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在《非虛構作業》中，羅貴祥寫過，讀大學時他常常跑到也斯的辦公室聊天，談談文學、聊聊理論便是一個下午。多年後，當日的學生已經成為老師，人文及創作系的學生都稱呼他作「Prof. Lo」。每次行經學系辦公室，他房間的燈總是亮着。
「咯咯」。「Come in」──師生之間的藩籬被輕輕地推開了。
和本地作家、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教授羅貴祥訪問，本身已經是場跨界的旅程。他兼顧學人與創作者的身份，我們可以見到他辦公室的書櫃藏書中，有電影研究、劇場、文學、歷史多種面向的書籍。當我們嘗試用法國哲學家德勒茲與瓜塔里理論中的「遊牧」（nomad）形容他漸變、多向的創作，他沒有回以高深學問，輕鬆平常地說了句：「我創作冇計劃，別人找我寫就寫，好似打游擊。」
遊牧是思想，游擊是行動。這個一體兩面的價值觀貫徹他的學術和創作之路。
理論是為創作的導引
妳以為
包圍立法會保衛某條村
反抗巨大又遙遠的帝國
要打造的不是
一艘乘載全人類的超級太空船
不過是要
留下一顆會呼吸
會變綠的籽子
讓它感染
整個快將枯死的森林──羅貴祥〈妳的科幻電影論文〉
這首詩寫於2010年，那年正值反高鐵運動的高潮。羅貴祥形容在香港要留下一顆種子，就像《2001太空漫遊》般科幻，但是科幻背後，卻是一個真實的故事。「你們知不知道，詩中的那位學生現在在馬寶寶農場幫手……」我們一聽便知道詩中的「妳」是卓佳佳，他隨即笑說直到今天兩人在馬寶寶農場碰面，卓佳佳仍然「投訴」當年為甚麼獲低評分。
一方面在文學創作上，羅貴祥寫了這首詩，思考城市與自然的關係。而另一方面在學術研究上，羅貴祥也提到近年學界流行的「人類世」（anthropocence），強調人類對地球環境的改變，着跡得足以另立新的地質紀年。我們問，創作與學術之間，是否有互通的地方？他說，學術研究有其潮流，學者既要保持接觸最新的學術理論，也在經年累月的研究，培養出自身的興趣、方向。兩者不一定衝突，而是處於相互調整的狀態。而學術研究與文學創作之間的關係，亦可作如是觀。
無獨有偶，羅貴祥小說〈田在市〉中，亦有對於反高鐵的描寫。故事講述一對戀人，谷匡先生和女友Olivia參與反對興建鐵路運動，但是兩人的名字隨走進人生的不同階段而變化。評論人林雪平以德勒茲的「變向」（becoming）理論解釋，男女主角遊移的身份，是一種不斷變向的過程，與羅貴祥眼中「不斷變向的自然」亦有所關連。羅貴祥歡迎解讀，他指小說本身想處理一對男女在不同環境的經歷下，個人有甚麼改變，兩人關係如何發展。而對於林雪平提出〈田在市〉處理農田在城市中的問題，他亦說，「近年我開始留意與人關係密切的東西，如土地問題。反思香港是否只有發展、起樓一途，還是有其他可能性。過度發展、發展主義同樣牽涉學術界新近的研究，比如人類世。」
我們一般視羅貴祥為學者，難免好奇學術理論如何影響他的創作。他覺得，運用理論創作是不少人創作歷程的起點，不過「小說人物有自己的性格和遭遇，文本有其內在的邏輯」；除非寫一個故事來闡述理論，否則更多時理論是為創作穿針引線。「如果完全由理論主導，本身未必好看，也寫得不夠過癮。」或者，理論就像是創作的綠洲城市，遊牧的作者整頓行裝後，便向未知出發。
羅貴祥的遊牧起點
翻開羅貴祥文學評論集《他地在地──訪尋文學的評論》，可見他早於八十年代，於港大修讀比較文學系時，已經着墨南美魔幻寫實作家如馬里奧略薩（Mario Llosa）、中國新一代小說家阿城、詩人顧城，還開始探討香港文學與中國文學的關係。看書既多且廣，不知道他的大學生活怎樣過？
他談及兩個場域：「文社」與《學苑》。「在文社，大家參考愛荷華工作坊的形式，糊名交出創作，圍讀並批評作品，被批得體無完膚是等閒。老鬼如吳呂南，筆名乞靈，也不時回來港大訓練新人。」
羅貴祥記得青年時，余光中任教中大，影響不少文人，有所謂「余派」的說法。來到八十年代，南美及東歐文學在西方大行其道，透過不同渠道傳入香港，他在《學苑》文藝版擔任編輯期間，閱讀和引介那些作品。那時候，他形容是「即學即用」，昨夜讀完今日即寫，其實不大能消化，但是交了稿再說。他頓一頓說，可能這篇不是最好的稿，但不會是你最後一篇。
在一篇一篇的評論中，他還大膽嘗試評論的不同形式。當年看過德里達（Jacques Derrida）的《Glas》後，他便在自己的評論中試驗正文和備註並行的模式。在〈後現代主義與梁秉鈞的「蓮」系列〉中，羅貴祥把文章一分為二，上方是詩的評論，下文是評論的詩，詩與評論並行。「形式和內容並不對立，形式可能會影響內容，甚至主導內容。我不斷處理這個問題。當年年少氣盛，現在我未必會如此處理了。某程度上，我現在樂於接受不同文類的框框，可以從中體會文類本身賦予的限制，而這有時比全無限制更好玩。」
