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首先懾住《愛妻》讀者的目光的，總是小說裡董啟章對愛情、婚姻、出軌以至靈肉合一、琴瑟和鳴的描述；而又因為《愛妻》的人物設定和董氏伉儷處處吻合，又大量引用在公共空間裡不難查找得到的黃念欣資料，《愛妻》的閱讀似乎總離不開董氏對其「愛妻」的愛的宣言。再循前作《心》、《神》的脈絡出發，也不難推敲出以《愛妻》作結的《精神史三部曲》，對精神和肉體、疾病和治療、自我和他人等命題的思考。然而，《愛妻》的一些設置，例如人工智能複製作家精神、男主角在大學裡研究葉靈鳳、教授和學生對文學研究的討論等，卻在董為自己打造的「愛妻號」形象之外，另闢詮釋空間，暗暗呼應、甚至發展了《心》、《神》中董對不同文學評論進路、研究方法論的「後設」評論，同時也不無隱含對「香港論述」、本土政治進言的況味。現寥寥數筆，一吐胸臆，只求拋磚引玉。
《心》、《神》中董提出的其中一條相當重要的問題是：文學何（不）為？由《心》借用夏目漱石的「風流」審美觀觀望雨傘運動者安賽，到《神》中九十後少女經歷本土文學陶冶洗禮後由耽於「毛記電視」網絡文化的臉書女神變成否定「魚蛋掟磚」的進步文藝女知青，董啟章一直都在探問，向來被商業社會視為「無用」的文學，到底如何在經歷雨傘運動、旺角騷亂後的政治暗潮中自處。由他擔任書展年度作家的發言「必要的沉默」開始，董便有意經營這種以「拒絕政治」為任務的文學觀：文學首先要堅守的，是自身的價值。「文學首先（在政治權利之前）要抵抗的是語言疆域的消失，縱使這片疆域已經因為各方力量的擠壓而塌縮為薄弱得幾乎看不見的一條細線。」（〈 默想生活──文學與精神世界〉）
向來「純文學」均被詬病為缺乏進步政治意識、以「去政治化」的虛名遮蔽了現實世界的權力問題。董有意反行其道，反用純文學的個人主義追求和非政治性來反撥在他眼中已經過度政治化的文學觀和評論方法：與其說純文學罔顧現實政治問題，不如說那種受學院理論影響、總以文化政治身份為進入點、所謂「關心政治」的評論本身也只不過是話語權的武器，鬥爭的工具。《心》說安賽受到了「文化批判理論的荼毒」（221）；《神》的忽滑谷以「本土派評論人」自居，把主角刑天倪非政治性的情色小說都扭曲成香港被中國壓迫的「國族寓言」，並且有意謀奪文學組織的領導地位，立心不良。「純文學」的反抗正在於，它在政治勢力互相角力的陣圖之中，劃出真正心靈自由的「文本烏托邦」。
《愛妻》的文學評論觀建基於此，但更進一步，試圖直搗學院作為文學知識生產中心的地位、文學文本作為知識對象等可知論問題。首先在小說開首佘梓言已經坦言相告，身為大學教授的他為了研究和教學，「已經變成了一個不讀書的人」，只是「不斷地搬弄書本」（31），質疑了大學體制下知性勞動和知識產品之間的異化。然而董強調這點並非政治經濟問題，而是文學問題：在文學淪為論文生產線的原材料這點上，被異化的是文學的本質，而這也是男主角轉向開始研究葉靈鳳這位「書痴」、「書淫」的契機。
為甚麼是葉靈鳳？由《地圖集》經常提及的《新安縣志》本來是葉靈鳳藏書、文中也有提及這位香港掌故搜集者大名開始，到《神》在細節中提及葉靈鳳有份創辦的刊物《幻洲》，葉靈鳳似乎是董氏文學系譜中，除大路的卡爾維諾、普魯斯特等外，一直秘而不宣的一道幽靜小徑。但葉靈鳳這個選擇，除董個人原因之外，想必也是葉靈鳳在香港文化史上的獨特地位：出道於上海文壇後避戰禍來港、曾與「國民大作家」魯迅公開鬩牆、又因淪陷時期曾發表附日言論而被新中國指稱為漢奸（後證實是因為葉從事秘密反日任務而獲低調平反），晚年以寫書話、藏書、搜民俗風物掌故為好，亦似乎對新中國頗有好評。每一點都分明和香港本土文化藕斷絲連，但硬說葉是本土身份的先聲，他的「外省人」身位、「家始終在南京」（《愛妻》，300），又讓事情不那麼理直氣壯。在經歷社會運動後一直重估自己的文學寫作在香港身份論述的位置、甚至有意與之拉開距離的董，在《愛妻》中借葉靈鳳自況，甚至讓葉老與他以賢兄弟相稱，其用心可謂路人皆見。
