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誌書寫還是鄉土書寫
下筆之際，我猶豫著到底是用「地誌書寫」，還是用「鄉土書寫」去涵蓋黃可偉的《偽雙城繪圖誌》。按道理，作者本人用了「圖誌」一詞，部份符合著地誌學中對湖泊、道路、城市等各種立體地形的描繪；再加上「地誌」（topography）一詞就字源來說，乃是關於一個地方的書寫（the writing of a place）。[1] 兩個原因加持之下，用「地誌書寫」應該是最安全的。
鄉土書寫，傳統來說，是以農村題材，和以鄉村或鄉村人物為背景的城鎮題材的作品。如果說香港的鄉土書寫，趙稀方曾指出，侶倫的《窮巷》（1947），黃谷柳的《蝦球傳》（1948）及舒巷城的《太陽下山了》（1962）是香港戰後三部鄉土文學傑作。[2] 但即使是被認為確立了香港戰後鄉土書寫的舒巷城，其作品之中也有不少以城、巷為主題的作品。換言之，在香港這個高度城市化的地方，其實很難找到完完全全以鄉村為寫作題材的作家，也因而很難用傳統的鄉土書寫概念去概括曾寫過農村題材的香港作家。[3] 但為甚麼舒巷城仍被某些評論歸類為鄉土書寫的作家呢？原因是舒巷城的作品中有一種強烈的在地認同。蔡益懷曾以「吾土吾鄉情懷」探討過舒巷城早期小說中的本土情意結，並指出小說中充滿了對生養之地，即香港的感情：「而其深層的底蘊就是──本土情懷，正是那種濃得化不開的吾土吾鄉情懷，令舒巷城筆下的香港充滿了地方色彩。」[4] 換言之，除了因為寫過鄉村題材外，「吾土吾鄉情懷」是構成舒巷城的作品被認為是鄉土書寫的原因之一。蔡益懷的說法，其實點出了「鄉土」一詞至少有兩重意思：第一重是與「城市」相對的「鄉郊」地方（rural）；第二重是「故鄉」或「故鄉的土地」（homeland或home town），而故鄉並沒有指涉一個地方是城是鎮是鄉還是村。[5]
基於這種鄉土情懷，我沒有使用較為寬泛的地誌書寫──雖然地誌書寫都時常涉及敘事者與地方之間的情感連繫。我反而想把《偽雙城繪圖誌》放在鄉土書寫的框架之中，目的當然不是想用一個概念去限制黃可偉對香港的想像，而是想突出他對香港的在地認同。而這種在地認同可從兩方面去看，第一，他特意安排了「水文之部」、「山林之部」、「城巷之部」，去展示香港多方面的生活場景，包括水上人家、新界鄉村和城市舊區的生活，重新發現香港被邊緣化的鄉土元素。第二，他不僅以環境描寫去彰顯香港的風殊風貌，更以「懷舊」（nostalgia）把故事人物的生活、成長經驗和環境緊密扣連。而以懷舊引導出來的記憶，則是用作抵抗時代，抵抗政治困局的手段。
二、水文之部、山林之部、城巷之部
二．一、被發現的鄉土
如果狹義的鄉土是指鄉郊或農村，黃可偉的作品就特意加重了鄉郊的元素，如《偽雙城繪圖誌》的主體分為三部份：「水文之部」、「山林之部」和「城巷之部」。「城巷之部」寫城市內舊區小人物的成長經歷，另外兩部就分別重塑了香港水上人家的歷史和新界農村的地理風貌。「水文之部」中〈沈默之海〉寫西貢牛尾海、〈死水同活水〉寫四大漁村。同一部的〈現代盧亭變形記〉寫大嶼山、〈燈塔與孤島〉寫橫瀾島；「山林之部」中〈蝶化〉寫昆蟲，〈荒野之牛〉寫新界被棄養的耕牛，〈土米盟〉寫種米。上述提及的地方其實一直是香港的一部份，元朗絲苗米的歷史也是香港農業史上光輝的一頁，但〈土米盟〉中說「外地人都覺得香港是金融中心、國際大都會，他們一定想不到香港有七成是鄉郊土地。」[6] 坦白說，連我這個在香港生活那麼多年的香港人，也從沒去過牛尾海和橫瀾島，也沒吃過香港出產的米。
