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1962年的「莫斯科和平會議」（Moscow Peace Conference）上，沙特（Jean-Paul Sartre）是其中一個講者。雖然沙特本人並不是共產黨黨員，但他向來都對蘇聯的共產黨感到同情。在那次會議上，沙特論到了文學與政治，認為馬克思主義者不應拒絕接受一切的西方文學，不應把卡夫卡這類作家的文學視為中產意識形態的武器，強調文化不應用在意識形態鬥爭之中。（Tall，1976，頁490）
上一篇文章說到，1963年那次著名的利比里斯會議（Liblice conference）使卡夫卡重新受到肯定。然而，所謂的肯定是怎麼一回事？首先，讀者要知道，當時於捷克斯洛伐克的知識份子都是馬克思主義者。因此，在整場會議中，主題都圍繞着如何以馬克思主義的美學去重新思考卡夫卡的文學。
馬克思主義者當然沒有拒絕接受一切的西方文學，但沙特用到「武器」一詞，則甚為微妙。經過利比里斯會議後，一眾馬克思主義者展示了接受了卡夫卡的文學傾向，但以其文學作為武器的影子並沒有退去，只是，它由資本主義式中產的武器變為一眾求變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武器。
卡夫卡式現實主義
知識份子們讀卡夫卡、讚揚卡夫卡，其中一個原因是他們從小說中看到現實世界的陰影。就像盧卡奇在被捕後戲稱發現卡夫卡的先知性質一樣，在蘇聯的極權統治時代開始後，捷克斯洛伐克人便對卡夫卡有了新的領悟，亦漸漸發現他對世界所作出過的預言。
不過，換一個角度去想，卡夫卡文學的特質其實挑戰了當時人們對「現實」的理解。由馬克思和恩格斯，到列寧的思考傳統上，所謂現實是像巴爾札克（Honoré de Balzac）、托爾斯泰（Leo Tolstoy）等人的作品所描述的，是社會上已發生了的事。[1]到了盧卡奇，他否決左拉（Émile Zola）的自然主義，除了因為自然主義的科學傾向，還因為它試圖透過自然定律作「敘事式實驗」，推論未發生的事這種特質。[2]
面對這個思考上的難題，當時的馬克思主義者一方面便忙着透過擴闊對「寫實主義」的定義，從而把卡夫卡收容其中；另外又嘗試從卡夫卡的小說中找出它們對資本主義式異化的描述，好得解釋卡夫卡對批判資本主義的貢獻。
在利比里斯會議上，其中一位重要的講者是恩斯特．菲舍爾（Ernst Fischer）。當他在1959年出版了《藝術之必要》（The Necessity of Art），便引起了英國著名的馬克主義者約翰．柏格（John Berger）的注意，一時聲明大噪。[3] 菲舍爾一方面認為，作為一個中產的作家，卡夫卡確實把末代資本主義社會的虛空與頹廢描寫的淋離盡致；但在另一方面，他提醒我們，即使在頹廢的資本主義裡，偉大的藝術品還是無間斷地出現，甚至說，如印象主義、超現實主義等具有時代意義的運動，其實非常有革命性。（McClain，1977，頁569）問題只是在於，這些藝術家只看到現在，而看不見將來。（同上，頁570）在這種意義下，他們的作品還是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事實上，菲舍爾的文學理論深受列寧影響，其思考方向就像當年列寧對托爾斯泰的解讀。把其作品視為矛盾的、反映世界真實的鏡象。在〈托爾斯泰作為俄國革命的鏡〉（ Leo Tolstoy as the Mirror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一文中，列寧就曾經為托爾斯泰辯護，並批評了一眾把托爾斯泰作資本主義式解讀的人。說到底，列寧之所以論托爾斯泰，為的其實是把他當作革命的武器[4]。
當菲舍爾論及卡夫卡時，他亦把卡夫卡的作品視為階級掙扎的反映，同時視之為建構社會主義的工具。（McClain，1977，頁570）他先是在1962出版了評論卡夫卡的著作，其後又在利比里斯會議上提到《審判》（The Trial）和《城堡》（The Castle），說這兩部作品所描述的，正正是當時的世界處境。
可是，卡夫卡早在1924年就過身了，他又怎樣寫出能描述後世的作品呢？非常有趣的是，其中一種回答來自卡夫卡本人。當卡夫卡論及藝術，他就說過藝術是一面鏡，就似是一個跑快了的時鐘，（Janouch，1971，頁143）竟與列寧所說的不謀而合。
所謂的卡夫卡式預言
在卡夫卡二十週年的死忌時，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就曾寫過一篇文章，評論卡夫卡的前瞻性和先知的特質。不過，她認為，所謂的預言其實讀者自己的解讀，甚至還指出，就連跟卡夫卡身處同一時代的人也喜歡按照自己的處境，把卡夫卡錯誤解讀。（Arendt，1944，頁71-72）
鄂蘭在文章的開段就說起了《審判》，透過引用當中角色的微妙對話，道出一種哲學。在故事主人公K面對指控時，他聘請了一名顧問，那名顧問打從一開始就想要K接受一切，認為只有接受現有的處境才是明智的，又說一個人不必然地要接受所有事情為真，但必須接受它為必然。 為了成全事情發展的必然性，一個人就必須掩飾真相、必須說謊，就像K說：「一個鬱悶的結果是，它把說謊變成一道普遍原則。」（同上，頁70-71）
「真」與「必然性」當然是哲學家關心的概念，讀着《審判》的這幾個選段，很難不想起萊布尼茲（Leibniz）對推理式的真理與事實性真理的區分──說謊是一個普遍原則，是推論性的、必然的，它因此凌駕於事實、已發生的事情之上。鄂蘭又繼續解釋，其實《城堡》中的主角也具有類似的特質：他只關心事物的遍全性，把自己抽離於個人的意志，試圖成為社會中所謂「有用的成員」。（同上，頁72）
鄂蘭便總結，從兩部卡夫卡的故事可見，卡夫卡本人並不喜歡把世界描述成現象──他傾向把世界以藍圖的方式展現。如此，讀者在閱讀卡夫卡時便迫着跟作品互動，把個人的想像和意願加入其中。（同上，頁76-77）
