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向來是香港城市發展論述的陪襯，教科書如此形容：香港從一百五十年前的小漁村，發展成今時今日的國際大都會。香港從自然變成都會，彷彿單軌行進，有意無意無視了自然為香港的一部分。然而，有兩位創作者在近年的作品轉向自然。評論人查映嵐和林雪平於5月18日主講「留一顆種子：羅貴祥與楊秀卓的自然轉向」，以羅貴祥的書寫及楊秀卓的藝術作品，探討香港自然在藝術和文學當中的想像。
書寫的多面手
林雪平帶來幾本羅貴祥的著作，嘗試介紹這位難以定義的創作者。羅貴祥在浸會大學創立創意及專業寫作課程，早年將法國哲學家德勒茲（Gilles Deleuze）的理論引入香港。治學以外，林雪平向觀眾展示數本書籍，「讀《他地在地：訪尋文學的評論》，他是個評論人；讀《記憶暫時收藏》，他變成詩人；《有時沒口哨：故事共生集》又包含小說和劇本；他最近出版的《非虛構作業》則是散文集。」
羅貴祥早於八十年代創作。當年他就讀香港大學，八四年擔任《學苑》文藝版編輯。林雪平指出，他早前新詩多有運用城市生活質感的意象，但已出現對自然的思考。在〈地鐵和詩的行數〉（1985）裡有這樣的句子：
在地鐵月台，在挖去了泥土的空間
你思索着詩怎樣可以紥根，候車客
該與土地發生怎樣的關係？
林雪平指出，羅的作品中自然與城市並非二元對立。「在羅貴祥眼中，自然不是世外桃源，而是一種變向的生命力，不斷運動的過程。」
自然是不斷變向的過程
吳煦斌的創作探討自然與人的關係，成為羅貴祥研究的對象。林雪平引述羅貴祥對吳煦斌種種自然、物質書寫的分析：
鵝不像鵝，卻變成白蘭花、變成甘蔗及氣球。吳煦斌筆下的事物經常涉入這樣的一個「變向他物」（becoming-other）的過程中。「變向」不是一物模仿另一物，或以他物為變化藍本、或吞併他物而結合為一的意思。「變向」是一個與他物相遇的過程，是互相引入對方的殊異與他性，互動地改變自己本身的純粹性及既定的身份位置。一物變向另一物，而另一物亦同時變向其他事物。變向的後果是差異，而不是類同。油淋淋的蒸鵝變向甜甜的白蘭花，白蘭花也同時變向熱騰騰的植物。本來安於原位的事物，因為這種變向過程，而流放到奇怪陌生的地方，產生了新的感官與新的關係。變向也是對他性的期待，尋求脫離自身界限的慾望。
自然在羅貴祥的早年創作中，已經是不斷變向的過程。時至2010年，香港爆發反高鐵運動，羅貴祥的一位學生參與其中，他感觸之下寫〈妳的科幻電影論文〉一詩：
妳以為
包圍立法會保衛某條村
反抗巨大又遙遠的帝國
要打造的不是
一艘乘載全人類的超級太空船
不過是要
留下一顆會呼吸
會變綠的籽子
讓它感染
整個快將枯死的森林。
種植在香港，加入科幻電影的想像，使人震驚的是，形容竟然如此準確。也許只有在香港，留一顆種子才會成為一闕太空歌劇的主題。林雪平指，反高鐵運動令羅貴祥出現思考和行動的轉向。「這場運動帶給他直接的衝擊，他開始進一步關注農業議題，在電台節目《開卷樂》中他提到自己近年興趣轉移，想學種植，種能夠吃的東西。」
他亦引述羅貴祥在《非虛構作業》中的〈失農〉。散文回憶兒時到朋友山上木屋玩耍，所見所聞都與一般人對自然的純粹與浪漫想像不同，還有惡狗攔路，撲向身上。後來學種菜，體會農夫的艱難，才明白惡犬乃是「農人立志守土的寄喻」。在《有時沒口哨：故事共生集》的小說〈共妙〉中，他則強調農地和農傳承。不過強調土地沒有指向本質主義，復興農業不代表完全走入傳統。這都是變向的過程。小說〈田在市〉以一男一女的愛情故事，寫出兩人不停變換、無法指認的身份，當中也提到古巴農業混種、雜交，透過隨意分佈的農田，邊緣互相接觸、影響，從交接處開結形成豐富的生態系統。
