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抗爭為題的詩在香港詩作裡並不罕見。李心若〈工人老金〉（1932）、巴度〈賣報的孩子〉（1933）、何浧江〈在某機器鋸木廠裡〉（1940）、何達〈簽名〉（1958）、崑南〈旗向〉（1963）。[1]然而許多詩作在內容和技巧上無都無法取得平衡，即使少數做到文質兼備，還是囿於時代識見。在七十代至八十年代初，有幾首詩展現了非常強烈的反抗社會意識，無論是技巧和思想俱達到極難得的高度。那便是癌石〈警察〉（1971）、淮遠〈沒有體育精神的人〉（1975）、蕪露〈受不了〉（1982）。[2] 這三首詩構成了香港詩歌於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處理抗爭題材的高峰。〈警察〉描寫了詩人以核彈摧毀香港殖民政制，代表了香港詩在社會抗爭裡，最暴力激進的想像，是香港詩歌有史以來最具無政府主義思想的詩作。〈沒有體育精神的人〉代表的是香港詩人對資本主義經濟最敏銳的覺悟，在生產資本被壟斷的狀況下，人民只會處於重重剝削之下，永無翻身之日，自以為辛勤上進，卻不過是抱薪救火，自投羅網。〈警察〉裡的癌石是誓要同歸於盡的「烈士」，〈沒有體育精神的人〉是從體制中逃逸的「英雄」。〈受不了〉寫的是社會基層的大罷工，代表了香港詩人意圖連結社會基層改變社會的盼望。
蕪露，本名阮志雄，據其自述，蕪露即「無佬」，亦即「無政府主義佬」。阮氏後以「雄仔叔叔」發表作品，繼續投入各種抗爭運動，恰如「癌石」被「顏石」棄而不用，「蕪露」一名亦被棄而不用。〈受不了〉收於詩集《夜站》，當中〈雪怡，把眼睛借給他們〉、〈開學典禮〉、〈監考〉俱為佳作。〈受不了〉則是蕪露最重要的詩作。
〈受不了〉
藍天實在受不了
終有一天它會
放逐自己
讓烟煤來塗抹我們的窗口大地也受不了
終有一天
它會遠遠遁去
讓大廈釘死在地產商的契約上海洋和河流實在受不了
終有一天
它們會把自己哭掉
生命停滯不前道路也受不了
終有一天
它再不通向那裡
讓汽車空自兜圈子空氣實在受不了
終有一天
它會窒息而死
讓黏貼的高樓佔據空間雀鳥也受不了
終有一天
它會翅膀交還上帝
讓航空公司掌管飛行手實在受不了
終有一天
它會拒絕起床
讓打卡鐘自己在吵嚷眼睛也受不了
終有一天
它們會變成新的星球
讓灰色的都市自己規矩下去學生實在受不了
終有一天
全世界的孩子一起在課室睡去
讓老師和黑板去說唯一的道理建屋的也受不了
終有一天
他們會離開棚架
讓業主行使他們的物業權市民實在受不了
終有一天
他們會再回到街道和廣場
讓電視為自己鼓掌小職員也受不了
終有一天
他們會隨着窗外的雲飄去
讓上司的威嚴掛在熄掉的雪茄上是的 詩人也受不了
終有一天
他會發瘋
一筆把這世界擦掉八二年六月香港
首先值得留意之處於每段的第三、四句。他們可謂展示了作者詩藝的底蘊。以首段的「藍天」為例，蕪露說：「終有一天它會／放逐自己」，這是為全詩奠下基調，表明了詩歌之後所描寫的人事萬物，悉以「放逐自己」來回應社會的壓迫。而這種自我放逐的共通結局，就在於令社會自食惡果。蕪露的詩藝就體現在各種離奇的報復反噬。譬如藍天的報復就是「讓烟煤來塗抹我們的窗口」，或者是「空氣」自我放逐，當空氣自己也「窒息而死」，社會就只剩下「黏貼的高樓」。「黏貼」一詞正能表現出人們因為沒有空氣更沒有風，大汗淋漓，衣衫因而「黏貼」着皮膚那種拖泥帶水的不適。其次，蕪露在詩中展現了如何靈活巧妙地將各種
