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標題為編輯擬定
阿甘本佛系抗疫論引起輿論嘩然，香港似乎滿足於標籤左膠了事，鮮見深入批評。有說當務之急應專注實務而非空談理論，其實危機時刻正是檢視理論的好機會。要反駁阿甘本，就要在阿甘本的地盤。
阿甘本斷言，新型冠狀病毒一般症狀輕微，感染人數又不及流感，所謂全球大流行不過是一場人為危機，方便國家借例外狀態無限擴權，人權、憲法與民主僅屬非緊急時期的門面，一如反恐戰爭揭幕，人民通通變成潛在恐怖分子，疫症陰霾／謀之下，所有人都是隱形帶菌者，一條條任政權擺佈的裸命。如果以為以亂謀權僅僅發生於中國和香港一類獨裁地區，民主國家得以免疫，想法未免太天真，阿甘本上承施密特的例外狀態論不正是針對自由民主政體而發？政府一宣佈緊急狀態，一切法律保障即時懸置，推翻民主的手段本身就內嵌於主權國家之中。阿甘本告誡話音剛落，匈牙利已經政變完成：緊急抗疫條例賦予政府無限專制權力，包括選擇性執行法律、無限期擱置選舉、以打擊假新聞為名監禁異己，新例不設日落條款，何時復歸常態任憑執政黨發落，匈國儼然已由不自由民主政體變成不自由獨裁國家。
國家獨裁傾向固然值得警惕，無所作為卻不見得就能解困。政權為培養群體免疫，坐擁資源卻撒手不管，市民豈不變成遺棄在疫症面前的「神聖之人」（Homo sacer）：被秩序排除在外（不獲診治）同時包含在內（禁足隔離），生死有命，任由病魔主宰？慨嘆裸命（zoe）缺乏政治生命（bios）有其道理，但當求存也成問題，理念人生實在無從談起。阿甘本之所以忽視此一觀點，源於低估武漢肺炎的致死率、傳染力和後遺症，與流感比較更是引喻失義：不少流感種類已有對應疫苗，新型冠狀病毒除了療法欠奉，疫苗何時面世尚是未知之數，遑論產量能否滿足全球所需。
阿甘本《例外狀態》成書於2003年，正值伊拉克戰爭序幕，此前美國國會自閹，奉行政府權力至上（governmentalism），警權隨同恐怖主義定義大幅延伸，一經國安局懷疑，毋須審訊即可無限期收押關塔那摩灣。愛國反恐大纛之下，美國對內實施緊急狀態，對外同樣化身例外國家：相比老布殊徵詢聯合國同意後方才出兵波斯灣，小布殊罔顧各國反對揮軍中東，由帝國（empire）演變成不折不扣的帝國主義（imperialism）。的確，美國如今武漢肺炎致死人數已超越九一一死難者，司法部明令「故意」播毒即可控以恐怖主義罪名，全球多國施政辭令亦普遍染上戰時敵對色彩，反恐引爆一場美國史上最長的對外戰爭，抗疫同樣有機會觸發一場長期對內戰爭。
然而正南希指出，現實是科技進展前所未見之劇，將世界由人流到物流層層緊扣，不待政府宣佈，另一種例外狀態經已進駐日常，封城隔離之舉粗暴剎停全球化，反而懸置了原來的慣性異狀。再者，觀乎美國疫境苦況，最受打擊的基層本身不已苟活於緊急狀態之中？近半美國人倚賴公司提供醫療保險，疫情業已掀起裁員潮，缺乏醫保人士（包括上門醫護人員）面對高昂檢測治療費用往往卻步，近年美國就有三分二破產申請肇因於醫療負擔，遑論數以百萬計無從隔離的囚犯和無home可stay的露宿者。套用2005年卡崔娜風災報道一句時評：武漢肺炎並無將美國變成第三世界，而是揭露了美國即是第三世界。一如南希批評，阿甘本過分強調政權角色，而政府不過是「神態凝重的執行者」，以致忽視例外狀態的多重層次，失諸片面。
將抗疫與高壓統治扣連，可追溯至傅柯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理論。《規訓與懲罰》申述全景敞視（panopticism）形塑現代管治思維一章，便是以十七世紀法國瘟疫封城模式為引例：「瘟疫既為一種真實同時幻化的失序形式，有其醫學及政治上的相應規訓。規訓機制潛藏對『傳染』的恐懼記憶：瘟疫、叛亂、罪案、流民、逃兵、來去不羈生死脫序的人。」阿甘本受其啟發，反對一切規管生命的舉動，然而生命政治不必然是操控生命的政治，亦可以是關護生命的政治。據索泰拉斯（Panagiotis Sotiris）理解，傅柯並無斷定生命政治一定專制，晚期思想更指向一種「由下而上的生命政治」：基於誠實敢言（parrhesia）以及自我關懷（epimeleia heautou），各盡本份所催生出的大規模行動旨在守護真相與大眾，不同於政權加強監控的手段。就抗疫論，如果自我隔離與及保持社交距離出自為己為人的責任感而非政府規訓，行動賴於普及知識與集體討論而非專家權威的話，就能以非強制方式凝聚社會力量，實踐民主化甚至是共產主義式的生命政治。
洪席耶曾經批評阿甘本以本體論詮釋政治，將一切歸結於主權與人民之類概念的本質，只會演練出一套宿命論，人民對政治理念的追求自由若非從缺亦會受礙。是次左翼對阿甘本不滿之處同樣在於其側重上而下的宰制而忽略民間的能動性，尤其當全球示威年交替成世界瘟疫年，對抗爭者而言，面對國家以疫謀霸，阿甘本的理論並無導向出路之餘，反而加深現實的無力感。或者，外界對佛系抗疫論之所以如此反感，最大理由恐怕並非出於不同意阿甘本，而是害怕有朝一日必須同意阿甘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