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於1949年的吳煦斌，作品不多，但常常吸引讀者翻看重讀。她的文字精闢鮮明，作品中關注的議題，對不同時期的社會狀態常帶來重要啟迪。《牛》（1980）在2016年由牛津大學出版社修訂出版，同年香港文學館策劃了「恍惚的、遙遠的、隨即又散了──吳煦斌對話展」，開啟藝術與文字的對談，並呈現吳煦斌對自然的細膩觀察。如鄧小樺所寫，在吳的文學世界「自然是一種世界觀，以及是鮮活可觸的生活世界… 我們看見自然、聽見自然、嗅出自然、嚐到自然、觸摸自然」。（5）自然在吳的文字中開花，與當時七、八十年代集中寫城市發展、經濟命脈的主流迥異。不少評論均指吳的生態學背景，成就了作品中對動植物的細膩觀察，與及衍生的一種切身關愛。若針對當時的文學背景，吳的作品不單偏離了建構香港都市的主調，而且也是少有的女性作家在作品中貫徹地呈現一種與萬物共生的理念。「自然」、「生態學」是當下重要的學術及社會題目，筆者也嘗試以短篇小說〈獵人〉（1978）為例，討論吳的作品中對生命萬物的觀察。
孩童的目光
吳煦斌早期的作品中經常出現父親及孩童的角色，無疑孩童承載了一種對未來及未知的好奇，敏銳地觀察世界的各種好與壞； 如〈牛〉、〈石〉、〈山〉、或〈木〉中，也有孩童的身影或角度。一方面，孩童是一種內化的香港都市狀態，提供讀者一種面向挑戰、面向發展的心理準備；另一方面，孩童未被成人世界所同化的特質，也可以理解為對文學獨立性的省思。雖然從今天的社會現實看來，吳寫自然、寫樹木、寫動物，有一種切合當下對環保及氣候問題關注的功用性；但若把作品放置於當時的文化脈絡，文本承載的是一種相反的意識，寫自然是寫非功用性的事，是寫有別於現代化進程的論述。如果以馮偉才編的《香港短篇小說選（七十年代）》（1998）作為認識香港七十年代文學的窗口，便會發現當中主要涉及的課題往往環繞現實生活的困頓、知識份子的情懷與對現實的不滿及展現對中國歷史的傷痛反思等（2-6）；無疑七十年代的香港都市生活在吳作品中是缺席的或是未有被直面描劃的，反之對森林、土地、動物的書寫卻是極其細膩及深刻，展現了一種迥異的社會經驗。
也斯曾說「在某方面來說〈獵人〉好像是她［吳煦斌］作品中的一個分水嶺」 （180），「故事中經歷了獵人悲壯的失敗和父親的包容，這也可算是個關於成長的啟蒙故事。」（182）在傳統的西方小說討論中，成長故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文學類型。巴赫汀（Mikhail Bakhtin）寫西方主體性的發展，往往通過在文學中主角由少年的理想主義，逐步進入成人世界變得實用及理性化的過程，以肯定西方的理性主義思維。在〈獵人〉一文中，同樣以孩童嚮往「新事物」作為引子，讓讀者與孩童一起經歷成長。故事中的啟蒙者與自然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他的聲音不像普通的聲音。父親說我們血液裡有哀傷，才有哭泣的聲音。他的血液裡一定有雨和叢林了。」（67）獵人象徵了一個即將消失的空間，也是一個啟蒙者，他帶着一則寓言來到孩童的生命，預告了森林及環境將被摧毀。「他們會把它們全部毀掉。」（67） 他們沒有名字，泛指任何人，任何人也可能參與了破壞。
故事一方面突顯了森林的未知性、可啟發性；但是森林的消失及滅亡卻在旅程未開展前已經被宣佈。由此可見，故事的設定是孩童必須通過死亡而認識未來，在獵人的引導下，開始了對自然及死亡定律的了解。「他教會了我生命和呼吸、等待和大地的秩序、聲音、樹的呼喊、還有萎謝和死亡。」（65）第一次的啟蒙沒有刻意呈現對動物的偏愛，或一面倒反人類，反之是冷靜地提出尊重之必要。這種體驗也不單單指涉生存的技巧，同時也是一種對非人類的尊重及謙卑。文中細緻地描述這個過程，「於是我開始認識土地、這林裡的河流、樹和墳起的土脊、洞穴和泥沼。…我慢慢懂得空中浮泛的氣味和辨別腳印，風會從紅色的夜裡起來。我們穿過纏絡的長草和籐。他不讓我驚嚇匿藏的野獸，我便學會了森林的謙遜和靜穆。」（71）這種學習為和諧的共生性提出了可能，也點出萬物共生的理想面向。
然後，讀者再經歷了孩童第二次的啟蒙，人類為了私慾而殘酷地砍伐樹木和殺害動物的行徑，血淋淋地並呈現在讀者的眼前，把早段展現的和諧關係徹底地打破。其中有描劃其中一名捕殺者「他在地上拾起一隻昏倒的白狐，拿着牠的尾巴在頭上旋轉，一面向同伴跑過去。」（86）又寫，「他們正在拋擲一個黃棕色的球，上面有黑色的斑點。他們把它拋高，待它掉下來再把它踢進地上的洞穴裡。」（87）把動物的頭顱當成足球一樣，是這些捕殺者對生命最大的蹂躝。孩童明白了死亡之不可免，卻更沉痛地目睹了不能寬恕的人類的暴行。若定性啟蒙是經歷某一種界限的跨越或跨度，那麼這種讓孩童急速成長的歷錬，卻是通過深刻的破壞、人性的暴力、生命被蹂躝而獲得。書中前後半段的對比，讀來驚心動迫，深刻展示了不能原諒的破壞。
