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不知道如何去談《房間》。
初版時我還在讀大學，只知道它得了書獎和雙年獎，然後在書店打書釘分許多次看了，只依稀記得感到有點沉重。直到今年再版，朋友竟送了那難求的藍綠色[1]雙頭人初版給我。
距離2008出版已經九年，我想作者的樽頸已經過去。這幾天在夜裡一字一句慢慢讀著，文字交織著兩種聲音──抗爭和沉默，聲音細弱同時強大。
讀《房間》讓我認出了很多真實的東西：「正常世界」的標籤界定，對日常生活的焦慮……這些文字像深不可測的能量，把我內心深處的黑洞無限放大，令我反照出潛藏自身的恐懼。像一向儲在內心的東西被突然攫住，讀後有種不停蔓延的怖慄。
關於《房間》的評論不少，但我不知怎樣評論它。某程度上我無法把它當一個對象解讀，因為這個房間也在我裡面。感覺到的比能寫下的要多很多，我只懂拉雜地談談關於正常、生病和生活的一點感想。
劃一條黑白的線
讀完《房間》無法安全脫身。它有太多關於「正常」意識形態怎樣對異己者進行宰制。
任何人為的定義都不是簡單劃線，而是一個政治過程，但是標籤把一切粗暴劃開。它建構了一套強調「正常」的標準，總是不自覺地以「正常人」視角，有形無形地與患特定疾病的人互動。在這種意識型態下以「悲劇、慈善、醫療」模式[2]交替啟動，從而袪除社會不安，穩定既存的權力結構，這是一種集體暴力。而所謂正常人只是躲在語言和建制背後，努力維持可被接受的行為模式，或以融合之名把異己者隔離，輕易忘記了作為一個「人」的實際生活處境。
放開精神病的醫學定義[3]，這種異己的界定邏輯進一步構成了「人」的孤立，造成「沒有人要寫信給精神病患」的被壓迫處境。
不同時代的黑白，總夾雜著灰。而《房間》正是努力跨越常態政治的排擠，在沒有混沌沒有曖昧沒有灰色的白色「正常」世界倒進一些黑。
看病還是看人
嘗試抽離一點看「病」。
病不只是關於疾病的經歷，更是關於疾病如何改變一個人生活的經歷。對「病人」負責與對「疾病」負責是不同的，所以對疾病的想像亦應不同。當探討疾病經驗，就涉及採取觀點的位置。醫療模式只是眾多的解讀面向之一，從歷史、文化、哲學等角度切入都可以[4]。但是主流社會用最規矩的路線去除病者經驗部分，令病者在建構疾病的「事實」和「真實」上往往被系統地消音，這是很落伍的觀念。
李智良回溯十多年的服藥生活，反思了「精神病」如何被醫療化（medicalization），向醫療霸權發出認真的提問。
醫院是一個運轉良好的機器，當一個又一個生命化約成一條治療方程式，「你好嗎」只是巡房附加的公式問句，因為「你」不是他們所關心的重點。如Michel Foucault所言，身體被五花八門地切割：外科、內科、病理科、眼科、耳鼻喉科…把你變成一個「醫療身體」。「你必得服膺程序。你的身體髮膚、你私情欲望，衍生一組數據、給載入表格、標籤存檔、複印備份，構成病歷檔案」；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過程中，人球一樣來回各區醫院；住院開始，一連串公式化的問題把病與人劃上等號，病全然定義人，甚至主宰人，就像導尿管硬插進靈魂。妥協／認命是可供選擇，為了痊癒甚至甘願破產。但是這個專業彷佛沒有極限，根本沒有其他話語可以抗衡。
我想起〈伊凡伊里奇之死〉的幾句：
他不會死，他只不過生點病而已；只要安安靜靜地延醫吃藥，結果就會萬事大吉。不過他知道，不管他們怎麼辦，實際上都毫無結果，只會受更多的罪，吃更多的苦。
你好嗎？是Google也解答不了的
《房間》敏銳地掌握了時代的特質，展現了當個人生命節奏被資本體系掌控的焦慮，似是來回探問「到底怎麼了」。
當「細碎的渣屑構成生活」：「長期而持續」的覆診程序；「跑很多地方，花很多錢，吃很多種藥」，中西醫多管齊下；有時醫生會充耳不聞，「被轉介、分流、切割…」不斷被消耗…但時間似乎凍結了。於是，「無從盤算，沒有下個目標」，這是你「活該如此」的「失敗人生狀態」。
但是生病的人也要生活。在漫長的等待和治療中，生活意義已經在流失中形成：「散步，躺在床上讓時間填空，進而被社會邊緣化」。多重身份在拉鋸，下意識忖度著自己的異樣，然後只能背著「一個認同的包袱」，承認自己是徹頭徹尾的一個失敗者。