這樣我們回到評論人一直為之莞爾的小說設定：以人工智能重構已逝作家的精神世界，創造甚至能和「魯迅機器」較一日長短的「葉靈鳳機器」。這個高科技設定連同其他如探討AI詩人等段落，一直被宣傳為《愛妻》的「科幻」面向，可與《攻殼機械隊》等「後人類主義」想像媲美。但董啟章在此處理的，仍然是相當人文主義的文學問題：「葉靈鳳機器」相對的，是已經和國族主義、文以載道、憂國文學等概念綑綁在一起的「魯迅機器」；「葉靈鳳機器」代表的是刻意與政治、公共議題保持距離、以收藏、閱讀和漫談書本的「文之悅」（或曰書淫）建立的文藝觀。之所以「機器」正因為，兩者都是經過詮釋、論述建構的產物。《愛妻》的「文本烏托邦」落實之處就如《心》中心與我之間的夏目對讀、《神》中以陶潛詩對酒、甚至宣稱陶田園詩的文本分享倫理有建立另類社群能力等說法一樣，是「文本」作為純然的目的而非手段，是純粹的美學欣賞、純粹的精神交流、純粹的感性感受（所以淫）。
這樣看來，《愛妻》對文學評論的評論，比《心》、《神》更進一步。如果前二書都是意在批評某種過於學術化、一味以理論拆書、或者以道德政治要求文學的「文化研究」評論方式，那麼餘下的問題就是：則評論何為？《愛妻》作出更大膽的推論：援引佛道思想的董似乎認為，文學本身就是不能成為知識，「絕聖棄智」；評論和研究只能走文學化的路線，以書話、筆記、眉批、文本的二度繁衍來成就。重看佘梓言作為一個文學研究者：即使不以論文數量等大學體制指標來計算，他的葉靈鳳研究計劃所生產出來的知識仍然是一個零。「葉靈鳳機器」會生產的，是更多的文本；在董的設定下它的創造條件除了具體的肉身外，也是向運算式輸入葉的書庫（或曰「進入葉靈鳳的精神世界」），而得出來的，可能是「葉靈鳳─佘梓言作品」（221-222）。然而，這個設定的關鍵之處正在於，後世的我們或者可以閱讀到更多可以稱為葉靈鳳的作品，但卻不能夠理解葉靈鳳作為一個有歷史、生於特定社會時空的人究竟是如何的。評論的詮釋功能來到了董手上，成為一種無實證基礎的「一家之言」（也就是「葉靈鳳」破折號後的「佘梓言」），不比任何一人的有感而發為多。
近來本地文學評論興起一小陣「檔案熱」，「葉靈鳳機器」的設計可以說是董對此歷史書寫的問題之回應：葉靈鳳藏書如果視為歷史檔案庫，則在董的構想下，書庫只被視為是「葉靈鳳精神世界」的物質痕跡，並且只在重構這個那個已逝之物下方產生意義。然則如果真正去疏理歷史書寫和檔案文獻的關係，一個檔案庫豈會只反映一個個體的心理世界？它怎不會同時反映了書本背後的物質文化、書籍出版傳播史、甚至是其他檔案整理者的心思等諸如此類？換言之，文學寫作人又怎會只是創作者而不同時是（他的世界的）（被）詮釋者？而評論不就是嘗試接近文學作者詮釋世界的過程嗎？此處無法深入探討檔案學的複雜問題（我也並非專家），只想在此拋出問題，讓有識之士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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