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香港的本土意識興起，大約從2007、2008年起，「本土」這個字在不同的論述層面經常出現。友儕文人在這幾年間也會在問，香港本土意識在政治和社會學研究上，已經幾經轉變，未知在小說創作上有可影響？雖然文學並非社會或政治的反映，但也非封閉而與外部世界割絕的。然而，若要談及香港小說中是否有「本土」轉向，那必然是從小說創作內部去找答案的。
一、「後」的末路
在九十年代末、二千年代初，香港小說創作中有很強烈的「後設」趨勢。不是說在此前沒有後設小說就小說創作的反省和詰問，但是在香港過渡期到回歸這期間，出現大量後設小說，這現象不只是個別作者以後設小說這形式思考創作問題這麼簡單。在過渡期間，香港因着主權轉移，產生出林林總總的歷史論述、歷史小故事和回應香港殖民歷史的創作，整個文化群體萌生了對香港身世追尋的慾望，其中各個權力在論述上角力。不論是歷史大論述還是文學創作，我們都能看見追求「宏大」的慾望，若然歷史不是從宋朝說起，至少也是跨度百年，好像不這樣就不夠真實。香港小說作家們不只是面對「宏大」的作品──如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她名叫蝴蝶》（1993）、《遍山洋紫荊》（1995）和《寂寞雲園》（1997）──也要面對「真實」的進逼。於是乎，較自覺的作者就以後設小說這形式來反照尋找「真實」的虛妄與徒勞。其中的表表者，首數董啟章。他早期的短篇作品如〈永盛街興衰史〉就是探尋回溯歷史之難，並點出歷史中的創作成份。後來的《地圖集》（1997）更是虛虛實實，以假亂真，以揭示出追尋一個地方身世時所涉及的權力和虛構的操作。
九七過後，董啟章固然延續後設的思考，不過其思考就再沒有與面對九七時那種對歷史、真實、權力和虛構的詰問，反而轉入思考創作者與被寫者、創作與閱讀的倫理關係，像在《天工開物．栩栩如真》（2005）和《時間繁史．啞瓷之光》（2007）中般，在克制創作者的影響力與任由創作力馳騁之間擺盪。董啟章與同代人在九七前後的後設創作，也影響着下一代人的寫作路向。在回歸後十年裡，我們都可以看到不少年青一輩的作家試以後設的形式，思考創作和人生的問題。袁兆昌（未完成的）「熊系列」中的《拋棄熊》（2006）和《修理熊》（2007）中就以後設來處理成長和愛情；可洛的短篇集《繪逃師》（2005）的末路感，可與當年城市中的鬱悶對照；至於黃洋達的《道非傳》（2004）則以後設結合武俠，思考誰掌控工作和創作的問題。在這些例子中，我們都看見主體性的消溶（這本是後設這形式的意識型態），而其中最為極端的，肯定是袁兆昌和黃敏華的後設對寫《情感不良》（2005）。
說《情感不良》是最為極端，既因為小說的混亂感，創作者在層層的虛構中迷失自己，也因為這小說介乎完成與未完成之間，或可說，這小說其實是未完成的但作者們不知如何收結便硬說成是完成。作者無法把小說寫下去，反證後設這形式於當時香港不合之處︰「香港」這個能指在層層的虛構中，真的變成了飄浮的意符，意義旁雜得失去意義，後設至核心中發現其空洞無物，無以為繼。