越界的香港文學
大學畢業後，羅貴祥當過一年信報記者，再進入學院，研究香港文學。他的碩士論文〈Crossing Boundaries: A Study of Modern Hong Kong Fiction from the Fifties to the Eighties〉 於1990年發表。相比起他閱讀過諸多中西文學，香港文學長期處於在邊緣生存的狀況，甚至連研究也並非一帆風順。他記得第一次以研究香港文學的題目申請獎學金，卻失敗而回，因而轉而當記者，後來在也斯協助下再度申請才成功。「當時港大文學院院長趙令陽聽見我想研究香港文學，嗤之以鼻，覺得香港根本沒有文學，再說當時不論是中大還是港大，都沒有人教授香港文學。」
今天，香港未會再予人「沒有文學」的印象，但在八、九十年代，羅貴祥形容香港文學處境尷尬，雜誌規模不大，受眾狹窄，「當時許多人流行辦雜誌，但往往只能辦三期──創刊號、試刊號、結束號」，資金是問題，營運是問題，理念不合散班也有。獨立辦雜誌難，唯有寄生在報章一兩個版位。
此外，香港文學也面對從屬於中國文學的壓力，他當然對此不以為然，指出香港文學不該純粹從屬於中國文學，這只會使身份變得狹窄、牢固，反而說不出香港文學的特質。「其實我希望可以將香港文學提升到更高層次去討論，它有條件達到的。」香港文學值得以理論昇華，可是一到外國，由於欠缺翻譯，香港文學幾乎是失語的。後來黃碧雲的《烈佬傳》獲紅樓夢獎，仍聽到不少人質疑本地文學作品比不上中國文學。
如何在中港關係間遊牧？
近年香港社會狀況多變，很多人思考此地的未來，更有所謂本土思潮，希望透過建立香港人民族身份，以此對抗中國施加於香港的種種干預。2014年，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出版《香港民族論》，時任特首梁振英點名批評《學苑》鼓吹港獨，曾任《學苑》編輯的羅貴祥亦因此接受訪問。
本土主義未必是香港的出路。在羅貴祥看來，這使香港的身份不再變向。「因為要持有香港人的特質對抗外力，在建構過程中會排擠其他群體，甚至排擠掉自身的可能性，對文學、文化而言長遠沒有好處」，然而他亦補充，「但我理解那種無力對抗轉而堅持特質的情緒反應。」
身份始終是羅貴祥思考的重要課題，近年他由香港轉向中國少數民族。一開始只想研究電影如何呈現藏人身份，但愈研究下去，愈發現自己對少數民族的歷史缺乏認識，於是便一頭栽進去。他向我們分享一段有趣的歷史，與香港當下的情況有共通之處。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共政府為表示中國是多民族國家，挑選五十五個民族代表。政策甫出台，各地少數民族為爭取中共認可，紛紛「建立民族」，單是雲南便出現四百多個民族。情況失控，中共政府便強行融合民族，說服他們相信自己與其他民族同源。同時間，中共政府卻反向把西藏劃分成三個藏區，以方便管理，防止藏人反抗管治。所謂「民族」，有融合、分化，還有誤認，中國的回族其實算不上是民族，只是隋唐時有一群來華經商的伊斯蘭信徒，與當地人通婚，後代就成為了現今的回族。
中共政府建立民族方便分而管治，地方以建立民族對抗集體，其實是一體兩面。「我想找出非主流的方法處理複雜問題，主流或者建立主流的過程排斥太多。像種田，同一塊田不能永遠種同一樣農作物，長遠不輪換耕作的話，只會破壞土地的生態多樣性。」他說。
學人打游擊
羅貴祥不怕拘束，以身份遊移的邊緣視點觀察香港文學和少數民族研究。也許不變的，是他猝不及防的幽默。昔日上他的課，他突然拋下reading來解釋尼采的權力意志，談到黑格爾的辯證法，他突然半蹲下扮打籃球拍波，還補一句「Practice makes perfect!」。他談到目前夾雜在教學與創作的生活時，擺動身體，一下右，一下左。「我沒有時間計劃未來的書寫路向。我當然想多寫，但也不會逼自己寫長篇小說。你就當我站在舢舨上，浪從哪個方向撲來，我就側向另一邊，令自己不至於翻船落水。就算有計劃，也難保臨時生變化吧。」
同樣，面對香港文學，他也是回到日常書寫，基本的一步。香港目前面臨言論收窄危機，空間一再縮小，這使他反而更有動力寫下去。這不一定與抗爭有關，但他認為，書寫日常基本比起為香港文學立館立史更親近，也保住發聲的權利。他提起馬克思的說法「人類創造歷史，但不會創造出他們想要的歷史」，未來是灰暗，卻也未必如大家想像般差。
所以多寫是必要的。說起來，游擊戰（guerrilla）源於西班牙語的大戰（Guerra），游擊戰未必屈服於大戰，相反以靈活多變拖垮帝國的大軍。問及羅貴祥最近寫甚麼，他說七月要向港鐵交一首詩，配合馬鐵沿線站內的藝術計劃，將那首詩繪上牆壁。
他看看電腦螢幕，這位游擊隊隊長表示對這詩仍未有想法，「哎，我仍在掙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