「南澳以南、沙堤以南、橫瀾島以南……」──這是香港報天氣預報時一定會聽到的地理名字。然而，這些地理名字一般只出現在香港人的認知之中，卻沒有被收納在經驗之內。黃可偉重新發現那些認知中出現的，卻一直被都市論述邊緣化，甚至被壓抑的鄉土部份。我稱之為發現鄉土。
說是發現，可能有點誇張，因為黃可偉絕對不是第一個以鄉郊為寫作題材的香港作家，所以他的確不像歌倫布第一個發現新大陸那樣，發現香港的鄉郊。不過無可否認，鄉郊佔香港七成土地，然而發生在這些土地上的經驗長期被邊緣化。為何會如此呢？其中一個原因是鄉郊總被設想成與城市二元對立，前者於空間上遠離喧鬧的文明中心，也因而彷彿遠離歷史。
更宏觀地看，發現鄉土不是一個新題材。1923年前後，鄉土文學靡然成風。師承魯迅的一代年青作家，如潘訓、許傑、許欽文、魯彥、徐玉諾、蹇先艾、彭家煌、臺靜農等，時常以自己的故鄉回憶為基礎，講述鄉土社會的人和事。當這些作家站在城市和站在現代性的角度回望鄉土，「發現」鄉土時，他們共同發現出一個古老、閉塞、野蠻、落後、沈悶的鄉土中國圖景。如胡也的作品〈械鬥〉講兩個村莊的械鬥，魯彥寫兩村在請神過程中的衝突（〈岔路〉），臺靜農的〈燭焰〉寫「沖喜」的婚姻習俗。[7] 袁紅濤說這是一個民俗學視野的鄉土。那黃可偉發現鄉土時，他又以甚麼視野，然後又發現出一個怎樣的鄉土呢？
從《偽雙城繪圖誌》的作品來看，那是一個已然消失，然後被重新發現，田園牧歌式的鄉土。〈死水同活水〉中說：
多數都唔知咩叫漁村，更何況而家青蛙城變咗世界金融中心，大家炒股就叻，同佢地講漁村生活根本就嘥氣，你同佢地講，人哋仲嫌你煩嫌你老土，佢都唔知而家仲學埋咩叫蛙城四大漁村有咩嘢用。唔同舊時，水生仲細讀小學嗰時，全個青蛙城嘅小學生都知道大母、蛙城仔、金魚門、大篩灣係四大漁村，嗰時青蛙城仍然有唔少人出海捉魚，不過都係舊時嘅既事，而家已經過咗四十幾年，咩都唔同晒。
講起蛙城四大漁村，水生冇嫌棄，反而好懷念，如果要佢介紹自己嘅鄉下，佢一定會話大母係自己鄉下，唔似佢細佬陸生，佢唔怕人哋知道佢係漁民出身［……］[8]
同時，〈荒野之牛〉中寫道：
牛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開始被放生，那段時間青蛙城開始大量進口海棠國的廉價農產品，本地出產由於成本不菲，售價也昂，於是在競爭中漸漸被淘汰，只有少數蛙城農夫看準城中日漸中產化的潮流，轉型改習有機耕作，為日益壯大的中產階級提供優質有機產品，挨過殘酷的農業淘汰戰，在青蛙城倖存下來，可是他大部份同業都結束了。
山花下現在是本地唯一的，處在青蛙城中心的自然地帶，在七十年代之前，山花下同時是小型的，出產本地優質絲苗米外銷的農業地帶，當時山花下聚居了不少依靠務農維生的村民，是一個很熱鬧的小村落。現在的人已經不可能再聯想到在青蛙城市中心旁，竟然曾經有一個結合自然生態與人類農村作業的生態社區，可是現在山花下的農業已經差不多消失［……］[9]