時間的歷錬
〈獵人〉中的成長歷錬是對現代社會、城市發展的一種批判，並以孩童未被同化的視角，展現人性為着自身利益而消弭自然的殘酷本質；同時這個成長的故事也進一步指涉了有關主體的認知。在梳理以人為中心的現代社會架構時，啟蒙時期的哲學家往往以強調人類的語言基礎來證明人類的優越性。然而，在後結構主義推動下的哲學反思，卻對人本至上的想法提出質疑，並指出主體性必須通過認知蛻化的過程（又或譯作生成，becoming with）而形成。德里茲（Gilles Deleuze）及瓜塔里（Félix Guattari）在討論西方現代思想的狹隘時，已視蛻化的過程能更有效成就主體的成型。蛻化並不是單純指向一個特定的對像，如蛻化成動物，或蛻化成女人；蛻化並不是建基於某一種特定的模仿、類近，反之，它強調一種主體以曲折的狀態延展。正正因為蛻化的未知性，蛻化的過程並不指向確實的結果，反而強調過程中的跨越性；通過跨越，才能體驗在既定框架下潛藏的可能。Becoming with 泛指一種共生的經歷，這一種經歷不一定是指向更崇高的目標，反之是了解萬物的限制，在面對如死亡、年老的必然時，瞭解並開啟生存的潛力。
吳的文字也提示了生命的多種潛藏可能，如在描繪動物死亡的時候，文字間不側重生命完結或時間停頓，反之卻寫生命的另類延展。寫獵人捕牛的時候，不寫決絕的死生，卻暗示一種跨越的感通：「他［獵人］把刀子抽出來，輕輕刺入牠的咽喉，他使血流到泥土裡，好讓牠以後可以回到森林。隔着潮濕的空氣，我感到那溫暖的流動的血。他輕輕拍拍牠的眉心讓牠知道，然後把血擦在我們的額上。」（75）因着血的流動，死亡不純粹指向結束，反之是另一種生命的開拓。又或是寫生命的回歸，動物以不同的方式在森林中重生：「回到山洞我們把種籽拿出來。狩獵後我們會把焚燒的獸毛埋在樹下，讓牠們從土地生長，我們給活着逃去的播一顆種籽。我漸漸認識了這森林和它的規則，我的生命隨着高聳的泥脊，和突然彎曲的山徑展開。」（81） 在森林中，死亡被呈現成不同的精神體驗，也成就了一種心靈的昇華：「我心裡有一種奇怪的跳動，我經歷了血和死亡，而我不感到哀傷。一切顯得這樣美麗和必需。」（76）
〈獵人〉中的啟悟有關死亡、個人的無力、功利社會的殘酷；「這是最後的森林！」（88）──獵人最後的說話，也是故事對人類犧牲大自然的最強烈控訴。孩童離開稻田進入森林，呈現一種直面面對未知的勇氣；在未知之中領悟到對死亡的尊重及森林的法則，也因為旅程的開展，而同時接觸了父親的年老、時間的過渡。這種時間的過渡，在吳的筆下沒有被煽情化，反之在當中有着心存感激的體會。父親沉默而關顧的感情，隨着時間而鞏固，是孩童最後的防衛網。而這種理想化的家人關係，也成為作者筆下抵抗功利社會的力量。〈獵人〉的成長故事以不慣常的形式展開，若以七十年代末的香港都市起飛作為脈絡，走進森林以了解森林的守則及生存的互為依靠尊重，似乎批判了以人性為中心的現代社會律則。文中強調的成長及體悟，也不局限於孩童的身上。故事的結尾，寬容的父親如旅人般再次上路，掛上盛着樹種的革袋，「我們慢慢的走。父親行走的時候，身上沾着的玉米的絲絮飄揚開來，像濃密的翅膀張開俯向大地。」（94）玉米像濃密的翅膀展開，然後飄散於大地，種植新的生命。
參考書目
吳煦斌：《牛》，香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6。
梁秉鈞：〈叢林與城市間的新路〉，《牛》，香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6，頁179–184。
馮偉才［編］：《香港短篇小說選（七十年代）》，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8
鄧小樺：〈前言〉，《恍惚的、遙遠的、隨即又散了──吳煦斌對話展》，香港：香港文學館有限公司，2016。
Bakhtin, M. M. Speech Genres and Other Late Essays. Ed. C Emmerson & M Holoquist.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1986.
Lawlor, Leonard. “Following the Rats: Becoming-Animal in Deleuze and Guattari.” SubStance 117, 37:3 (2008): 169–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