒絕開立死亡證明。經調查顯示，兩位天主教神父Alt和Renz對據稱被惡靈附身的安娜莉絲施行好幾個月的驅魔儀式，期間神父們都沒有請求醫生採取任何醫療措施。事件傳開之後引發大眾媒體關注，成為廣播報導內容，頓時激起大眾對於驅魔儀式的好奇。鄰近地區的一位Hermann Heim宣稱手中握有安娜莉絲驅魔儀式實境錄音帶在村中播放，後來被檢察官沒收，且牧師必須接受調查。不久之後，安娜莉絲雙親和兩位執行驅魔儀式的神父都以過失殺人的罪名遭到起訴。整個德國社會、甚至國際社群持續關注案件的發展，《新聞週刊》（Newsweek）1976年8月23日還以「附身」為題做了專題報導，相關書籍與節目討論惡魔與罪惡的存在事實或虛構，引發教會、學界和醫界之間的紛爭。本案被告於1978年春天被判處緩刑，即便他們都在整個事件發展過程中面對了大眾嘲諷和譴責。核准驅魔儀式的主教Stangl甚至因為輿論攻擊過度自責悲傷而中風，死於1979年四月初。真實案例於2005年翻拍成電影《驅魔》（The Exorcism of Emily Rose，2005），觀眾得以貼近主角艾蜜莉的生命經驗和驅魔神父面臨的信仰與道德掙扎。
安娜莉絲從十六歲起就開始出現昏厥、尿失禁、呼吸困難、驚恐、痙攣，最後則開始有看見可怕的臉孔和被異物附身的感覺，輾轉經過幾位神經科醫師治療都徒勞無功，甚至無法檢查出確切病因。在這種情況下，驅魔儀式──現實與電影裡她本人都不反對──是不得不的選擇嗎？對誰而言是或不是？實證科學和法律的見解對於安娜莉絲的生命必然具有正當性更強的話語權和宰制權嗎？在整個過程裡，安娜莉絲不再是她本人，她的身體和心靈的所有權和決斷權不再屬於她，她的身心靈成了自然與超自然、神靈和惡靈，以及宗教和醫學、司法爭鬥的戰場。
這本書的研究和寫作計畫起於幾年前的一個夜晚無意中在YouTube上看／聽了安娜莉絲的「驅魔實錄」。當下也許是太具有震撼性、過於詭奇，我並不清楚自己有甚麼樣的情緒和理智上的反應（或者該有甚麼反應），但隱約受到了某種無可名狀的召喚：那不是甚麼偉大洞見、志業和願景的召喚，而是扭曲變形、極端的痛苦，是已被排除在「正常」、「健全」、甚至「人類」範疇之外剩餘的生命（甚至是否還能被稱之為「生命」也不太確定），姑且稱之為「不死的」（undead）生命。後來重看了幼年懵懵懂懂過看過的、恐怖影像（如：三百六十度旋轉的頭）一直印刻在腦海裡的《大法師》（The Exorcist，1973）。我開始思考：在面對那些扭曲變形的身體、黏稠的青綠色嘔吐物、惡魔嘶吼咒罵等影像時，除了驚悚、害怕、噁心之外，還可能或應該有甚麼反應？「附魔」只是一種怪誕、超自然、非理性的迷信狀態嗎？當生與死之間的自主選擇已是不可能或無關緊要，「人類」所承受的非人的折磨與苦難似乎抗拒着明確的倫理思考與判斷。《大法師》中附魔的芮根是否應該為她直接或間接謀害的三條生命負責？為何《驅魔》裡的驅魔師劇終得到的判決是“You’re guilty, but free to leave”？我們與不論是真實案例或電影裡的附魔者之間是否還有認同的可能……？這麼說吧：這本書企圖「回應」那不死的生命，當恐怖不再意味着賤斥（abjection）、不再只是（社會文化建構的、意識形態防護和移轉機制的一部份的）恐怖。
「妖魔」、「變態」、「偏執」、「邪惡」、「不死」是我過去幾年所執行的國科會（現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的關鍵詞，也是閱讀、思考、寫作的核心議題。我一直從偏鋒或極端狀態探索生命的真相，這本書大致也是在這樣的路徑上所撰寫的。我試圖暫時先拋開自然與超自然、理性與迷信、人與非人、善與惡……諸多的認知、倫理與本體的界線，並企圖重新檢視這些界線。此外，這本書也代表我在既有的精神分析與生命政治的理論基礎上，尋求新的研究客體，以及建立跨領域連結的可能性。「附魔、疾病、不死生命」這樣的計畫將有着悠遠宗教、社會與歷史脈絡的生命現象，置放於包括神學、倫理學、醫學人類學、精神分析、生命政治的理論視角。
第一章「附魔與疾病研究的跨領域視野初探」算是本書的濃縮。我在這本書所討論的是西方基督教文明的「附魔」，而不是涵蓋範圍更普遍的「附身」；換言之，並不是所有形式的附身都是魔性的、會傷害靈的載體。本研究着重附魔者、惡靈──也就是惡魔學（demonology）──與驅魔術的三元性結構。附魔的症狀與各種身體與心靈的病變（如：多重人格和癲癇）糾葛不清，但無法完全從病理學和精神醫學的觀念解釋，總是鬆動了醫學的分類與解釋系統。即便是疾病本身也不完全是醫學上的問題，而是有社會、語言與文化、政治與心理方面的因素。除此之外，本章還討論了作為一種生命治理技術的驅魔術和作為附魔和驅魔知識基礎的「惡魔學」。惡魔學顯示了一個重點：每個時代與社會都有各自敘述與想像的惡魔、各自將恐懼焦慮投射到惡魔的方式。從附魔者的身心症狀、惡魔與驅魔三個面向談附魔的問題強調的是多重決定、跨領域的視野，本章也順着這樣的理路提出了包括基督教神學、生命政治、精神分析與醫學人類學的初步理論觀點，在本書接續的幾章裡都將作更深入的闡述與應用。