意象指向政治抗爭的手法。大地、海洋、河流、空氣，皆是客觀中性，沒有意志的大自然一環，而它們又是人類生存不可或缺之物。海洋為生物提供食物，亦可以帶來海嘯。空氣乃生物賴以生存的關鍵，當流動的空氣成為颱風卻又可以造成死傷無數。而蕪露就專取它們造成毀傷的一面。這就是代表當上層社會對民眾的壓迫，去到天理難容，無法忍受的階段，就連中性客觀的自然也會支持民眾，拒絕承認現行的社會制度。土地、技術、工具不應屬於任何人，而是不同世代的人長期累積、探索得來。[3]既然商家透過買賣土地的制度剝削民眾，那就「讓大厦釘在地產商的契約上」。因為就連大地也看不過眼，「遠遠遁去」，讓大厦無地可依，推翻土地私有制。再如「手」、「眼睛」本來都只是人體的其中一樣器官。腦袋理性地對自己說，你不可能、你沒能力反抗整個社會體制。但「手」和「眼睛」在長期的勞役工作下終於也受不了。手就要「拒絕起床」，讓代表上層階級權力和薪酬制度的「打卡鐘」自己嚷吧，現在手就要罷工。因為所有的「眼睛」都不再留戀舊有的社會了，「它們會變成新的星球」，建立新的社會制度。「讓灰色的都市自己規矩下去」，灰色代表沒有希望，而規矩在這裡是化名詞為動詞。意思就讓這個前景黯淡的都市自己去守上層社會壓搾基層的規矩吧，民眾現在就要投身去建立更合理的規矩。
當一切自然和器官悉皆拒絕承認現有的體制，百川滙海，詩歌乃進而刻劃不同工作階層的人全部自我放逐。這是香港詩歌未曾刻劃過的全體罷工罷課抗爭。當學生再無法忍受教育體制的要求，「全世界的孩子一起在課室睡去」，學生放棄辯駁，但亦拒絕接受擺佈，遂以沉睡罷學，「讓老師和黑板去說唯一的道理」。當「建屋的」工人，無法忍受剝削，卻又無法向資方爭取權益，他們惟有「離開棚架」。既然物業不是工人的，工人就罷工離開，「讓業主行使他們的物業權」。至於「小職員」，他們受盡上司苛責，所謂「隨着窗外的雲飄去」可以是辭職也可以是罷工。管你「上司的威嚴」，你就自個抽你自己的「雪茄」抽到「熄掉」抽到天荒地老，反正我們這些僱員和你這上司再無瓜葛。學生、工人、小職，罷課罷工，「汽車空自兜圈子」、「打卡鐘自己在吵嚷」，社會陷入癱瘓，上層社會用以管轄民眾的法則就被擱置，只有「灰色的都市自己規矩下去」。最後，所有「市民」也投身這場龐大的社會運動，他們「回到街道和廣場」，就連代表輿論的「電視」也為這場抗爭「鼓掌」歡呼。整個社會就以停擺向上層社會與統治階層爭取公義。
當然這首詩亦有其不足之處。全詩共十三段，每段四句，共五十二句，可謂結構井然。作者先述大自然對人類社會的「受不了」，再寫人類器官對社會的「受不了」，繼而轉入不同行業對社會的「受不了」，最後以詩人的「受不了」作結。從結構而言，這種極其工整的詩句，可謂斧鑿。遍述各種自然物件，然後到各種職業。而每段的第一句必定以「受不了」作結。另外。每段當中第二句又十居其九是「終有一天」，每段的第三句是各種「自我放逐」，每段的第四句是寫社會如何自食其果，其推進可謂意料之內，有欠靈動，是一種非常老實，甚至過於老實的寫法。蕪露對上述問題亦頗有自覺。因此每段的首句的結尾並非完全一致，有時是「實在受不了」，有時就是「也受不了」，嘗試在相同中帶出些微變化，但畢竟只屬小修小補，大段已定。這種結構亦在朗誦上局限了全詩的發揮。因為推進在意料之內，朗誦起上來，易令人有老調重彈之感。
＊ ＊ ＊ ＊ ＊