現在是金融中心，那時是令人懷念的漁村風情（〈死水同活水〉）；現在是城市，七十年代以前，那是一個「結合自然生態與人類農村作業的生態社區」（〈荒野之牛〉）。其實大部份提及鄉郊風景的作品中，黃可偉表現出來的，往往是一個不為現時大部份香港人所知，但歷史上真實存在過，而現在已然消失的，美好的鄉郊。而且，描述這些鄉郊時，他往往會提及由鄉郊衍生出來的鄉土經驗消失的原因，如〈荒野之牛〉說香港於八十年代農業衰退，〈死水同活水〉涉及四大漁村因為香港填海工程而沒落。所以，黃可偉基本上是從一個後來者，一個城市人的角度，去緬懷已然消失的、歷史中的、甚至是原鄉想像式的鄉郊。至於鄉郊的黑暗習俗，幾乎沒有提及，因而給人一種古老即善、今不如昔的既定形象。
由此可見，黃可偉寫鄉郊時，不是找一個無名仙境，然後來一記天人合一式的自然描述，來證明香港也是有自然風光的。他反而是找那些香港人認知中的地理名字，然後為其注入歷史維度，注入人文經驗，以此來重新發現香港的鄉土經驗。鄉土被發現之同時，鄉土也被創造出某種人文意義，然後正式進入香港本土論述之中。但意義之生成是如何的呢？意義生成後，它又如何進入本土論述呢？我認為當中的關鍵是「懷舊」（nostalgia）。
二．二、懷舊：以記憶抵抗時代
「懷舊」，其字面意思是緬懷過去的美好，而其潛藏的說話是，此刻的現實是有缺憾的，所以人們要用追憶逝水年華之筆調，去尋找那個消失的美好國度。承上文所言，《偽雙城繪圖誌》描述鄉郊風光時，往往是褒揚過去，貶抑現在的。其實不僅是鄉郊描寫部份，即使是城市部份，即作品第四章「城巷之部」，黃可偉筆下的人物也是以懷舊的方式去帶出過去是美好的，現在是殘缺的想法。而且，人物在懷舊之時，他過往的經歷往往與他所處之空間，以及香港歷史變遷，緊密扣連一起。例如「城巷之部」中的〈幽靈城市〉、〈無何有之鄉〉和〈廢蠆（碎片之一）〉都是敘述者以自己熟悉的地方，從現在說回過去，側寫香港變遷的片段。以〈幽靈城市〉為例，文章以「我」小時候上學的觀塘區為中心， 見證香港舊區的變化：
細個係觀塘返學，阿婆又係月華街住，嗰時我成日經過觀塘市中心。記得銀都戲院旁邊有一間四層高嘅中華書局，我窮，冇錢買書，成日走去打書釘。後尾金融風暴一蒞，要執笠，係大減價之後，間書局連埋入面啲書同埋原本嘅員工就真係好似畀風捲過一樣，好快就唔見咗。［……］唔止唔止，唔止一幢工廠冇咗，APM嗰幢幾十層高嘅大廈就好似一把匕首，插親觀塘嘅土地，之後塊地開始發炎流膿，往外腐爛。起先只係地鐵站隔籬，慢慢往觀塘道兩邊漫延，喺工業區起咗一幢幢好似肉瘤嘅新型大廈，點知依一兩年唔止喺工業區爛，仲爛到落市中心。[10]
敘述者「我」說香港市區重建，新建的建築物像肉瘤，土地開始發炎流膿，往外腐爛，新建築物又把舊建築快速推倒，令人情與舊事消失得像幽靈一般：「我係眼睛眨一下同眨另一下之間嘅空隙，見到阿婆、觀塘市中心、其他香港嘅舊風物，仲有獅子山，不過好快佢地就隨住嗰啲水份消失，只怕都係成為咗水氣，變咗幽靈。」[11]
類似的懷舊，幾乎出現在「城巷之部」大部份作品之中，或者說，出現在《偽雙城繪圖誌》整部作品集大部份文章之中。誠然，人文地理學家一般指出，「地方」是經由記憶累積；經由真實而動人的經驗，以及認同感；經由意象、觀念和符號等形塑而成。艾蘭．普蘭特（Alan Pred）在〈結構歷程和地方：地方感和感覺結構的形成過程〉論地方感時認為，「地方」不只是客體，而是主體的客體。[12] 所以我們不難明白為何大部份涉及對一個地方書寫的作品，都以懷舊為其中一條主線。因為地方之所以會被發現，畢竟大都緣自人們與那個空間有某些情感上的連繫，而正正是因為這些情感聯繫，我們會為一個地方注入人文意義。
