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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懂怎樣評論──讀李智良《房間》的一點感想

書評

我不懂怎樣評論──讀李智良《房間》的一點感想

真不知道如何去談《房間》。

初版時我還在讀大學,只知道它得了書獎和雙年獎,然後在書店打書釘分許多次看了,只依稀記得感到有點沉重。直到今年再版,朋友竟送了那難求的藍綠色[1]雙頭人初版給我。

距離2008出版已經九年,我想作者的樽頸已經過去。這幾天在夜裡一字一句慢慢讀著,文字交織著兩種聲音──抗爭和沉默,聲音細弱同時強大。

讀《房間》讓我認出了很多真實的東西:「正常世界」的標籤界定,對日常生活的焦慮……這些文字像深不可測的能量,把我內心深處的黑洞無限放大,令我反照出潛藏自身的恐懼。像一向儲在內心的東西被突然攫住,讀後有種不停蔓延的怖慄。

關於《房間》的評論不少,但我不知怎樣評論它。某程度上我無法把它當一個對象解讀,因為這個房間也在我裡面。感覺到的比能寫下的要多很多,我只懂拉雜地談談關於正常、生病和生活的一點感想。

 

劃一條黑白的線

讀完《房間》無法安全脫身。它有太多關於「正常」意識形態怎樣對異己者進行宰制。

任何人為的定義都不是簡單劃線,而是一個政治過程,但是標籤把一切粗暴劃開。它建構了一套強調「正常」的標準,總是不自覺地以「正常人」視角,有形無形地與患特定疾病的人互動。在這種意識型態下以「悲劇、慈善、醫療」模式[2]交替啟動,從而袪除社會不安,穩定既存的權力結構,這是一種集體暴力。而所謂正常人只是躲在語言和建制背後,努力維持可被接受的行為模式,或以融合之名把異己者隔離,輕易忘記了作為一個「人」的實際生活處境。

放開精神病的醫學定義[3],這種異己的界定邏輯進一步構成了「人」的孤立,造成「沒有人要寫信給精神病患」的被壓迫處境。

不同時代的黑白,總夾雜著灰。而《房間》正是努力跨越常態政治的排擠,在沒有混沌沒有曖昧沒有灰色的白色「正常」世界倒進一些黑。

 

看病還是看人

嘗試抽離一點看「病」。

病不只是關於疾病的經歷,更是關於疾病如何改變一個人生活的經歷。對「病人」負責與對「疾病」負責是不同的,所以對疾病的想像亦應不同。當探討疾病經驗,就涉及採取觀點的位置。醫療模式只是眾多的解讀面向之一,從歷史、文化、哲學等角度切入都可以[4]。但是主流社會用最規矩的路線去除病者經驗部分,令病者在建構疾病的「事實」和「真實」上往往被系統地消音,這是很落伍的觀念。

李智良回溯十多年的服藥生活,反思了「精神病」如何被醫療化(medicalization),向醫療霸權發出認真的提問。

醫院是一個運轉良好的機器,當一個又一個生命化約成一條治療方程式,「你好嗎」只是巡房附加的公式問句,因為「你」不是他們所關心的重點。如Michel Foucault所言,身體被五花八門地切割:外科、內科、病理科、眼科、耳鼻喉科…把你變成一個「醫療身體」。「你必得服膺程序。你的身體髮膚、你私情欲望,衍生一組數據、給載入表格、標籤存檔、複印備份,構成病歷檔案」;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過程中,人球一樣來回各區醫院;住院開始,一連串公式化的問題把病與人劃上等號,病全然定義人,甚至主宰人,就像導尿管硬插進靈魂。妥協/認命是可供選擇,為了痊癒甚至甘願破產。但是這個專業彷佛沒有極限,根本沒有其他話語可以抗衡。

我想起〈伊凡伊里奇之死〉的幾句:

他不會死,他只不過生點病而已;只要安安靜靜地延醫吃藥,結果就會萬事大吉。不過他知道,不管他們怎麼辦,實際上都毫無結果,只會受更多的罪,吃更多的苦。

 

你好嗎?是Google也解答不了的

《房間》敏銳地掌握了時代的特質,展現了當個人生命節奏被資本體系掌控的焦慮,似是來回探問「到底怎麼了」。

當「細碎的渣屑構成生活」:「長期而持續」的覆診程序;「跑很多地方,花很多錢,吃很多種藥」,中西醫多管齊下;有時醫生會充耳不聞,「被轉介、分流、切割…」不斷被消耗…但時間似乎凍結了。於是,「無從盤算,沒有下個目標」,這是你「活該如此」的「失敗人生狀態」。

但是生病的人也要生活。在漫長的等待和治療中,生活意義已經在流失中形成:「散步,躺在床上讓時間填空,進而被社會邊緣化」。多重身份在拉鋸,下意識忖度著自己的異樣,然後只能背著「一個認同的包袱」,承認自己是徹頭徹尾的一個失敗者。