〈警察〉、〈沒有體育精神的人〉、〈受不了〉三首詩皆屬激進前衞的抗爭詩作，但當中亦有程度之分。〈警察〉一詩表現了渴望摧毀一切體制的強烈意志，其無政府主義思想最為前衞激進。詩人癌石，無論語言、思想、立場，俱將新詩推至極限，未必後無來者，卻九成九是前無古人。讀者可自行參看舊文。於此，我只想提出一個新論點，在社會抗爭過程中是否要動用到癌石這種級數的武力抗爭，當然需要斟酌。但如同政權發展核子軍力，卻罕有運用。因為核震懾力本身就足以發揮強大的作用。因此，當抗爭的光譜連想像最激進的運動也不敢，一切不過是空談，只能將希望寄託於壓迫者的人性和良知。而〈警察〉，就正正能填滿香港詩歌這大塊空白。〈警察〉一詩的重要性，亦可作如是觀。
〈沒有體育精神的人〉則從資本主義對所有個體的剝削出發，以魔幻的敘事口吻，寫出作者超脫體制的渴望。當所有人都沉迷於鬥快從頂樓跳到地面的自殺遊戲，淮遠就從高速墮下當中突然頓悟過來，用外套勾住釘子，然後翻身爬回樓宇。當大家還在下墮，他就「步入電梯／在G字上輕輕按了一下」。從遊戲中退出就代表了他要從體制中逃遁，拒絕承認整個資本主義體制。所有人付出生命血汗，卻只有資本家得到絕大部份的利益。即使人們如何努力，「即使我／一馬當先降落到終點／勝利的也不會是我／勝利將只屬於主辦人」。另外，在朗誦層面而言，〈警察〉比〈沒有體育精神的人〉相對更適合朗誦。〈沒有體育精神的人〉情節魔幻緊湊，但全詩共九十行，要一口氣朗讀完畢，也實在不是易事。另外其語言相對散文化，但詩人玩世不恭的個性，在詩中刻劃細緻，由是補救了不足。
此詩所表現的，是一個玩世不恭的抗爭者。他不打算破壞體制，也沒打算拯救其他人，更確切地說，所有人都無法拯救已經在高速墮下的人。只有每個自己才能拯救自己。這可以說是一種相對保守的立場，保持自我，才能從社會壓迫中捱過來。說這首詩是一場抗爭行動，它更像是革命之前，詩人對群眾的演說。只是這場演說是用一個魔幻的故事言傳。〈沒有體育精神的人〉的重要性，就在於以淮遠獨有的魔幻口吻，突破了散文化瑣碎蕪雜的成見，並且，清楚點出香港社會經濟結構的絕望。他不是說一件事，一次罷工，因為整首詩就是一個龐大的隱喻，人們爭先恐後，鬥快跳樓仆街，尚且以為聰明絕頂好撚醒，是少有讀來痛快淋漓的詩作。
從〈受不了〉觀之，蕪露算是立場溫和的無政府主義者。他處於癌石和淮遠之間。蕪露只是說「終有一天」，那就是說，那「終有一天」其實尚未來臨。艾蒂安．德．拉．波埃西（Étienne de La Boétie，1530–1563）著有《自願為奴》（Discours de la Servitude volontaire）：「其實我們根本無須去跟這個單獨的暴君搏鬥，也不用扳倒他。只要國家人民對他的奴役感到不滿，他就會擊敗自己。不需要剝奪暴君任何東西，只要停止任何對他的供給即可」。上述引文可算是〈受不了〉最佳的註腳。他只是渴望大家都不要再向暴君（資本主義社會）供給。他不着眼於暴力抗爭，他着眼的是人民以互助的方式，將體制勞役擱置。無政府主義者，克魯泡特金（Peter Kropotkin）著有《互助論》（Mutual Aid），他指出：「凡是把個體間的競爭，縮減到最少限度，使互助的實踐得到最大發展的動物的種，必定是最昌盛、最能不斷進步的。」當學生、工人、市民、甚至大自然的萬事萬物都投身進這場浩大的罷工罷課，蕪露深信香港就能蛻變成一個全新的社會。