第二章「驅魔與療癒：基督教神學觀點」先以《新約》裡的〈福音書〉與門徒書信裡諸多的附魔／疾病敘述為範例，顯示病痛與災難在初期基督教裡具有罪的意涵，而真實信仰則是得到療癒與寬恕的不二法，基督所施行的驅魔與療癒因此具有凝聚基督教社群、強化治理的權威。由此我們看到《新約》體現了基督與惡靈、信仰與罪過、療癒與附魔／疾病對抗的啟示論生命和宇宙觀。接下來討論奧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354-430 AD）的神義論（theodicy）與「惡的匱乏論」（evil as privation）：也就是說，邪惡之為一種匱乏並不表示空無一物，而是一種「偏離」良善與上帝安排的世界的「實質意志」。阿奎那斯（Thomas Aquinas）則接續奧古斯丁「惡的匱乏論」，賦予理性哲學的深度，更強調惡的根源在於自由意志的選擇；兩人的神學觀點都成了日後基督教體制面對異端與巫術的正統觀點。本章最後以《女巫之槌》（Malleus Maleficarum）為例，聚焦惡魔與巫術經由甚麼樣的神學與宗教論證被「建構」出來，當中以涉及到生命政治的問題留待第三章做更深入的探討。
第三章「異端、巫術、附魔：一些有關生命政治的思考」如標題所示，主要探討異端迫害、獵巫與驅魔的生命政治面向。我先討論晚期中古到早期現代歐洲（約十三世紀至十七世紀中）的異端與巫者獵殺的歷史脈絡。我不會刻意從「集體精神病發作」的方向談這些問題，而是強調必須關注是甚麼樣的（神學和疾病）論述、世界觀、（惡靈）想像和（司法審判）權力配置、複雜的政治與社會現實讓「異端」和巫者成為危險的、邪惡的、可辨識的、必須獵殺的仇敵。接下來我以發生在1630年代法國中西部小鎮盧丹（Loudun）的巫術與附魔事件進行個案研究。借用傅柯（Michel Foucault）和狄塞度（Michel de Certeau）的觀點，我要特別討論附魔者的身體被甚麼樣的權力運作介入、教會體制如何透過驅魔儀式強化生命政治司牧權（pastoral）與生產真理，以及整個事件牽動的宗教、醫學與各種知識體系之間的緊張關係。
本書的核心理念是：附魔和疾病（以及兩者的糾葛）都是在特定的歷史、社會、文化、政經脈絡下被決定、被建構的，無法免除網絡化的權力、知識、論述之間的糾葛。再者，（精神）醫學理性無法定義自身，無法切斷與疾病或瘋狂的詭奇分身關係，甚至必然指向或依賴外於醫學（extra-medical）的框架範疇，那些無法被科學理性命名制伏的不死生命，如同第三章所談到的教會體制透過獵殺異端才得以重建與強化權威。本書第四章「附魔、檔案與不死生命：現代精神醫學與精神分析脈絡」首先取徑傅柯，簡要地論證現代精神醫學如何需要不斷介入、界定瘋狂，以施展其權力。接下來討論夏科（Jean-Martin Charcot）的歇斯底里研究與講學如何打造出一個「歇斯底里劇場」，象徵層次上是附魔與驅魔的奇觀。接着，我將從佛洛伊德所分析的史瑞伯（Daniel Schreber）與十七世紀的日耳曼畫家海茲曼（Christoph Haizmann）兩個附身／魔檔案，延伸到精神分析視角下的不死生命。
本書強調對於疾病的理解不應侷限在宗教與實證醫學的框架裡，而應該更貼近即身的病痛與苦難經驗。第五章「病痛敘述：醫學人類學觀點」將先簡要地描繪現代醫學史，探討疾病、健康與療癒所牽涉的複雜的、不均等的知識與論述、權力與想像的配置。接着藉由桑塔格（Susan Sontag）、凱博文（Arthur Kleinmann）、芮德利（Alan Radley）和符蘭克（Arthur W. Frank）等人的醫學人類學著作，從病痛敘述（illness narratives）探討疾病與病痛的社會文化建構，希望能開展出病痛敘述作為一種生命證言的倫理意義。
我在我所屬的外文學門裡從事研究工作總是嘗試跨越學科界線，讓自己的研究可以「不是／似」外文學門。不知道這算不算一種死亡欲力（death drive）？這本書以附魔、異端、巫術和病痛為研究課題，希望能帶着讀者走向宗教、政治、醫學、或常態與健全的邊界，從那裡用不同方式看待苦難、病痛和生命，如果有甚麼倫理可能性──如果有的話──就從那裡開始。
由衷感謝（編按：台灣）科技部（前國科會）人文司過去十多年長期對我的專題計畫的支持，讓我能夠有足夠的資源從事研究與論文寫作。我也要感謝兩位助理翊鈞和卉薇任勞任怨協助處理和行政官僚打交道的工作，讓我能免於過早精神崩潰。感謝「哲學星期五」那一夥哲學狂熱份子給了我很強的感召。感謝高教工會的夥伴們無怨無悔的付出，讓我謹記在學術工作之外該關心甚麼。感謝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同仁平日系務的協力合作和台灣人文學社夥伴們大大小小事情的情義相挺。對於台南老家的家人和台北家中兩位「永遠的女孩」的感激難以言表，你們都是我能夠完成任何事情重要的助力。
這是一本未完成的書，該想的、該寫的都溢出書本有形的邊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