故有時當被問及「你好嗎」或者「忙緊咩」，真的會「費盡唇舌也解釋不了」，這種「離線生活」甚至「落入內疚的位置」。冷暖自知時，「把內裡歷著的一切藏好」。但在每一次藏中，「我會因此變成另一個人，一個我所不熟悉的人，我會無法認出自己，他的髮膚模樣、站立的姿勢與我何其相像。」最後，「藏」變成了對自己最尖銳的凝視。
付出多大努力才能撐開一個房間
《房間》的節奏有種膨脹欲裂的感覺，書中以重複語句、空白停頓呈現出喃喃自語，欲言又止的狀態。在他的文字徘徊時，我久久不能自已，像沒完沒了地咀嚼生命，甚至覺得有種接近見證的重量。
西蘇（Hélène Cixous）說生命書寫是在創作中自我展演，表達真實情緒，讓創作的目的回歸創作主體的完成。書中的李智良像被文字抓住，狠狠剝除身體的難言性質，把這種模糊投向語言的可知／未知，再化成紙本書的形式和重量，尋找一種完成。
可是，若把這書視為單純的自剖書寫，便忽略了其價值。書腰開宗明義寫著：「關於『精神病患』政治、慾望或壓抑」。但書中主要講精神病的其實只有幾篇。它最重要的地方是以一種強而有力的形式令我們進入一個看的位置，在李智良眼中反身去看這個世界，難怪《房間》的英譯是a room without myself。
《房間》寫失去自主權的歷程及對現存秩序的思考，將精神醫學的主體取消，以自己的生活世界為主體，反過來指明醫學取消了病者經驗和文化社會的論述，是一種錯置與越位。
在這脈絡下，《房間》並非單純地重現事實（fact）的歷程，而是對於真實（reality）意義的再建構。所以宏觀來說它不只是個人情感再現，更重要的是搶回了發言權（不是代言權）。縱使明知「敞開私人領域的痛苦是危險的。」但他更拒絕成為他人所想的，選擇讓作品自行發聲，在畸形的世界中撐開一個房間。
「三面環海，四處是牆」的城是／不是一個沒有牆的世界
這座城市如此嚴密、叫人發瘋同時應允自由，它三面環海但四處是牆，沒人能嗅覺海風，它的喧囂穿過人的皮膚，把人的生活連根翻不起卻不著痕跡，它把一切掩蓋，教人沒一刻安靜沉靜，蒙難而沒有傷痕可鑑。
叫我動容的是我在《房間》看到一個很完整的、活生生的人。初版後記李智良道：「我沒有經歷過什麼，不過是敏感和脆弱。」或者被經歷的生命，永遠比任何解釋所能顯露的複雜得更多，但是複雜並不是永遠成謎的牌板，它反而指向了唯一的方向：正視。
再版序中，他說：
我相信發生在許多「精神病患」身上的災難，原本可以避免。我們需要的是一個人與人之間能寬容共存，不以競爭、考核來區別人，不以經濟價值或生產力為絕對價值，不同能力的人都能以適合自己的方式，平等參與的社會，只有在這樣的社會中，「精神疾病」才會得到真正的治癒。這個社會顯然還未出現，因為我們就是這個社會。
如果我們依然扁平地構想身處的世界，然後將弱勢議題去脈絡化乃至去政治化，把處境歸咎於疾病這太簡單的衝突論，忽略了當中的意識形態，最後不費吹灰之力就否定／隔開各種經驗，然後得出一句最暴力的「殘而不廢」，顯然就是把原來的牆越建越高罷了。
書寫是一個敞開同時遮蔽的過程，但它永遠負擔使命──指向被遮蔽的存在，因此每種書寫都是行動。去年盧勁馳的評論集《在熾烈的日光下我所誤讀的一切》，像細膩又犀利的日記；前年張馨儀的《殘疾資歷》由一本書進化成一個社團（殘疾資歷生活館）。他們打破各自的高牆，由個體展開集體論述，將不同的聲音組成一個整體。
我希望這些經驗連接，溝通、顛覆、甚至衝擊這個到處是牆的社會，進一步拓開對於生存的想像。於是我鄭重地抄下了這段文字：「愈來愈相信，如果這個世界欠缺了什麼，又氾濫了另外的什麼，那是因為我們做過什麼，沒做過什麼。」
注釋：
[1] 查了查資料，這種顏色準確點的名稱是綠松色，亦名土耳其藍。有說這色有鎮定心靈和安撫情緒之用，更曾被精神病院用作牆壁的顏色。我想這個封面顏色應是刻意挑選的，像作者的一則statement。
[2] Disability studies 中認為社會通常以這幾種模式對待身心障礙者。最主要的當然是醫療模式。
[3] 生理疾病是真實的，因為是以實際觀察為根據，但心理疾病是一個迷思，因為無法被客觀地觀察。Thomas S. Szasz. The myth of mental illness,1961
[4] 《房間》從醫學、社會學角度提供大量註解，延伸／補充了正文，彷彿告訴讀者醫學知識並非難以親近。西西的《哀悼乳房》也多角度展現出癌症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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