同一時間，另一更強大的創作勢頭，就是以書寫回應殖民處境和思考「後殖民」。關於這方面的創作，隨便舉例都有十數種︰像西西的《飛氈》（1996）、陳慧的《拾香紀》（1998）、董啟章的《地圖集》（1997）和《V城繁勝錄》（1998）、黃碧雲的《烈女圖》（1999）、《無愛紀》（2001）和《後殖民誌》（2003）、鍾玲玲的《玫瑰念珠》（1997）、鍾曉陽的《遺恨傳奇》（1996）、辛其氏的《紅格子酒舖》（1994）、崑南的《天堂舞哉足下》（2001）、也斯的《記憶的城市．虛構的城市》（1993）和《狂城亂馬》（1996）等等。香港的「後殖民」創作，早在殖民地歷史還沒有完結時已經開始。「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香港就已經進入了「後」殖民時期，市民紛紛要思考去或留、效忠於誰的問題，也紛紛要對自我身份的詰問作出回應︰在成為中國人和英國人的選擇下，成為香港人就變成是強調其「不正統」和「不中不西」，在論述上於是出現了邊緣和混雜的說法，以解構中英各自所代表的中心和正統。
在這個追溯中，鄺國惠一直被遺忘。鄺團惠於1995年憑《普洱茶》獲得「第一屆天地長篇小說創作獎」亞軍，小說於1997年出版。這小說同樣是思考香港的殖民身份和後殖民處境──即追索主體自身的過去與思索對九七後未知未來的不安與焦慮。這小說比一般的香港「後殖民」小說的邊緣更邊緣，原因在於鄺國惠把小說的場境設定在台灣，從台灣這個對岸的地理距離來觀照香港的處境，這種迂迴的處理，雖然得獎了，但並沒有得到文學評論家的青睞，在香港後殖民的討論中缺席。「普洱茶」這個意象也是使其不入主流論述︰原因並不在普洱茶與父親結連所述及的温情，這種温情在《拾香紀》也是處處可見的，原因可能在於調制普洱的茶壼所表代的層層調和，這種「邊緣的邊緣」和「融合」在那時實在是難得論者歡心。
十年後，鄺國惠交出更有野心亦更成熟的長篇《消失了樹》（2007），這次的慘淡則見證着「後殖民」討論的退潮。鄺國惠在這長篇中，以魔幻的手法寫不同角色在回歸前後的種種，通篇超現實，魔幻而離奇，但處處與現實有所對應︰回歸前見證角色如何回應國族身份、去或留或既去且留的問題；回歸後就是面對如何北上，該不該北上，南北融合的問題。這樣的文本，本該是後殖民論述的寵兒，但《消失了樹》在評論界中缺席，驗證着香港小說討論後殖民不再，焦點轉移了。在後殖民的討論退潮後，評論界一直也找不到第二個理論角度來切入討論近年香港小說， 而近日興起的「本土」熱，或許可以提供一個視角來進入分析近年香港小說。
二、從內轉向外
當後設的虛構之虛構之虛構走到盡頭，當讀者已經了解小說創作並非現實的反映後，後設就變成了常規，小說之虛構性也不再是隱秘，都已經揭開來。同時，由於外部世界政治環境的轉變，作家也不得不回應這個轉變，於是乎我們看到從後設的「內」走到公共性的「外」這個轉向。
鄧正健在文章〈你當鄉巴佬抑或世界主義者？〉裡問︰「文學既是個人率性而為的最後淨土，只是當主流世界也充斥着個性表演，文學又怎能獨善其身？」[1]這是一條關乎文學與世界關係的問題。而結語更是豪情壯語︰「我只對世界負責，對文學負責，在文學社群裡，愈多鄉巴佬，文學便愈沒有希望。縱容鄉巴佬自我沉溺，才算不負責任。」他指在提出，文學要離開鄉巴佬的自我沉溺／自戀，有走向公共之勢。後來，董啟章就在《字花》內撰文回應鄧正健之說，題目幾乎已經說明一切︰〈文學不是一個人的事，文學是所有人的事〉[2]；及後他與陳炳釗的對談繼續這話題，談劇場與文學的公共性。[3]
然而，這個話題並未止於討論文學公共性上。2009年稍後，香港文學圈就泛起一場「香港是否需要文學館？」的討論。這不單把文學放到公共社會中，更要把文學放到政治／政策議程上。本文在此並不是要疏理那年的討論與轉向，這需要另文處理，而是點出，近年在文學界內部，的確有從內到外的轉向，不論是因形式實驗走到盡頭使然，還是社會政治氛圍使然。