鄂蘭在寫這篇論卡夫卡的文章時，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時，身為猶太人的她見證着納粹興起的荒謬。在極權的統治下，人們都放棄了自身的自由，把自己視為所謂「有用的成員」，甚至，附和納粹的不只是德國人本身。在其後的《平凡的邪惡》（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裡，她就道出了在戰時猶太人自身如何成為納粹的幫兇。於她而言，這一切其實又不幸地被卡夫卡言中了。
被審判者眼中的卡夫卡
卡夫卡的藍圖式寫作，使得其作品在不同的時代具有不同的意義。到了五十至六十年代的捷克斯洛伐克，卡夫卡便成了造就布拉格之春的動力。如前文所說，1963年的利比里斯會議上，菲舍爾大談了卡夫卡與當時社會的關聯，也直接道出了以卡夫卡的文學作為革命武器的思想。
但說到那次會議，不得不提會議的發起人愛德華．葛斯都卡（Eduard Goldstücker）。 在眾多的講者之中，葛斯都卡本人就曾在五十年代被受審判，並且入獄。當時，他被牽連到著名的「斯蘭斯基審判」（Slánský trial）之中，要求被「訓練」指證斯蘭斯基（Rudolf Slánský）的間諜活動和猶太復國主義。斯蘭斯基等人最終被處死。一年後，葛斯都卡被指從事間諜活動和叛國而被捕。當時，他被帶進一個房間，負責的官員告知他，他將會被收監，而且認罪是必須的。結果，他被判終身監禁，但兩年後又獲得釋放。
有趣的是，在論及卡夫卡的文學時，葛斯都卡並不像其他人一樣，引用卡夫卡的作品為例，把其連繫到現實世界。事實上，他甚至主張我們應該單看當中純粹的藝術要素。（Bahr，1970，頁22）如此一來，這似是對沙特的回應；但想深一屠，葛斯都卡根本不用再說卡夫卡與世界的關聯了，所有人都知道他過去是遭遇。葛斯都卡選擇只談卡夫卡與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異化，在一定程度上，這是把卡夫卡的美學推至「後卡夫卡時代」。
畢竟，卡夫卡的作品不過是為布拉格之春打開了序幕，是理解整場運動的切入點。葛斯都卡的觀點是指向將來的。就如，到了1967年，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協會（Czechoslovak Union of Writers）辦了第四次大會，對政府的文學審查制度提出訴求。當時，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正是其中一員。論及五十年代的知識分子大追捕事件，昆德拉會用到「卡夫卡式」（Kafkan）一詞，當然，葛斯都卡的審判也是卡夫卡式的，重要的是，按照昆德拉的見解，受審判者往往不會停流於審判之中──他們的思緒在於如何回應。在這方面，昆德拉可謂有其獨到的見解，所用到的例子是既可笑又令人心酸的……
參考書目
Arendt, H. (2005). Franz Kafka: A Revaluation. In Essays in Understanding: 1930-1954: Formation, Exile, and Totalitarianism (J. Kohn, Ed.).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Bahr, B. (1970). Kafka and the Prague Spring. Mosaic: An Interdisciplinary Critical Journal, 3(4), 15-29.
Fischer, E. (2010). Necessity of Art (A. Bostock, Trans.). New York: Verso Books.
Janouch, G. (1971). Conversations with Kafka. London: Deutsch.
Lukács, G. (1964). In Search of Bourgeois Mann. In Essays on Thomas Mann. London: Merlin.
── (1963). The Meaning of Contemporary Realism. London: Merlin Press.
McClain, C. J. (1977). From Ideology to Utopia: Ernst Fischer in Retrospect.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12(3), 565-594.
Nekula, M. (2016). Franz Kafka and his Prague Contexts: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rague: Charles University in Prague, Karolinum Press.
Tuckerova, V. (2012). Reading Kafka in Prague: The Reception of Franz Kafka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during the Cold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Tall, E. (1976). Who’s Afraid of Franz Kafka?: Kafka Criticism in the Soviet Union. Slavic Review, 35(03), 484-503.
注釋
[1] 詳見於〈馬克思主義文學：列寧論托爾斯泰〉
[2] 詳見筆者關於左拉的自然主義，和盧卡奇美學的文章。
[3]在其過世後，柏格寫過悼念他的文章，在近年《藝術之必要》的新版中，柏格也為其寫了個書序。見於Fischer（2010）的序。
[4] 對於以托爾斯泰作為革命武器，詳細可參考筆者的〈馬克思主義文學：列寧論托爾斯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