這種流動同樣見於他回應民族主義的立場上，農業或許就是我們「他性的本土」。林雪平引述羅貴祥接受立場新聞的訪問，提及民族具有壟斷性，一旦走上民族主義的窄路、舊路，以新的民族主義反抗舊的民族主義，會把不同的聲音壓下來，排擠不同的變化。
楊秀卓的背景總是綠色
查映嵐想起幾次訪問楊秀卓，背景總是一片綠。他居於粉嶺，門前種有大樹，他們有時又會一起行山。然而，早期的楊秀卓並不是這麼綠色的。
「楊秀卓出道時已經接近三十歲，半途出家。二十至廿五歲是基督徒，後來棄教，轉為接觸存在主義，着意改變自己生命模式。他選擇藝術皆因性格使然，都是很單純而直接。他報讀明愛的藝術班，卻不對味，後來轉去報讀港大的校外課程。」在校外課程中，楊秀卓接觸不少德國表現主義的作品，深受以藝術介入社會的藝術家 George Grosz 和 Käthe Kollwitz的影響。他早期的畫作《疏離》中，有許多像身題器官、又像石頭的形式，背景是一片血海；《非人非鬼》有尖叫的人，還有難以名狀的建築結構。他當時是一名會計，在中環上班，工作環境狹窄，不時要到廁所去站在馬桶上，透過抽氣扇的圓孔來透氣。
遠離城市卻延續政治觀點
八十年代他最著名的作品是行為藝術《人與籠》，在《外圍》藝術展開幕上，他以竹製籠，除去衣服，塗上顏料往臉上自囚四十八小時，期間在籠中大叫大喊，既表達信教時的禁慾生活、困在都市生活的猛烈情緒，也讓人聯想起過渡期香港人內心深處的不安。「八八年他辭去會計工作，八九年他爸爸去世，同年發生六四事件，他去歐洲流浪一年。流浪後入讀香港大學的比較文學與藝術學位課程。以後作品少了性意象，轉向以語言及後現代理論創作。不管是廣東話混雜中英談判術語，還是回歸不久後把自己用紅繩綑綁，他認為回歸是再殖民的觀點十分貫徹。」查映嵐說。
1985年，楊秀卓曾到石澳居住。九十年代初於港大畢業，九五年到粉嶺的信義會心誠中學任教視覺藝術科，搬到粉嶺定居，一教就十八年了。「他在石澳時開始創作與自然有關的作品，皆因家居靠近自然。市區之於他是抽象的壓逼，在上環對他的心理精神好大壓逼，他因而很少從市區生活取靈感。」
自然不但成為靈感，也要守護。近年他關注新界東北發展，守護土地。馬寶寶農場遭收地，他也有份阻擋。他抗拒中港進一步融合，指新界東北一旦改造，加上高鐵直入九龍心臟，地理上與融入中國無異。邊境一旦模糊，「香港人冇碇企」。
2015年，楊秀卓到日本參加「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作品以木材仿製的工字鐵豎在農田中。人走在田園，風吹麥動之際竟見到代表工業、發展的工字鐵，他想要表現這種荒謬，藉此批判新自由主義的國際資本自由化。在此脈絡下出現的掠奪式發展使世界各地的環境同遭破壞，連農田都面臨破壞殆盡的困境。
查映嵐補充，楊最近在《邂逅！山川人》藝術展分別將川龍村的歷史投射到涼亭，又邀請村民分享川龍村昔日種西洋菜的歷史。「與他早期的作品比較，楊秀卓現在對工業城市的生活本能地反感。相對以前以挑釁作為策略，現在他選擇温和方式。」
留一顆的種子
羅貴祥和楊秀卓的自然轉向，不只因本地出現重大的土地議題，也包含對中國政治、民族的批判。羅貴祥的碩士研究論文探討香港文學的身份，援引「少數文學」的理論為香港文學定位。楊秀卓的作品不論是激進還是温和，依然針對中國的政治施加於香港的影響。
「留一顆的種子」也許是變向中保持自我的隱喻。林雪平說，在德勒茲的理論和羅貴祥的思考中，變向從來是雙向的。「你與我接觸之後，會有全新的你，全新的我，而不是被隨便一方完全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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