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圖片為西作的身中5矛的Digit，由作者提供。
本文原為〈猿猴能說話嗎？：西西的另類動物書寫〉，刊於《「牠」者再定義──人與動物關係的轉變》（三聯，2018）。標題為編輯擬定。
本文初稿〈西西《猿猴志》與香港動物書寫〉曾在2015年「戰後馬華、台灣、香港文學場域的形成與變遷」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發表，感謝許文榮教授及與會者不吝指正。
《猿猴志》2011年出版，一向低調不願出席頒獎禮的西西接受同年香港書展的邀請，擔任年度作家。書展期間總有記者問她，為甚麼寫這本書。她在翌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的簡體版《猿猴志》前言裡補充說：
我在做熊的時候，了解到北極熊、月熊的生態危機，想到這主要是人的禍害。然後我讀書、看紀錄片，發覺我們對猿猴的認識甚少，誤解極多，而猿猴跟人類同屬靈長類，其中猿類的基因跟人類最接近，我們彼此是近親。……我只是想澄清一些誤解，想大家珍重生靈。
澄清誤解，為「一直受歧視的生命說話」，其實是一個站在猿猴角度的除魅與糾錯過程。書中我們隨處可見這種糾錯的例子：電影《極度驚慌》裡的猴子來自南美洲，並非非洲，兩地猴子的特徵不一樣（頁18）；「豢養過蜂猴的人說牠們喜歡讓人抓癢，喜歡得伸開雙臂，作飛翔狀。」其實「蜂猴是靈長目中唯一有毒的生物，毒液就在胳窩，牠用舌去舐，然後把毒液塗在手臂上，當牠張大雙臂，其實在抗議。」（頁25）「猴子和人一樣，外貌不合主流觀瞻，加上行徑出奇，往往受歧視」（頁34），馬達加斯加的土著認為樣貌醜陋的指猴會帶來厄運，於是見了就追殺，幾乎滅族。可是西西指出指猴很大方，自己建造的巢穴給大家用，只要擠得下，多少來客都歡迎。村上春樹《夜之蜘蛛猴》寫夜間一隻蜘蛛猴來訪的故事，西西說：「有趣，只不過蜘蛛猴並不是夜行動物。」（頁62）流行文化把猿猴妖魔化，商業電影把人猿拍成害人的巨獸，對人類生命與文明造成威脅，「不單大猩猩被妖魔化，連荒島上的土著也成為可怕的怪物。文明人不能久居。怪獸、異域之類既能吸引人的好奇，但同時是威脅。到這妖魔被帶到文明的城市，如果不受人類約束，成為入侵者，就是射殺。」（頁67）[1] 美國偵探小說類型祖師愛倫．坡（Edgar Allan Poe）的《莫格街的兇殺案》寫一對母女被殺，手法殘暴，兇手原來是紅毛猩猩。西西解釋，紅毛猩猩力氣是人的五倍，當然能殺人，可是這種孔武有力的巨猿是素食者，絕少發生傷人事件，「只有人類為捕獵小紅毛猩猩販賣殺死紅毛猩猩媽媽的事件。紅毛猩猩真要殺人，不必用剃刀。小說兩三次指出紅毛猩猩『性情凶殘』，這是很大的誤解。」（頁51–52）
在糾錯之中，我們常常讀到西西對猿猴自然流露的喜愛。她談到大狐猴雖是晝行動物，可是活動很少，很少下地，喜歡長間守在樹上，「人們不易見到牠，可是常常聽到牠的叫聲，尤其在清晨，此起彼應，聲音嘹亮，傳達兩里之外，令人動容。」（頁33）這種全身黑色、夾雜白色的條紋和斑塊的動物，擅於彈跳、飛躍。「跳躍時，在影片所見，好看極了，牠們伸直手腳，一去十多米，像魚雷。」（頁32–33）這種純粹的欣賞與讚嘆，西西大概可以一直寫下去。
《猿猴志》夾雜大量的科學知識，致力除魅糾錯，然而，它並非通俗意義上介紹猿猴的科普讀物。通俗意義上的科普讀物以提倡科學精神、倡導科學思想、傳播科學知識為已任，背後是對中立客觀的科學知識的信仰，最終目的，恐怕還是希望透過科學改善人的生活，着眼點還是人類。[2] 此書的目的遠不止於此，它無寧更接近Peter Broks在 Understanding Popular Science裡對科普知識所作的討論：那是意義競逐的場域，背後牽涉權力與話語權的爭奪。[3]《猿猴志》要照見的，正是人類在猿猴身上所進行的種種意義的構築，權力的行使。西西總是要催迫着我們去面對那不舒服的真相。