然而，我們會追問，黃可偉大部份作品都以懷舊為線索，一再描寫逝去的香港風情，他是純然為了懷舊，為了追魂，重塑香港某些歷史片段，還是有其他目的？可能，其中一個目的是作為抵抗時代的手段。
時代，可以是指看起來不可抵抗的時代發展步伐，如填海工程、農業衰落、舊區重建等。這些都是城市化進程中常見的政策和情況，不獨是香港，大部份以發展、經濟增長為論述中心的城市皆是如此。時代步伐下，人和事不可避免地急速轉變，甚至消失，用懷舊把這些消逝之物放置在記憶之中，這可以是一種抵抗。這就是我們常說的那句：記憶，就是一種抵抗。而且，懷舊不僅僅是記住了那些消逝之物，它還讓人們從過去之中汲取溫暖而堅強的人性力量，以此作為對城市文明及其衍生出來的價值觀之反撥。就如〈死水同活水〉中水生覺得：「都係以前嘅社會好。佢身邊好多家長都話咩贏在起跑線，又要教到啲仔女十項全能，等佢地將來可以同人競爭，佢統統都唔信，佢唔望個女大富大貴嫁個有錢人，只想佢一世健康快樂就安心。」[13]
時代，也可以指向香港的政治困局。此書從第一篇文本〈刺點〉開始，其後〈流動宇宙〉、〈逝水〉、〈仙山〉、〈幽靈城市〉等文章，以及在每一部第一頁歌詞下方的人物獨白，或在某些照片下面的文字，皆見到作者如何深受香港政治局勢所觸動。事實上，由香港開始被殖民，到回歸後的沙士、雨傘革命、反修例抗爭運動等，那些標誌著香港政治局勢轉變的重要事件，幾乎一件不漏地出現在作者的照片caption、散文、小說之中。這些事件，都在人物、敘事者、作者的懷舊之中，而當中往往夾帶著許多對過往、當下與未來的香港公共議題的政治批判，包括對中共和香港掌權者的批判。因此，懷舊不僅僅是保留記憶，它也是把記憶作為守護香港這個「家園」，作為抵抗越來越強烈的政治壓迫的手段。〈流動宇宙〉最後一段文字說：
近年香港這個家愈來愈沈淪，今個星期人大會議還會第五次解釋基本法，列明立法會議員宣誓準則，不少人說香港法治已死，香港百年基業毀於一旦。我有不少親戚在1997年之前就已移民外國，離棄香港這間快要倒塌的房子，連我媽也說，1997年後如果局勢動盪，我們不要理他們兩老，快到加拿大投靠舅父。但依戀舊地不是人之常情嗎？我捨不得離開香港。現在香港這所房子有部份已經被人損毀了，但我想，萬物不居，宇宙房子會變，身體房子會變，當然香港這間地圖上的房子也會隨著時間流動，那就讓大家用念力與悟性去維修這間破房子，跟毀壞它的人抗爭，令我們唯一的家園不至灰飛煙滅。[14]
《偽雙城繪圖誌》重新發現香港的鄉土經驗，以人物的懷舊帶出鄉土的人文意義，而在鄉土之上所衍生的記憶，既保存了香港的消逝之物，也彰顯了過去的美好價值。同時，這些記憶也是作為抵抗越發高壓的政治局勢之手段。人物的懷舊讓我們知道，香港曾經有過這樣美好的事物，曾經有過這樣美好的價值，而在上面的人曾經有過這樣的生活。就這樣，鄉土經驗進入了香港的本土論述之中，它讓讀者可以順著來路知道自己的身世，同時讓讀者明白守候家園時要堅守的是甚麼，要面對的抗爭對象又是甚麼。這就是第二重鄉土的意思：吾土吾鄉吾情。
總結：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的鄉土書寫
