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Prague Spring），我們很自然又想起，仿似它前生的1956年匈牙利十月事件。匈牙利革命以蘇聯軍隊鎮壓為終結，但死去的人的精神卻一直延伸，成為了十二年後布拉格之春的推動力。雖然，布拉格之春終以蘇共武力入侵告終，但它為其後的「天鵝絨革命」（Velvet Revolution）提供了一次重要的經驗，亦為世界各地的抗爭埋下了伏筆，間接造就了「北京之春」、「克羅地亞之春」和「阿拉伯之春」。
從匈牙利十月事件到布拉格之春
1953年，史太林死了，一個新時代快將來臨，好像預示着遲來的自由。三年後，蘇共中央書記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在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召開的秘密會議上，做了一次名為「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On the Cult of Personality and its Consequences）的演說，對史達林提出批評，實行要去掉史太林式的統治風格。
那次演說先是影響了俄國本地的文人知識分子，其氣候又直捲至當時的波蘭和匈牙利。在匈牙利，愛國主義的情緒相當高漲，其中與文學相關的，必須要說是對十九世紀左翼革命詩人裴多菲（Sándor Petőfi）的追念。就如匈牙利馬克思主義美學家阿諾德．豪澤爾（Arnold Hauser）說，十八世紀法國大革命的動力來自那幫讀伏爾泰的中產。（1951／1999，頁2-8）革命與文藝思潮從來不可輕易分割，裴多菲自然成了1956年革命的力量來源。
為滿足當時人們的訴求，和進一步去史太林化，蘇共把當時支持史太林的勞動人民黨總書記拉科西（Mátyás Rákosi）拉下馬。然而，人民的訴求並不止於此，他們的行動也進一步升級，勢要向獨立之路推進，甚至紛紛把國旗上共產主義的標誌剜下，把獨立的思想具象化。後來，新上台的政府也明顯站在了民眾那一邊，並沒有滿足蘇共對之的政治期望。蘇共也只好對匈牙利使用武力，把整場革命狠狠的鎮壓下去。
兩年前，正是那場腥風血雨的革命的六十週年紀念，一些匈牙利人在自己的窗前掛起了一面中間穿了個洞的國旗，模仿當時革命軍把國旗上共產主義的標誌剜掉。首都布達佩斯那邊辦了不少與文藝相關的活動，筆者剛好有幸看了一場相關的歌劇。多年後，人們回想起那場不成功的革命，還是為之感到自豪的。因為，它不只是一次失敗──他直接地影響了整個東歐，滋養了捷克斯洛伐克那邊的革新思潮。
匈牙利十月事件的延續：從盧卡奇到卡夫卡
作為當時匈牙利本地的知識份子領袖，馬克思主義哲學、美學家盧卡奇（György Lukács）亦是革命思潮的一大動力來源，如筆者先前的〈盧卡奇美學思想絮論（下）〉提及，雖然盧卡奇在史太林統治時期事處蘇聯的莫斯科，但他本人卻曾表明過反史達林的傾向。（Lukács ，1965，頁 7－8）在他回到布達佩斯後，在布達佩斯大學教美學，也參與了裴多菲會社（Petőfi Society）的聚會，是一代的革命份子的導師。（Read，1957／2015，頁157）
在革命時，盧卡奇更是伊姆雷．納吉（Imre Nagy）革命政府的文化部部長，後來兩人被捕，逮捕盧卡奇的軍人要他交出武器，那時他竟然從袋口取出一支筆來，交出了「武器」。如此一個玩笑，卻點出了革命與文化、藝術千絲萬縷的關係。其後，他被送到羅馬尼亞接受審判，還以卡夫卡的《審判》（The Trial）開了個玩笑：「最後卡夫卡原來是個寫實主義者。」事後納吉被處決了，盧卡奇則大難不死。
盧卡奇向來欣賞卡夫卡，但認為他的作品比不上同是中產的湯馬斯．曼（Thomas Mann）。（Lukács，1963）[1] 在革命失敗後，劫後餘生的盧卡奇開始重新審視布拉格的作家們，對卡夫卡的看法又好像慢慢改變了（雖然不一定直接跟自己被審判有關）。哲學家邁克爾．洛伊（Michael Löwy）認為，影響盧卡奇的是1963年利比里斯城堡中舉行的卡夫卡研討會。（2012，頁183）那場研討會可說是影響着當時捷克斯洛伐克的整個革命氣候，也是在史太林死後，把當時不被推崇的卡夫卡再次帶回文化界的重要契機。
到了1968年，盧卡奇當然對鄰國的布拉格之春有所響應，他的著作《民主化進程》（The Process of Democratization）（1988／1991）便是對兩次革命的總結。在經過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後，盧卡奇雖然被釋放回國了，但他的言論還是受到了限制，對布拉格之春幾乎是隻字不提。在蘇聯武裝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後，盧卡奇接受秘密的訪問（Taft，1971），表示對蘇聯的武裝入侵感到極為失望，但要求是次訪談要在他死後才可供開。（同上，頁44）
對卡夫卡的畏懼
根據西德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海因里希．伯爾（Heinrich Böll）親眼目擊的記述，在布拉格之春演得最為激烈之際，一輛坦克站在卡夫卡出生的大宅，炮口對準着紀念他的半身像。一個人所共知的事實是，卡夫卡的創作生涯裡從來沒有想過要改變世界；假如，讓他知道別人為他立像，至最後連一個半身像都不想放過，他大概會意識到自己的作品有多寫實。
他的著作又確實有着很多對現實的批判，帶有警世的意味。短篇故事〈於刑罰殖民地〉 （In the Penal Colony）所講的正是某種奇怪的、含糊的審判和酷刑的執行；到了為人熟知的長篇《審判》，這種主題更是描繪得更為深刻。
本來，蘇共對卡夫卡的作品不以為然。甚至，正正因為其作品的某種寫實性，在社會主義的思考框架下，他的作品曾被視為為對社會不公誠實的批判，頗受讚揚。（Bahr，1970，頁17）然而，在1934年，經兩年的研討後，蘇共作家協會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socialist realism）的創作方法有了新的指導，要求想像類文學必須符合史實對現實的描述，和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參見Schwartz，2000，頁36）此後，卡夫卡的作品便成了黨所不能接受的文學，連出版、印刷都要受到限制。