可以說，〈受不了〉的重要性就在詩人首次在香港詩歌史展示了一場全民參與、互相聲援幫助的抗爭運動。蕪露的立場不及癌石激進，語言亦不及癌石和淮遠，但他與群眾的距離最近。癌石在結尾謂自己「成了英雄烈士」，淮遠亦在詩末表示「是的／我的確是一個勝利者」，而且兩首詩的群眾都不佔有重要位置，他們不是對作者漠不關心，就是向詩人施虐。只有蕪露詩歌裡的群眾是在詩裡和詩人共同抗爭，甚至乎，「詩人」只是在最後一節才出現。詩人在這裡並不是一呼百應的英雄。他也是群眾的一份子，他也是同樣受不了社會壓迫的其中一人。而且在眾多抗爭者中，他甚至不是第一個起來抗爭。在這首詩裡，群眾才是真正的主角。
事實上，三首詩都是建基想像。癌石沒有用核彈殺警、淮遠沒有跳樓，蕪露也無法號召出一場全港性的罷學罷工。明明是想像，卻能達到前人所無法抵達的高度。正因為三人的想像都貫注了他們的理想，由是乃能展現其語言氣性，一味追求現實寫實反而才是真正的死路。他們代表的是香港詩歌另一個傳統，或者說，這是一個重視想像、語言、個性的傳統。無關乎街道城市，無關乎眼前景物、更無關乎北角碼頭、新蒲崗、盆菜、奶茶這些眼前可見之實物、集體回憶、身份認同，而是詩人，你，心目中的理想世界。
假如將這三首詩放進更大的背景去審視，放進整個香港殖民政府的管治去討論，我們更能看出這三首詩的重要性。羅永生在〈邁向具主體性的本土性〉指出，「歐洲的現代性」
是由一場漫長的政治和社會變遷發展出來的，這種變遷打破了封建秩序，建立起現代國家的新體制和國家以外的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在精神層面上，從掙脫宗教神權的主導，建立起思想自由，個性獨立為特徵的現代文化，為現代公民意識和公民文化奠下基礎。這種現代性文化，同時推動了在技術、經濟層面上的現代化。也可以說，歐洲的現代化與它的現代性文化，是並行地互相促進的。
而香港歷經多年的殖民統治，就只能發展出「殖民現代性」。二者「根本不同之處在於殖民社會裡的經濟現代化和技術現代化，都是出自殖民權力的需要，由殖民統治的需要出發而發展起來的。相對地，精神文化上的現代性發展，卻受到殖民權力的制約，與殖民權力支配下的現代化往往並不互相協調。」這種狀況謂之「脫期的（或遲來的）現代性」（belated modeernity) 。
在這個基礎之上，我們再參看呂大樂《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書中一章為〈矮化的公民概念：生活秩序與民間公共文化〉。[4]文章以「清潔香港」和「撲滅暴力罪行」這兩場大型社會動員為例，指出港英社會的本土意識和形態，常常與這類由上而下推動的社會運動有關。七十年代，政府透過成立公屋發展互委會去動員民眾。但在民政司的沒有對外刊印的文件中卻明確指出：「而有一種感覺是到那些公屋去成立互委會，很可能會適得其反，成為令人尷尬的因素，而不是一種資產。所以，雖然假如有一群居民接觸民政事務處時，他們應得到一般情況下的支持，但民政事務署及分區委員會實不應主動在那些公屋發展互委會。」[5] 這類「不徹底的社會動員」與及「矮化的社區參與」，就是「殖民政府所期望的，是市民提高市民的責任感之後，不會有進一步的政治要求」。呂大樂的說法正正可以作為羅永生所言「脫期的現代性」的例證。