它也不單純是爭取動物權益之作。若只為爭取動物權益，為了讓主題集中，許多「題外話」都得刪去。《猿猴志》卻沒有定位為這樣一部著作，它「為那些在人類發展上受歧視的生命說話，希望讓更多人了解猿猴，尊重生命，珍惜自然環境」[4] 的目的，乃在豐富的學識、廣泛的閱讀對談中自然流露。唯其如此，我們才能讀到許多與猿猴有關，又不只有關猿猴的精彩內容。譬如〈西方猿猴的形象〉裡，何福仁為我們介紹了長年生活在印度的英國作家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的《森林書》（The Jungle Book）。故事寫一個由母狼養大的男孩，書裡有各種印度森林的動物，這些動物有些是朋友，有些是敵人，猴子卻是歹角，與印度尊崇猴子的文化相左。西西認為吉卜林雖在印度長大，卻沒有進入印度人的視角，並且引述奈波爾（V. S. Naipaul）的意見，指出吉卜林作品裡充滿殖民色彩與種族歧視（頁54）。
這種猿猴與殖民想像連成一氣的文學作品比比皆是，何福仁舉的另一例子是聖路西亞的諾貝爾獎得主沃爾科特（Derek Walcott）的劇作《猴山夢》（Dream on Monkey Mountain and Other Plays）。劇中並沒有出現真正的猿猴，猿猴是對劇中黑人的貶稱，被收監的主角，與主角同一大牢的兩個偷竊慣匪都被喚作猴子或猩猩，監獄就像動物園，警衛長送飯像餵飼猿猴，中間主角經歷疑幻似真的越獄、上山、被奉為神的情節，最後被其中一個慣犯質疑：「你如今更像一隻人猿、一個傀儡。」（頁58）這一則反映西印度群島以至非洲各地後殖民時期的政治寓言，一如許多西方殖民及後殖民時期作品，猿猴總與非洲、黑人的命運糾結在一起，往往象徵野蠻、落後、邪惡。
文學畢竟是西西與何福仁的專長與志業，因此，〈西方猿猴形象〉與〈中國猿猴的故事〉兩篇對談佔了全書的四分之一篇幅，共54頁。文學、神話傳說、電影、繪畫等無所不談，那是一段猿猴與人類交會的歷史，其中大部分是誤解、歧視、欺壓，偶爾也有和平友好的交往。
西西近年的作品常常給既有秩序帶來「困擾」，比如說文類，或圖書分類。從《哀悼乳房》開始，她的創作早就拋開文類的束縛，用豐盈廣博的知識抒寫故事，到最近的《喬治亞房子》、《縫熊志》、《猿猴志》，都引來不少疑問，甚至質疑。她在廣西師範大學 2012年出版的簡體版《猿猴志》前言裡直截了當的表明：「創作可以用文字，用繪畫，有時可以用毛海，用布匹。有人以為作家的作品只應該是文字之外，還是文字，這是一種獄卒思維。」還好她不囿於這種獄卒思維，我們才可以讀到這樣博聞有趣的作品。
注釋
[1] 有關流行文化再現動物的討論，可參考David Ingram, Green Screen: Environmentalism and Hollywood Cinema (Exeter: University of Exeter Press, 2000); Randy Malamud, “Animals on Film: The Ethics of the Human Gaze.” Spring 83 (2010): 1–26; 以及Margo DeMello, “Animals in Literature and Film,” Animals and Society: An Introduction to Human-Animal Studi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325–348.
[2] 這種對普及科學的通俗理解，以香港教育城對科普的定義為代表：「『科普』就是通過各種方式，例如文藝、新聞、美術、電影、電視，將科學的技術、知識、思想和方法等，廣泛地傳播到社會的各個階層，以提高人們對科學的認識，進而改善人類的生活。」裡面提到中國科普作家范良智的看法，也非常典型：「科普，是老老實實的學問。它的責任是普及科學技術知識，普及科學精神和科學觀念，普及科學思想和方法。」〈科普閱讀專題網〉，香港教育城，2015年7月15日瀏覽，http://www.hkedcity.net/article/special/popscience/ScienceGeneral_01.phtml。
[3] Peter Broks, Understanding Popular Science (Maidenhead: McGraw-Hill Professional Publishing, 2006)，尤其第一章。
[4] 林欣誼：〈拍猴寫猴縫猴 西西就愛簡單〉，《中國時報》2011年7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