在史太林死後，卡夫卡的作品慢慢地受到了一些知識份子的肯定，蘇聯方面對之的禁制亦漸漸冷卻──例如，在1957年，其短篇〈陋居〉（The Burrow）的翻譯本於文藝雜誌《世界文學》（Světová literatura）刊出。（參見Nekula ，2016，頁16）此外，在同年，文藝批評界也出了跟盧卡奇觀點不一樣的文章，認為卡夫卡雖然在中產的特質，但他其實更似是時代的受害者。（Bahr，1970，頁21）在當時不少文人已經把卡夫卡的作品自行翻譯，在聚會中朗讀。
不過，當時仍有不少人對卡夫卡的作品持保留的態度。一些文化人欣賞卡夫卡，他們嘗試指出卡夫卡比一般資本主義式作家的不同之處，但他們如此論述，不過是為了解釋卡夫卡在東歐流行起來的原因。到頭來，他們並沒有多少讚揚其作品。（Tall，1971，頁487－488）
是否要接受卡夫卡，重點在於他能否收容於馬克思主義美學的理論框架之下。真正使得卡夫卡再次被廣為接受的，是1963年著名的利比里斯會議（Liblice conference）。在利比里斯城堡上，愛德華．葛斯都卡（Eduard Goldstücker）帶領其他文人，對卡夫卡作了一次重新的審視，對卡夫卡的文學是否與馬克思主義美學相容進行深度的解讀。
是次會議之所以重要，其一是當中的討論；但從其舉行的背景看來，它其實甚有時代意義。可知道， 在1951的大審判事件裡，一眾知識份子被捕，葛斯都卡就是其中一個，他們有好些甚至被處死了。經歷過如此嚴峻的年代，好像很難想像在十多年後會出現一場能自由討論的會議。會議的主題雖是關於卡夫卡的文學，但在解讀上，少不免觸及到當前的社會、政治處境──一些知識分子甚至視卡夫卡為時代的先知，表明要以卡夫卡的文學作思想武器（下篇將討論）。
即因為如此，在布拉格之春演得最為激烈之際，蘇共不得不放一輛坦克在卡夫卡出生的大宅，把炮口對準着紀念他的半身像。坦克車自然是武力的象徵，但以炮口對準一個人的半身像，就好像在說，對方也是某種武器，對自己構成了威脅。可是，往往愈是要禁制、壓迫，就愈是要反抗、抵制。當一個政權如此害怕一件事，彷彿也在預示着一陣思潮無可避免的崛起……
參考書目
Bahr, B. (1970). Kafka and the Prague Spring. Mosaic: An Interdisciplinary Critical Journal, 3(4), 15-29.
Hauser, A. (1999). The Social History of Art, v.III. J. Harris (Tran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51)
Löwy, M. (2012). ‘Fascinating Delusive Light’: Georg Lukács and Franz Kafka. In Georg Lukács: The Fundamental Dissonance of Existence, Aesthetics, Politics, Literature (T. Bewes & T. Hall, Eds.).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Lukács, G. (1964). In Search of Bourgeois Mann. In Essays on Thomas Mann. London: Merlin.
── (1965). Preface. In Writer and critic and other essays (A. D. Kahn, Trans.). London: Merlin.
── (1963). The Meaning of Contemporary Realism. London: Merlin Press.
── (1991). The Process of Democratization. New York,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Nekula, M. (2016). Franz Kafka and his Prague Contexts: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rague: Charles University in Prague, Karolinum Press.
Read, H. (2015). Tenth Muse: Essays in Criticism. New York: Taylor & Franci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57)
Schwartz, L. H. (2000). Marxism and Culture: The CPUSA and Aesthetics in the 1930s. San Jose: Authors Choice Press.
Taft, B. (1971). Testament of George Lukacs. Australian Left Review, 1(32), 44-49.
Tall, E. (1976). Whos Afraid of Franz Kafka?: Kafka Criticism in the Soviet Union. Slavic Review, 35(03), 484-503.
注釋
[1]盧卡奇非常欣賞湯馬斯．曼，認為他的作品能作為反映世界真貌的鏡，又曾說他是「中產的良知」。（Lukács，1948／1964，頁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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