談到小說創作與公共性的問題，在新世代作家中首先想到的，當然是李維怡。雖然她從不以文學人自居，然而確確實實的在2000年以〈那些夏天裡我們的蛹〉奪得台灣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中篇首獎，後來分別在香港出版了《行路難》（2009）和在台灣出版了《沉香》（2011）。我曾指出，李維怡的短篇集《行路難》中的作品可分為三類︰成長小說、社會書寫和寓言。[4]從李維怡的社會書寫，我們看出香港小說創作中向外的轉向。在這類小說中，主角往往是社會上的邊緣人，我稱他們為「受傷的主體」︰有些人在生理上是傷殘的，而更多是受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所排擠的人，例如〈紅花婆婆〉中的紅花婆婆，她在不該出現的空間中（圖書館）出現，以致管理的人要把她排拒出去。主角的身體就這樣暴露在管理的權力下，個體難以與權力抗衡，最後受到權力的暴力傷害，成為「受傷的主體」。
然而李維怡不是沒有為「受傷的主體」提供出路，她的出路很實在，也是她個人不斷在文學創作以外經營的︰建立有共同感的共同體。〈聲聲慢〉這小說旨在探討社區共同體可能性。人處於共同社會情境下，也不一定就會產生共同感的，共同感是從「情」出發，是一份認同。若然角色沒有對「受傷的主體」產生「情」，產生認同，共同體是不會出現的。是以，讀者不難發現李維怡小說中的「情」，她就是以小說調動讀者的感情，使讀者對小說中的「受傷的主體」產生認同感，進而對現實中的「受傷的主體」產生認同。小說的虛構成為李維怡「抒情」的媒介，邀請讀者進入現實的共同體中。
同走寫實路線的，還有唐睿。他的得獎作品《Footnotes》（2007）同樣是社區書寫。小說是主角童年時在鑽石山徙置區的故事。唐睿以虛構把消失了的社區空間和網絡召喚來，他的寫法讓人想起香港五、六十年代的社區書寫，最經典的莫過於舒巷城的《太陽下山了》和侶倫的《窮巷》。不論是《太陽下的街》、《窮巷》，還是唐睿《Footnotes》，人情味很濃，生活質感都很強烈。同時，在《Footnotes》出版之際，剛好是社會上大談集體回憶、文化保育和空間權力等問題之時，這個時間上的巧合使這小說更受注目。其時，有論者以集體回憶之類的框框去看待這小說；然而，若從本文「從內到外」的框架去看，這小說更有標示的意義︰從後設轉到寫實，上接五、六十年代的社區書寫。
雖說李維怡和唐睿是「從內到外」的作家，但他們不是單純的跳過後設這個形式了事。我們不難發現，他們創作中也是滿有後設的痕跡。李維怡小說集中第三類小說，可以看成是寓言，也可以讀成後設小說。小說中總有從群體中分別出來的獨行動物，彷彿創作者在社會中一般，充滿了自況意味。〈花〉中的未為其他同類送行，見證着暴力與死亡，代表着小說的記念功能；〈鵝們〉中瘦鵝的歌聲成為被壓迫的文化記憶。至於唐睿的《Footnotes》，整本小說是放置在後設的框架下。小說後段的敘事者變了一位精神科醫生，負責治療及輔導病人的心理，而第一章和第二章的故事，是病人向醫生敘說的回憶。這就說明了創作者的位置︰社區書寫是被社會定義為病人之口而出的，那些煙沒的小故事，注定要以病徵來回歸。有評論說唐睿的處理是割裂的，一方是温情的社區文化，一方是精神病患暴烈的故事。然而，他動用後設的技巧，恰恰反照了香港當時的情緒︰温情與暴烈並置之斷裂──一方是談集體回憶的懷舊，一方是以推土機毀壞回憶的強力，彷彿就是整個城市的精神病。