如果按一般評論的說法，舒巷城代表著戰後香港第一波具有本土意識的鄉土書寫，那從舒巷城開始計起，離今已然六十年了。拿黃可偉和舒巷城去比較，當然是非常不公允的。畢竟時代背景不一樣，作家成長經歷也不一樣，筆力也不一樣。然而，當我撰寫此序時，我一直在想，如果舒巷城那個時候已經面對著鄉土的消失，已經要用記憶作為時代的抵抗，那麼過了六十年後的香港作家，他們再寫鄉土，再談本土意識時，他們在主題上，技法上，思想上，有何創新之處呢？當然，黃可偉或讀此書的其他讀者，可以拒絕鄉土書寫這個標籤，畢竟這只是我個人的看法。不過，我把黃可偉此部作品定為位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的鄉土書寫，既是對他的肯定，因為發現鄉土是香港本土論述重要的一環。同時也是對他的挑戰：過了六十年，他筆下的香港，那些漁村故事，那些新界耕牛故事，回應了歷史的甚麼呢？又引起了甚麼新的討論，衍生出甚麼新的情感結構呢？這對香港文學，對讀者，對黃可偉來說，都是未解答的問題。
註釋
[1] Miller J. Hillis, Topographies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3–4.
[2] 趙稀方：〈香港文學本土性的實現：從《蝦球傳》、《窮巷》到《太陽落山了》〉［筆者按：趙稀方寫《太陽落山了》應為筆誤，應是《太陽下山了》］，《世界華文文學論壇》第 2 期（1998）： 9。
[3] 誠如學者陳建忠所言，舒巷城的漁村生活書寫頗具鄉土氣息，但他也有不少以城、巷為題材的作品，後者並非既有的「鄉土文學」概念可以概括，因此陳建忠以地誌及本土等概念來切入討論舒巷城的鄉土書寫。請參見〈冷戰迷霧中的「鄉土」：論舒巷城 1950、60 年代的地誌書寫與本土意識〉，《政大中文學報》第22期（2014）：161–2註3。
[4] 蔡益懷：〈吾土吾鄉：舒巷城早期小說中的本土情結〉，《作家》第 13 期（2001年10月）：135。
[5] 岑學敏：〈城市、土地與文學──2000年代香港華語語系詩的實踐〉，《中外文學》第47卷第2期（2018）：95。
[6] 黃可偉：《偽雙城繪圖誌》（香港：蜂鳥，2021），252。
[7] 袁紅濤：〈發現故鄉：論現代鄉土小說的「民俗」視野〉，《海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28卷第3期（2010年6月）：82。
[8] 黃可偉：《偽雙城繪圖誌》，94。
[9] 黃可偉：《偽雙城繪圖誌》，182。
[10] 黃可偉：《偽雙城繪圖誌》，278–9。
[11] 黃可偉：《偽雙城繪圖誌》，283。
[12] 普蘭特：〈結構歷程和地方：地方感和感覺結構的形成過程〉，收入夏鑄九、王志弘編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台北：明文，1994），86–95。
[13] 黃可偉：《偽雙城繪圖誌》，95–6。
[14] 黃可偉：《偽雙城繪圖誌》，5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