故有時當被問及「你好嗎」或者「忙緊咩」,真的會「費盡唇舌也解釋不了」,這種「離線生活」甚至「落入內疚的位置」。冷暖自知時,「把內裡歷著的一切藏好」。但在每一次藏中,「我會因此變成另一個人,一個我所不熟悉的人,我會無法認出自己,他的髮膚模樣、站立的姿勢與我何其相像。」最後,「藏」變成了對自己最尖銳的凝視。

 

付出多大努力才能撐開一個房間

《房間》的節奏有種膨脹欲裂的感覺,書中以重複語句、空白停頓呈現出喃喃自語,欲言又止的狀態。在他的文字徘徊時,我久久不能自已,像沒完沒了地咀嚼生命,甚至覺得有種接近見證的重量。

西蘇(Hélène Cixous)說生命書寫是在創作中自我展演,表達真實情緒,讓創作的目的回歸創作主體的完成。書中的李智良像被文字抓住,狠狠剝除身體的難言性質,把這種模糊投向語言的可知/未知,再化成紙本書的形式和重量,尋找一種完成。

可是,若把這書視為單純的自剖書寫,便忽略了其價值。書腰開宗明義寫著:「關於『精神病患』政治、慾望或壓抑」。但書中主要講精神病的其實只有幾篇。它最重要的地方是以一種強而有力的形式令我們進入一個看的位置,在李智良眼中反身去看這個世界,難怪《房間》的英譯是a room without myself。

《房間》寫失去自主權的歷程及對現存秩序的思考,將精神醫學的主體取消,以自己的生活世界為主體,反過來指明醫學取消了病者經驗和文化社會的論述,是一種錯置與越位。

在這脈絡下,《房間》並非單純地重現事實(fact)的歷程,而是對於真實(reality)意義的再建構。所以宏觀來說它不只是個人情感再現,更重要的是搶回了發言權(不是代言權)。縱使明知「敞開私人領域的痛苦是危險的。」但他更拒絕成為他人所想的,選擇讓作品自行發聲,在畸形的世界中撐開一個房間。

 

「三面環海,四處是牆」的城是/不是一個沒有牆的世界

這座城市如此嚴密、叫人發瘋同時應允自由,它三面環海但四處是牆,沒人能嗅覺海風,它的喧囂穿過人的皮膚,把人的生活連根翻不起卻不著痕跡,它把一切掩蓋,教人沒一刻安靜沉靜,蒙難而沒有傷痕可鑑。

叫我動容的是我在《房間》看到一個很完整的、活生生的人。初版後記李智良道:「我沒有經歷過什麼,不過是敏感和脆弱。」或者被經歷的生命,永遠比任何解釋所能顯露的複雜得更多,但是複雜並不是永遠成謎的牌板,它反而指向了唯一的方向:正視。

再版序中,他說:

我相信發生在許多「精神病患」身上的災難,原本可以避免。我們需要的是一個人與人之間能寬容共存,不以競爭、考核來區別人,不以經濟價值或生產力為絕對價值,不同能力的人都能以適合自己的方式,平等參與的社會,只有在這樣的社會中,「精神疾病」才會得到真正的治癒。這個社會顯然還未出現,因為我們就是這個社會。

如果我們依然扁平地構想身處的世界,然後將弱勢議題去脈絡化乃至去政治化,把處境歸咎於疾病這太簡單的衝突論,忽略了當中的意識形態,最後不費吹灰之力就否定/隔開各種經驗,然後得出一句最暴力的「殘而不廢」,顯然就是把原來的牆越建越高罷了。

書寫是一個敞開同時遮蔽的過程,但它永遠負擔使命──指向被遮蔽的存在,因此每種書寫都是行動。去年盧勁馳的評論集《在熾烈的日光下我所誤讀的一切》,像細膩又犀利的日記;前年張馨儀的《殘疾資歷》由一本書進化成一個社團(殘疾資歷生活館)。他們打破各自的高牆,由個體展開集體論述,將不同的聲音組成一個整體。

我希望這些經驗連接,溝通、顛覆、甚至衝擊這個到處是牆的社會,進一步拓開對於生存的想像。於是我鄭重地抄下了這段文字:「愈來愈相信,如果這個世界欠缺了什麼,又氾濫了另外的什麼,那是因為我們做過什麼,沒做過什麼。」

 

* 文章圖片來源,鳴謝照片持有人授權轉載。

 

注釋:

[1] 查了查資料,這種顏色準確點的名稱是綠松色,亦名土耳其藍。有說這色有鎮定心靈和安撫情緒之用,更曾被精神病院用作牆壁的顏色。我想這個封面顏色應是刻意挑選的,像作者的一則statement。

[2] Disability studies 中認為社會通常以這幾種模式對待身心障礙者。最主要的當然是醫療模式。

[3] 生理疾病是真實的,因為是以實際觀察為根據,但心理疾病是一個迷思,因為無法被客觀地觀察。Thomas S. Szasz. The myth of mental illness,1961

[4] 《房間》從醫學、社會學角度提供大量註解,延伸/補充了正文,彷彿告訴讀者醫學知識並非難以親近。西西的《哀悼乳房》也多角度展現出癌症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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