三、第二次現代化
在社會對本土認同的急劇轉變中，作家的作品不免也要再思本土身份的問題。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始，香港文學經過了難民文學的年代，可以走和想要走的文人都已經離開，剩下的，不論喜歡與否，都要與香港這個空間憂戚與共，不得不思考認同的問題。在此，最能代表本土認同的經典當然是西西的《我城》。《我城》不單是提出了「城籍」這個在「國籍」以外的認同點，「我城」這個詞本身也慢慢進入主流社會，不時成為香港人指稱香港這城市時的代號。西西提出「我城」後，香港的文化身份認同就不只是囿於北方的中國大陸和對岸的台灣，而她輕鬆而樂觀的語調，也撇除了南來文人對這個資本主義城市的文人式厭惡，能以更正面的態度去擁抱這個城市，並說出這個城市就是我的地方。
然而，在過渡期至回歸（甚至是回歸後幾年）間，香港人又再次陷入漂泊和身份認同不穩的歲月，越臨近九七，對中國身份認同的討論越趨熱烈，學界和社會都需要回應，到底香港人與中國是甚麼關係？文學界自然也生產出很多思考身份歸屬的小說。這勢頭一直維持到回歸後十年。如上所述，這種反思歸屬和對身份焦慮的書寫，大概到了鄺國惠的《消失了樹》就悠然而止。回歸後十年，無論香港人願意與否，他們都必須回應中國國族主義對香港人的召喚；現在已經不是中英港三方或中英雙方混雜之間的選擇，而是必須直面你被稱為中國人這個事實。在政治經濟上的爆發點，當然是反高鐵事件。高鐵於此不單是又一單全球資本主義對本土的入侵，同時也是國族主義對本土的召喚──香港要成為全國鐵路網絡中的一站。反高鐵事件因此可以看作是思考香港身份認同問題另一新階段︰在此，本土身份認同受到兩邊的進逼，一方是全球資本主義對本土的消磨，一方是國族與本土的拉鋸。
於此，有論者提出香港進入第二次現代化。若第一次現代化（七十年代）是經濟上進入資本主義體系和各項民生的改善，那麼第二次現代化就是要回應國族對本土的召喚。可洛的《鯨魚之城》（2009）可成為我們思考和對比兩次現代化的文本。可洛在小說開宗明義的說小說是承襲自西西的《我城》。西西寫《我城》時，香港並未被稱為福地，反而充滿各種社會問題，香港電台製作的「獅子山下」系列就有所反映。然而，西西卻以樂觀的筆調，描寫甚有盼望的「美麗新世界」，其中更滲出烏托邦式的美好想像。三十年後，當前的社會同樣問題滿滿，可洛同樣一反同代人悲觀而黑暗的寫作風格，取道經典而塑造這代人的樂觀視野。不論是西西還是可洛，他們的樂觀並非對現世問題視而不見。我在別處指出，他們在小說中展示社會問題的方式，正正看出兩次現代化之分別︰西西想像建立社群意識走出社會困局，而可洛則直面政府這個類國家機器來完善社會。[5]於此，我們可以側面看出兩本小說中本土的意涵，也看出兩者之現代性的不同︰西西的城籍所隱含的是社群意識，而可洛想像的本土則是活在政府這個機器下的公民群體。
直面此狀況的，還有董啟章的《物種源始．貝貝重生之學習年代》（2010）。這小說是他「自然史」計劃第三部曲的上半部，故事圍繞一群年青人十二次說書會的紀錄，並這群年青人思索「後」學習年代的故事。小說不論在情節和人物構造上，均有參考保衛天星皇后碼頭運動的人和事。如此直面社會事件的小說，在董啟章的創作生涯中甚為少見。當然，這小說並非對事件的紀錄，與是透過事件與讀書會中的書本，思索人與社會各個範疇的關係，思考人該如何活在世上。