現在我們回過頭來再看癌石〈警察〉、淮遠〈沒有體育精神的人〉、蕪露〈受不了〉。這三首詩對於香港大幅落後精神的現代性，亦即是脆弱的公民社會，可謂對症下藥。這種本土性代表的是行動精神，涵蓋了最激進和相對保守的立場。而且更代表公民社會渴望改變整個體制的決心。我們不妨將三首當成一幅連環圖。癌石憑空而出，代表着詩人路見不平的義憤，他不打算說服群眾。他更看重的是一個人在體制裡應有的尊嚴。他點出了一切群眾抗爭都必需有不惜玉石俱焚的決心。稍晚而出的淮遠，他開始以相對理性的態度去看待體制和個人之間的嚴重不平。就像革命尚未臨到前，他為香港社會點出了體制的根本惡意。但在詩裡，淮遠尚未顯示出，連結群眾的念頭。蕪露最晚出，在癌石和淮遠的基礎上，他真正點出群眾互助的重要性。「終有一天」，改變始終會到來。整個社會集體行動的日子始終會來。蕪露的〈受不了〉就代表了公民社會的抗爭需要忍耐和長久預備的決心。全體罷工罷課，只是一個開端，最後抗爭運會變成〈警察〉：暴力抗爭，還是〈沒有體育精神的人〉：只有少數人得救，還是另外一首全新的詩？這也許就不是這三首詩的義務和責任了。
羅永生在《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中討論了英國殖民者如何借助華人士紳，「間接管治」香港，而他在〈殖民主義：一個迷失的視野〉亦謂：「所以香港的殖民主義和封建文化可說是異源同體的紐結，也是香港奴性文化的深層結構。奴才體制就是香港殖民體制的實質，奴性文化在一個百年來無大變動的殖民權力體制下被庇護。」[6]更重要的是，英國殖民體制在回歸之後，只是國族主義取代。中共政權並無意實現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原則。而「平穩過渡」、「功能組別」，就是將奴才體制暗渡陳倉，主子換了，高級奴才換了，但管治理念卻沒有動搖，甚至變本加厲。因此若說他們的詩歌擊中其時代，其實亦同時擊中我們的時代。七、八十年代，香港是殖民地，受制於英人和高等華人，今天的香港在經濟和政治制度上，則受制於內地和另一批高等華人。結合上述的歷史分析與香港詩歌的發展，癌石、淮遠、蕪露，可以說就是香港詩歌的社會抗爭運動高峰。他們的抗爭和想像，就是詩藝和個性的展現，亦是民氣之所在。
注釋
[1] 1934年，張弓：〈都會特寫〉已經有大量英文入詩，亦以抗爭為題，比〈旗向〉1963年，早接近三十年。
[2] 〈警察〉、〈沒有體育精神的人〉，筆者皆曾撰文論述，故本文不再細讀，只作對比發揮。可參閱〈超越時代的詩作──讀癌石：〈警察〉〉、〈70年代最好的香港詩人：癌石〉 、〈香港人最鍾意睇人PK：讀《跳虱》〉。
[3] 見Peter Kropotkin: “All things are for all…. But nobody has the right to seize a single one of these machines and say, ‘This is mine; if you want to use it you must pay me a tax on each of your products….’” (The Conquest of Bread)
[4] 此篇為呂大樂與呂青湖合寫。
[5] HKRS 6845-82: “Secretariat for Home Affairs, 12th June 1973
[6] 魯迅在〈再談香港〉有類似的講法：「香港雖只一島，卻活畫着中國許多地方現在和將來的小照：中央幾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頌德的「高等華人」和一夥作倀的奴氣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能耐的死在洋場上，耐不住的逃入深山中，苗瑤是我們的前輩。」