我曾以董啟章在小說中提出的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兩個概念──默想生活 （vita contemplativa）和行動生活（vita active）──來概括這小說。若說《地圖集》和《V城繁勝錄》等小說是把香港作為後殖民城市來思考，那麼《學習年代》中的默想和行動，正正對應着香港第二次現代化，也見證着董啟章自身與城市變化後互動的轉化。[6]小說中的思考資源，例如梭羅的《湖濱散記》和《公民抗命》和鄂蘭的《人類的境況》，不是以城籍與否來定義人與城市──即本土──的關係，而是以思考和行動來直面城市中的政治，以各種書寫建立一個智性與感性並重的共同體來肯定城市中人的主體意識。如此，董啟章的本土，既不是西西的社群想像，也不是可洛的公民想像，而是知識份子的共同體。
四、鬼魅之城中的自由與親密（或壓迫與疏離）
可洛和董啟章的創作，為我城提供了極具能量的前進想像，其中雖有阻力與難題，但還是能暗暗讀到當中烏托邦的氣息。然而，在香港這幾十年現代化的進程、中斷相間中，一直有現代主義式反現代化的小說創作，這類書寫把城市高度符號化，其中探討現代性的問題，例如私人與公共的分界，例如自由、壓迫與反抗。此中創作，近年最為注目的首數韓麗珠和謝曉虹。韓麗珠第一本小說集《輸水管森林》（1998），已把城市描述成如迷宮般的人體內臟，又如往復循環的現代規訓機制，把人困在巨大的機器中，私人領域往往隨意的被公共權力入侵，無論其主題和筆調，往往都叫人想起卡夫卡的作品。謝曉虹的《好黑》（2003）所呈現的暴力與韓麗珠的既相像又不像，她們都把人與人的親切關係推至互相殘害的地步，而謝曉虹的小說好像要比韓麗珠的更嗜血，卻又同樣冷靜。這種既暴力又冷靜的機制，與現代城市中的冷酷可作對照。洛楓則沒有她們的冷靜，在《炭燒的城》（2011）把暴力和忿怒往深處推，寫出城市中狂躁而不幸的人，切切實實的殺人與血，呈現出不同的暴力美學。
陳志華的短篇集《失蹤的象》（2008）則不走以暴易暴的路線，反是尋找空隙出走。故事中的角色往往活在工作的壓抑中，他們離開並沒有事先開揚，而是在他們離開後才為人悄悄發現，人輕輕的離開，並非浪漫，而是見證着個體在全球都市中的渺少。葉愛蓮的《腹稿》（2007）和《男人與狗》（2008）中的「離開」並不是肉身離開城市，而是在消費中暫緩城市的壓迫，在性愛中重建人與人的親密。然而不論是出離城市，還是在城市內製造喘息的空間，那種對現代城市的反抗不過是暫時的。李智良的《房間》（2008）正正道出這點︰現代資本主義的權力機制是內化到身體內部的，所有的感官也都受其影響。就算你要離開香港，像《房間》中的「我」到台灣去，還是脫不開全球資本主義城市的結構，總會發現，不論在台灣，還是香港，個體的感覺結構早已被全球資本主義所命定，難以掙脫。至於更新一代的作家紅眼，他的《紙烏鴉》（2010）中的主體性則更弱，不少角色都是被現代社會閹割的人，一片一片被資本主義社會所蠶食和同化。
在香港這個全球資本主義社會中，人除了不斷入侵和同化外，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是極為疏離的，人變成城市中的原子粒。上文提述，韓麗珠和謝曉虹把這種人與人之間的疏離化成冷靜的暴力。而雨希則反其道，從親密探求對抗疏離的可能。她兩本短篇小說集《穿高跟鞋的大象》（2009）和《隱物︰The Untold Lie》（2011），主角不是少女就是女人。而不論主角遇上何種性別，在探求親密的過程中，都出現「卡住了」的情況。那種必定要找到親密的慾望，竟很無奈地反照出個體在現代社會中的孤獨。就像短篇〈微塵城市〉，主角陳微和其他角色都被拋入命運世界，難以與其他人建立親密關係，只可以獨自一人上路。這條路雨希命名為「命運」。然而，若放回現代主義疏離的傳統看，這其實是現代社會帶來人與人之間難以親密的隔閡。
韓麗珠近年兩部長篇，也是要處理人與人親密的可能和人與社會離合的關係。《縫身》（2010）中的異化世界描寫人與人靠縫合來連繫，讀者可以把這解讀為感情，也可以解讀為社會契約，端在乎你如何看待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而她最近出版的《離心帶》（2013），描述飄蕩症這個想像的症狀。一如她之前的小說，自創症狀既帶有正面意義，也帶有負面意義，兩者互相蘊含，使其更加曖昧。本來「飛離」在文學中有自由的意義，但在《離心帶》中卻帶有與社會割離的不安；有些角色渴望脫軌，但後來卻發現脫軌不過是常態的一種。如此來往返復，探求現代社會中自由的可能。然而，在韓麗珠想像的鬼魅之城中，人的自由，人的親密，都注定異化為反攻主體自身的缺憾和暴力，主體或會敝見逃離日常的航線，但要真正出航，機會似乎微乎其微。
五、未完成的結尾
本文試從外部社會的政治轉折和文學內部形式探索的轉移，探討後設和後殖民之後的小說創作的息微，看看作家們在這後如何回應本土意識的轉變。在此，本土並非單有國族上的意義，本土也是對應全球的。當全球都以資本主義作為其運作模式時，本土的創作必會與這種經濟模式碰撞，而這種經濟模式並非只是一個無型的體系，而是會依附在國和族的修辭身上。容我附庸風雅，引用當紅的日本政治哲學家柄谷行人的說法，資本、民族和國家是現代社會三個環環相扣的圓環，對他來說，單獨回應一方，另外兩方必須會同時來襲。在回看近年的小說發展，知他所言非假，不論是李維怡和唐睿筆下的街區書寫，還是董啟章和可洛回應本土意識的共同體書寫，還是一眾年青作家就公共與私人、自由與壓迫、親密與疏離的書寫，都會滲出資本、民族和國家的影子。然而，文學家非政治學家，不是為社會提供出路和答案，而是為社會提供另類的美學和文化的想像，讓我們可以有另一副眼睛看世界。而我相信，這種另類的創造，並不會在2013年而止。再者，近日社會中對本土熾熱的討論，可以想像，香港文學中的本土性必然繼續會是文學評論中重要的議題，而資本、民族和國家也必然會在作家筆下，有意與無意間，滲進小說內部裡去。
注釋
[1] 鄧正健︰〈你當鄉巴佬抑或世界主義者？〉，載於《明報．世紀版》（2009年2月6日）。
[2] 董啟章︰〈文學不是一個人的事，文學是所有人的事〉，《字花》第18期（2009年2-3月）。
[3] 董啟章、陳炳釗（潘詩韻整理）︰〈社會議題與創作－陳炳釗與董啟章對談〉，載於http://onandon.org.hk/newsletter/?p=174。
[4] 譚以諾︰〈温情的悲觀︰《行路難》的善良與困局〉，載於《文匯報．讀書人》（2010年10月4日）。
[5] 譚以諾︰〈美麗新世界與將來的城︰並讀《我城》和《鯨魚之城》〉，《文學評論》第7期（2010年4月），頁43-48。
[6] 譚以諾︰〈思考與行動︰還未完結的「學習年代」〉，載於《文匯報．讀書人》（2010年9月6日）。
* 原文刊於《香港文學》第347期（2013年1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